军旅文学是以军旅生活为题材，创作面对矛盾、与时俱进的能力、魄力和敏感性，是军旅文学作品的文学品格的重要保证。

这种能力、魄力和敏感性的弱化，必然也会导致文学性的弱化。

当代军旅文学现在应该是第四次浪潮。虽然不尽科学，但沿用刘白羽同志的提法，新中国50余年的军旅文学历程大致分为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1955年前后，一些描写战争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曲波的《林海雪原》等。这个时期的作品都是真实而激动人心的，军旅作家都是战争亲历者，他们需要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对人民战争胜利的感动，对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当时社会情绪比较高亢，很多人急于了解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共鸣。另外，当时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长篇小说动辄发行百万册。

1959年前后达到了第二次浪潮，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涌现出了吴强的《红日》、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德英的《苦菜花》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前17年的军旅文学应该是以这两次浪潮为标高，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第三次浪潮是1985年前后，可以说是“文革”结束后刘白羽、魏巍、王愿坚、白桦、徐怀中等和李存葆、周大新、朱秀海、朱苏进、钱钢、乔良等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同时作战。在革命历史题材这条战线上，有老作家王愿坚的《足迹》等，更典型的是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莫言写战争。

当代战争这个领域，1979年开始的南疆重要军事行动虽然打得短，但有李存葆写“南线”的《高山下的花环》等。

写和平军营这块儿的，有朱苏进的《射天狼》、《第三只眼》等。

两代作家三条战线的这种格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萎缩。老一代军旅作家开始淡出，毕竟他们年事已高。“南线”也迅速萎缩，只有和平军营这条战线继续繁荣。

到19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政治语境淡化，商业语境强化，文学失重，军旅文学更是失重。开始有“躲避崇高”的提法，一些军旅作家找不着北。刘白羽生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那时出现过一夜之间几十上百个作家去前线采访的现象。从那以后，军队也不办这么大规模的笔会了，也有个成本的问题。

经过五六年的沉默、磨合和摸索，1995年到2005年达到了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有一批稳定的军旅作家和一批质量比较高的作品，作品大多改编成了电视剧。其中，有朱苏进的《醉太平》和朱秀海的《穿越死亡》等，《穿越死亡》是最有分量的写“南线”的总结之作。

再往后，有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等。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等人的热情投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等军旅题材的佳作。这种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是难得一见的。

邓一光是地方作家中最早开始写军旅题材的，他比较早地塑造了军中“硬汉”和“悍将”的形象。石钟山(石钟山博客,石钟山新闻,石钟山说吧)的“父亲进城”系列明显受到邓一光的影响。在邓一光的影响下，出现了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柳建伟《突出重围》、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和都梁的《亮剑》等。

任何时代都呼唤和期盼英雄，上世纪90年代初，商业文化滚滚而来，大家不知所措，唯钱是举、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变得非常现实，世俗乃至庸俗。于是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人们需要向上的精神。人不能光是好玩儿，否则他自己都受不了。

都梁作品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他也是军人家庭出身。其情感依据来自商场。商场沉浮、尔虞我诈使他更加怀念过去年代的义薄云天、侠肝义胆和不计功利得失，更加怀念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他写出来的军人比起17年中军旅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加夸张更加理想。比如，他笔下的李云龙好像除了骂骂咧咧就没话说。李云龙为了救自己的妻子不惜发动一场十多个旅、团参加的战役，这其实可以说是违法乱纪，但观众就是喜欢。《历史的天空》里，梁大牙成为领导干部后还是会犯错误，不像过去塑造的英雄那样高、大、全。这些主人公更加血肉丰满，更加血性，更加受读者欢迎。这些作家的文学修养也比17年时期的作家强多了。

都梁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人，邓一光也是，石钟山也是，代表了商业化时代物极必反后对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再度需求。第四次浪潮仍是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主旋律的，但这个时期军旅文学的体裁和题材失衡了，第三次浪潮基本上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现在全变成了长篇，还是市场经济操控，像徐贵祥近六年几乎一年一部长篇，长篇容易出版。《解放军文艺》这样的杂志也难见到名家的长篇了。写历史题材的多了，写现实题材太少，这两年才有所突破。像去年跟踪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超越攻击》，还有《戎装女人》。

2005年以后，刘猛(刘猛博客,刘猛新闻,刘猛说吧)、冯骥等年轻军旅作家比较受关注，他们才二十四五岁，冲击力很强，把中国军人写得很有血性。

在第四波浪潮里，女性军旅作家的崛起值得好好说一说。上世纪80年代，女性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领域有所收获的寥寥无几，严歌苓可谓一枝独秀。《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作品在回溯中反思，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和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别具深刻启人的魅力。但总体来看作品稍显稚嫩。

王海令鸟1982年的《她们的路》在“女兵文学”上有比较高的地位，后来进入电视剧是从和王朔合作《爱你没商量》开始。文坛里没有业内人士对她进行专门研究，她对社会影响更多来自电视剧。

上世纪90年代，裘山山、项小米、姜安、庞天舒等为代表的女性军旅作家崛起，她们创作的《我在天堂等你》、《英雄无语》、《走出硝烟的女神》、《落日之战》、《生命河》等作品，摆脱了时下女性文学流行的以小我为中心的特点，把目光投向历史和先烈，以女性视野、女性立场切入深层的社会、战争和军营，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写作的视野和情感的蕴涵，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军旅影视遇热的背后，其实是军旅文学的遇冷。文学与影视联姻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但是，军旅作家的影视情缘似乎比地方作家更重。众多军旅作家把创作精力转移到了影视领域。多数军旅题材影视剧的编剧是军旅作家。影视界的编剧大腕也有不少是军旅作家。有些军旅文学作品是由剧本改编的，文学成为第二性的产物。还有些军旅文学作品在创作时就已经为改编成影视剧做准备了。作家在创作小说时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给影视，难免会顾此失彼，双赢基本是一种奢求。小说创作的艺术要求原本就高，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如此懈怠。有句话叫“学而优则仕”，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小说与影视孰为“学”孰为“仕”是非常清楚的，但现在多的是废“学”而“仕”的小说家。决定一个作家品格的，也许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剧作家不也是文学家吗？这固然不错，但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作家真正使自己变成剧作家，甚至也没有变成小说和剧作双栖的作家，而只是使小说沦为了影视剧的次生物。

影视是不必为文学负责的，它永远不需要把文学性作为自己的首要追求。影视有影视的艺术标准，小说有小说的艺术标准，为影视而小说，必然要降低小说的文学性。当作家热情百倍地去亲近影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远离文学。事实证明，不少作家从影视剧创作回归到文学创作后，水准明显下降。也许在有些作家看来，作品能卖钱就是作家作品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价值观问题。商业性的写作必然是背叛文学的，其结果就是作品的“速朽”。

军旅题材创作的重心由文学向影视的微妙“位移”，意味着文学性的减弱，商品性的增强。这一强一弱，体现的正是军旅文学的困境。固然，由于阅读生态的改变以及介质的不同，文字的魅力与影像相比在一个阶段内会有所削弱。但除此之外，作家自身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亲影视、远文学”是导致军旅文学创作品位下降的重要原因。军旅小说家在影视剧方面的透支，也使那些浮躁的、跟风的、半成品化的小说很快就会难以为继。军旅题材影视已经越来越流于模式化、类型化，“英雄成长”等套路即将重复到头了。

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上百部军旅长篇小说出版，在数量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人据此认定军旅文学创作正处于繁荣阶段。这也是片面的。

首先，与军旅长篇小说丰产同时的是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歉收。没有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家就不能真正在文学大潮中得到检验和历练，其根基的薄弱必然要反映到长篇创作中来。

其次，近年出现的长篇小说多数是军旅历史题材的，而军旅现实题材乏人问津，成为冷门。军旅现实题材之所以如此受冷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旅作家不知该如何表现现实矛盾：矛盾尖锐了，怕触礁；不写矛盾，又难吸引读者。当然，其中反映出来的也不仅仅是作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创作题材上的不均衡，正是军旅作家内心迷茫的一种投射。

确实，当下军旅现实题材不太好写，历史题材好写一些。正如有的作家所指出的，军旅作品写战争生活容易把握一些，因为军人在战场上形象是最光辉的，但在漫长的和平生活中，军队生活与地方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可能再有战场上那种英雄主义的气派。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着重表现他们的英雄主义，还是反映他们与其他职业的人没有多大区别的生活呢？现在军人的生活都被平庸化、琐碎化了，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有着报效祖国的理想，他们常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正是军人面临的这些矛盾，决定了军旅现实题材的难写难为。然而没有矛盾就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回避矛盾。在矛盾面前，作家不能采取避难就易的取巧策略。

无疑，战争是对军旅文学最有力的激活，而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和平时期。置身和平语境的军旅文学更需要寻求突围与超越。在新技术时代，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和部队官兵知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军旅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表现空间。年轻一代中有很多军事迷和兵器迷，网络上有很多军事“发烧友”，他们希望从文学中看到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军营生活。但我们的主流军旅作家未能在这方面跟年轻一代的愿望接轨，倒是一些年轻的网络写手异军突起，以武侠思想写现代军人和现代战争，虽然有些失真，仍然在年轻一代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军旅写作如何与时俱进，也是摆在军旅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在某种集体潜意识中，军旅文学创作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先天优势，似乎一个作家写了高尚的军队、高尚的军人，就可以不言而喻地证明其写作的高尚性了。——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一种题材决定论。但是，正如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一样，军旅文学也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题材无高下，不能以假定的题材的高尚来代替文学性的高尚。罗兰·巴特指出，写作的“目的道德”主张“形式的道德”，形式不隶属于任何目的，它讲究过程的意义。道德的合法性不能代替形式的合法性。

所以，并非写了军人，就具备军旅文学的价值。文学性不是军旅文学的附加价值，而是主体价值。军旅文学若要得到提升，就必须坚持文学性。新中国文学曾经政治性太强，现在则是商业性太强。文学性是无论什么时代都要坚持的，只有坚持文学性，才能避免过度的政治性和商业性。

坚持文学性，是当下军旅文学发展的关键。

新时期以来，中国军旅文学曾经掀起过阵阵高潮。当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最早代表军旅文学向中国文坛吹来一阵清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也曾引起过全社会的轰动，此后又陆续涌现过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均臻上乘的精品佳作，无论是在文学圈里还是在大众的文学消费中，军旅文学都曾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进入9 0 年代以后，军旅文学却逐渐转向沉寂。如此明显的峰谷反差，引诱着我对它进行深长的反思和研究。十分可喜的是，近年来，军旅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机与希望，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一个标志是，军旅文学不再画地为牢，自外于中国文坛。

早几年，军旅文学一度落入低谷，踟蹰不前。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应当忽视，那就是：8 0 年代末到9 0 年代初的三五年间，军旅文学被人为地画地为牢，过于疏离中国文坛，使得我们一下子掉了队，落后了。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的文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文学观念更新了。文学具有更加独立的品格，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它的审美功能得到大大增强，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真正发挥。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更多地把文学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宣传品来对待。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有时能够起到比宣传品更重要的作用。尽管文学很可能不如政治课那样立竿见影，但是由于文学是通过诉诸情感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从而达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基础素质的目的，因此，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能够达到更深的层面、更广的范畴。第二，文学多样化了。历史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学承担着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的重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样的，读者对文学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同时，由于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充分张扬，作品就有了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景观。现实主义作品几经消长，仍然稳居主流地位；现代主义等探索性、前卫性作品也有一席之地。在文学品位方面，业已形成纯文学、俗文学共存共荣的局面。第三，文学已成为真正的人学。不仅当代英雄的辉煌业绩能够在作品中搬演，而且那些小人物、普通人的散淡生活也能够在文学中得到表现；不仅叱咤风云的激烈壮怀能够在作品中展示，而且悲欢离合的儿女情长也能够在作品中叙说。第四，文学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学不仅注重社会效益，也开始注意经济效益了。文学的创作固然重要，文学的经营也是应时之需。事实证明，真正既有艺术独创性，又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其经济效益是不会错的。第

五，中国文学不再是闭关自守的，而是同世界文学形成了全面的交流态势。国际互联网络的兴起，各种数字式记录和传输媒介的飞速发展，使这种交流的即时性成为可能。当今我国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人民的文学，军旅文学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军旅文学只能是我国改革时代文学主流的一部分，它不应当有另外的流向，也不应当成为支流。军旅文学只是文学主流中写了军人或由军人所写的那一部分。因此，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都只能是文学的一部分。军旅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军旅文学如果只记得自己是军事题材的，却忘了自己是文学，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我国的文学事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在同步发展，文学越来越紧跟时代、贴近生活。因此，军旅文学自外于中国文坛，实在是不智之举。可喜的是，近年来，军旅作家们更多地与军外作家加强了联系、协调和沟通，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的风气正在形成。

这中间，有几部较好的长篇小说脱颖而出，保持着与国内文坛同步发展的态势。韩静霆的《孙武》以史笔为诗，以诗心记史，其浪漫主义的写法为历史小说开了新生面。他的粲然妙笔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寥寥四百字，经过渲染铺叙、腾挪跌宕，生发一千倍，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大制作。朱苏进的《醉太平》是一部严肃的作品。作者对时弊深恶痛绝，乃沉恸乎言之，语虽峻刻，但是，谁又能否认书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呢？乔良的《末日之门》则别出心裁，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熔国际政治、军事传奇和科技新知于一炉，让我们提前进入了对未来战争和社会的思考。因其内容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其假定性反而吸引了不少读者。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具有较强的震撼力。作品以战壕的真实，表现了战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描绘了人在直面死亡的瞬间如何战胜自我，揭示了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秘密。这几部书的共同特点是，视界开阔、思路奇创、富于建设性。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二个标志是，曾经多年受到忽视、处于自流状态，曾经多年彷徨、心怀抱怨情绪的军旅作家队伍，已经开始重新集结，一场新的文学总攻正在酝酿当中。

有一段时间，军旅文学被认为可有可无，或者被当成小儿科。于是，作家中便有人感到失落，有人意气难平。在一些作家辛勤劳作并取得可观成绩的同时，另一些作家却始终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总是在那里怨天尤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其实，就全局来说，繁荣是等不来的；就个人来说，作品是靠自己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更多的作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创作心态，努力解放文学生产力。

诚然，文学是更多地体现了作家个人色彩的个体生产活动，但是，创作其实也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一方面，如果文化部门对作家不组织、不动员、不管理、不安排活动、不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这种漠然的态度，就会有意无意地伤害作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如果作家长期不参加酬唱应和、琢磨切磋等以文会友的活动，也会钝化思想的深刻性，弱化作品的表现力。有感于斯，1994年底，总政文化部组织一批较有创作潜力的军旅作家聚集一堂，畅所欲言，认真研讨发展军旅文学的大计。此后又组织各类座谈会、笔会等有十几次之多。新的发动收到了实效，作家们决心接受时代的召唤，不错过历史的赐予，积极投入到创作当中去。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作家们的血热起来了，劲鼓起来了，面对着现实，憧憬着未来，他们不再止于坐而论道，也不再彷徨犹疑，整个创作队伍开始骚动，热气腾腾的，充满生机。

全国从事军旅文学创作的作家不过一二百人，大部分在军队。几年来，他们辛勤耕耘，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不乏佳构杰作。长篇小说有黄国荣的《兵谣》、刘增新的《美丽人生》、简嘉的《兵家常事》，报告文学有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散文有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张为的《四海之内》等，作品的思想性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作家们对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满怀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紧紧跟随改革的鼓点，大力弘扬了主旋律；他们的作品充盈着生气，洋溢着激情，篇篇都是英雄诗，件件都是正气歌。这些作品以自觉的时代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审美的角度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出了有独特个性的反映和概括，具有强烈的感召和激励作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 0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6 0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 周年，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还有一些军旅作家致力于反映军队现实生活，举凡部队的作战训练、抢险救灾、官兵生活和军民关系等等，新时期军队的新姿新貌，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几部反映我国军事科技战线和高技术部队成长发展的作品，如徐剑的《大国长剑》、苏方学的《原子弹四部曲》等，或振聋发聩，或感人肺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第一战斗力，高科技领域理所当然地被文学所表现。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这些新创作的作品，在艺术手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各具特色。既有以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见长的，也有通过瑰丽奇谲的描写寄寓情覃思的；既有以磅礴大气舒卷历史风云的，也有以鲜活细腻刻画当代军人风貌的；既有对语言、技巧的创新，也有对意境、情韵的孜孜追求。作家的观察视界开阔了，表现手段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厚实了，艺术品位提高了。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三个标志是，军旅文学正在顺应时代的要求，开辟新的道路，培养新的作家。

唐代文豪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他一生高标的文学主张，也是他创作经验的总结。应当说，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带着鲜明的历史印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屈原、李白、苏轼、关汉卿、曹雪芹，还是外国的荷马、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莫不如是。这些写下传世之作的大文学家们都无缘见到中国在2 0 世纪崛起的雄姿，更不可能想象今日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变化。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历史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经济大腾飞、观念大变革的新时代。对于作家们来说，毫无疑问，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作家们只有强迫着自己去认识和熟悉这种全新的、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现实生活，并且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录下这巨大历史洪流的轰响，才算是没有辜负我们所亲身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而要正确把握时代，又谈何容易？有多少新生事物需要认识，有多少陈旧观念必须更新，有多少崭新问题应该

研究，又有多少过时理论有待清理！程童一等人合著的《开埠》展示了中国近现代都市的发展史，有一定的哲学蕴涵、文化意味和认识价值。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声情并茂，引人瞩目。黄传会在反映人民疾苦的同时，自己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江山代有才人出。赵琪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也较为扎实的一位新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苍茫组歌》写红军长征，真情灌注，有历史感，人物塑造典型，能够撼人心魄。任真的报告文学新作《边关》，以散文笔法和诗的意境，表现某边防团官兵们平凡而伟大的业绩，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在使报告文学回归文学本体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平心而论，军旅文学在近两年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且也有了一个好的势头。但是，毋庸讳言，其中的精品还是太少，军旅作家们还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