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天地人物相统一”在农业生产中的影响和应用，具体体现是“十论”。包括“时气论”、“土壤论”、“物性论”、“树艺论”、“畜牧论”、“水利论”、“农器论”，乃至“灾害论”等。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中的“十论”，在总体上体现了“天地人物相统一”的哲学思想。其中的“时气论”是“天”的因素；“土壤论”是“地”的因素；“物性论”、“树艺论”、“畜牧论”是“物”的因素；而“耕道论”、“粪壤论”、“水利论”、“农器论”则是人的因素；“灾害论”介于天人因素之间。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中的“时气论”，是讨论人们如何认识和掌握天时和节气的变化规律，从事相应地农事活动的理论和原理。它体现的是：天体运动、气象变化、物候表征和农事活动的和谐与统一。中国古代在观测天体运动、星象变化、制定历法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发明创造，特别是二十四节气的创造，七十二候应的应用，为人们准确地掌握农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周髀算经》对八节二十四气作了精辟的解释：“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节三气，三而八之，故为二十四。”八节是二十四节的骨架，冬至和夏至，是寒暑之极；春分和秋分，是阴阳之和（昼夜相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农作物生、长、收、藏之始。这样就将全年节气变化和农作物生长收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物候则是“农时”的指示器，通过物候来了解“天时”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农事活动的参照系，于是“候应”就成为“天时”和“农事”之间互相关联的“中介”。从而使天时、气象、物候和农事成为和谐与统一的有机整体。王祯“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就是这种和谐与统一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中的“土壤论”，则是人们对“地”的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的理论阐释。《周礼·土宜之法》中的“十有二土”和“十有二壤”之说，意味着人们对土壤认识的深化。正象东汉郑玄所解释的：“万物自生，则言土”，“人所耕而树艺，则言壤”。也就是说，“土”，指的是自然土壤；而“壤”则指的是农业土壤。换句话说，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是具有不同肥力属性的土壤。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力，而农业土壤则与自然土壤不同，它不仅具有自然肥力，而且必须是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结合，这就是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的重大区别。中国古代对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的区分，为土壤培肥奠定了理论基础。汉代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对土壤功能的论述，非常深刻：“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妊，交易变化也。”这里所说的“地”，就指的是土壤，而“易也”，则具有双重含义：所谓“养万物怀妊”则指的是土壤具有“养万物”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如同女人具有怀孕生孩子的功能一样，将种子播种在土壤里也会长出植株，最后再长出种子。所谓“交易变化”，则指的是土壤不仅具有“养万物”的功能，而且是“交易变化”的场所，“交易”当然应当是双向的，有取必有予。人们从土壤上取走了农产品，必须给土壤以粪肥的回报，如果只取不予，也就失去了再取的根据。从“变化”的角度来说，土壤是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之一，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活体。《吕氏春秋·任地》中“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论述，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土壤既有越种越肥的可能，也有越种越瘦的可能，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正确处理用地与养地的关系，既用地又养地，用地与养地结合，土壤就会越种越肥；只用地不养地，土壤就会越种越瘦。宋代“地久耕则耗论”和“地力常新论”的论争，实质上正是能否正确处理用地与养地关系的反映。《管子·地员》中所说的：“或高或下，各有谷造”的理论，就是有关植物（草）和土壤相互关联的理论。其中所说的：“草土之道，各有草土”就说的是植物随地势的高下不同而呈现垂直分布的规律。《禹贡》中的“九州之土”和《周礼》中五谷六畜分布，说明因地种植和因土养畜的必要。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中的“物性论”、“树艺论”、“畜牧论”都属于“生物”因素，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总结和概括。这个总结和概括，将分为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从生产结构或生态系统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其二是从生物的“物性”方面进行概括。

在生产结构或生态系统方面，将着重对中国古代的“四农必全”思想进行总结和概括。《孟子·梁惠王上》中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其中就已包含了“耕桑树畜”四者并举的思想。《周礼·地官·闾师》一职的职责是：“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凡任民，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牧以畜事，贡鸟兽；……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这里也是“耕桑树畜”并举思想的体现。这种耕桑树畜并举的思想到了清代，被农学家杨双山在《豳风广义》一书中概括为“四农必全”的理论。“衣食之源，致富之本，皆出于农。农非一端，耕桑树畜，四者备而农道全矣。若缺其一，终属不足。昔圣王之富民也，必全此四者。……人能遵斯四者，力耕则食足，躬桑则衣备，树则材有出，畜则肉不乏。自然衣帛食肉，不饥不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出乡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机智而诸用俱备，日积月累，驯致富饶，世世守之，则利赖无穷。”

在认识与掌握农业生物的“物性”方面，“物性论”主要讨论的问题有：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对立统一；生物与环境相统一；生成与化变的对立统一；风土论与变异地引种等理论问题。（1）遗传性与变异性的对立统一。遗传性，指的是农业生物亲代的性状能够传给下代，使子代和亲代具有相似性；变异性，则指的是农业生物亲代个体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性。遗传性所反映的是农业生物的同一性；而变异性则反映的农业生物的差异性。这是它们对立的一面。但是，它们也有统一的一面。因为，遗传性是变异在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条件下的积累，是新的遗传结构的产生和形成，它的物质基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变异性则是旧的遗传结构的破坏，是遗传物质在体内外条件影响下发生变异的结果。在这一点上，遗传和变异又统一起来。选育农业生物的优良品种，既需要保持优良品种的优良特性；又需要劣质品种的低劣品质得以改良。前者需要遗传性得以实现，而后者需要变异性得以实现。这又是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对立统一。（2）生物和环境相统一的原理。环境制约着生物，生物也影响着环境，它们相互联系，互相制约，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管子·地员》阐发了海拔高度不同制约植物垂直分布的原理，也阐述了12种植物随着地势高下的不同，水平分布的情形，其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周礼·职方氏》所载九州之土农作物和畜禽分布的不同，说明地域分异规律对生物种类分布的影响。《周易·末济·象传》中有所谓“辨物居方”之说，所谓“辨物”指的是要辨别或分辨农业生物的遗传特性，而“居方”则是在认清生物遗传性的基础上，按照它的遗传特性的要求，给它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由于生物和环境是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所以人们在协调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时，必须遵循“辨物居方”和“有其类，遂其情”的原则。（3）农作物“生成化变”的阶段发育理论。明代的马一龙《农说》在《内经》的启示下，将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划分为“生化”和“成变”阶段。生化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发芽出苗，生长茎叶；而在“成变”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则是，开花结实，完成其生命周期。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是“种子→植株→种子”的循环往复。种子是内含生机而未显露于外的，因此，它是“外阳而内阴”；植株的营养生长是生殖生长的基础，因此，它是“内阳而外阴”。这样构成了“阴阳互根”的对立统一。（4）“风土论”和异地引种。“风土论”中的“风”，本来指的是气候条件；而“土”则指的是土壤条件。在异地引种时要注意气候和土壤条件，本属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如果以“风土不宜”为借口，反对异地引种，就失之偏颇了。元代的官撰农书《农桑辑要》为了给当时官府大力推广植棉扫除思想障碍，专文批判了“唯风土论”，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张，从而推动了异地引种工作的开展。

在“树艺论”中，无论是栽桑、树果、林木的栽植，都强调了天时、地利、物性、人事的和谐与统一。在栽桑方面，对桑间种植的理论作了深入地总结。在树果方面，清代的《三农纪》对果树的“本性”有深刻地论述；在林木方面，清代的《知本提纲·农则树艺》对林木的生活要素作了深刻地阐述。《提纲》对栽植技术提出四项要求：“区宽则根须易顺，干深则风气难摇，水满则泥附于根，土故则物安其性。”

在“畜牧论”中，论述了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之间的紧密关系。五谷所代表的是植物生产；而六畜所代表的是动物生产。植物生产是能量生产的基础，是将太阳光能转化为化学潜能的唯一途径。但是，人类所能利用的植物产品只占植物产品的20%左右，其余产品只有投入动物生产，才能将其转化为肉乳蛋皮毛等动物产品，从而提高物质的转化和利用率。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的废弃物（包括凋落物、排泄物、动植物残骸等），只有作为粪肥投入土壤充作土壤微生物的营养物，或被微生物分解还原为无机盐，进入新一轮的物能循环。这就构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能循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则表现为：五谷丰登（增加有机物生产量）——以农副产品养殖动物（提高有机物的转化利用率）——六畜兴旺（为植物生产增积粪肥、增加动力，为人类增加动物性食品和用品），从而形成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土壤培肥三个互相依存的“车间”。这三个车间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是互相依存的。而土壤培肥则是五谷丰登的基础。中国古代的“相畜术”，是根据家畜的外部特征和内部机能之间的密切关联的规律总结和概括起来的，用相畜术来鉴别家畜的优劣，并将它用于家畜的良种选育，是相畜术的本质。中兽医的脏腑学说——“五脏论”是五行学说在中兽医学上的应用。五行与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之间的相互联系，一直为中兽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所应用。兽医和人医，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差别。家畜由于有其特殊性，所以用药的药理不完全与人医相同，因此，明代的兽医名著《元亨疗马集》所载五篇用药须知，是有关兽医药物药理学的专篇，它是联结药物和治方的纽带，是发挥中药相须相使的基础。中兽医传统的针灸火烙术，是中兽医两大手段之一（另一手段就是药物治疗），是中国独特的治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中的“耕道论”、“粪壤论”、“水利论”和“农器论”，是人们在协调生物有机体和环境条件关系时，最主要的农业技术措施或手段。我们将在下面集中对它们进行总结和概括。

在“耕道论”方面，本来应当包括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体系和提高耕作技术的理论和原理这两个方面。由于我们在讨论传统农业哲学的“圜道观”和“尚中观”时，对耕作制度中的作物轮作和土壤轮耕，以及优化耕作制度中的用地和养地体系等问题，都有所涉及，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耕道论”中，只好专论提高土壤耕作水平的理论和原理。《吕氏春秋·审时》中所说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这就是说，“耕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它的着眼点是，要在农业生产中实现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而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体系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在；从提高耕作技术水平的角度来说，要想充分发挥人们在土壤耕作中的作用，必须给从事耕作的人以“容足”的地方，给人以容耨的地方，耕具上有容手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从改进耕作方法、改善播种方法和改进耕具等方面，为耕者创造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出的农业耕作的总原则是：“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在处理农业耕作的五大矛盾中，既要反对“太过”，又要反对“不及”，应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氾胜之书》中所确立的农业耕作的基本原则是：“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其基本精神是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其中“趣时”是天的因素；“和土”是地的因素，务粪、泽，早锄，早获是人和物的因素。和起来就是天地人物相统一。《齐民要术·耕田》中确立了农业耕作的五大原则是：（1）“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的原则；（2）“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的原则；（3）“初耕欲深，转地欲浅”的原则；（4）“犁欲廉，劳欲再”的原则；（5）“春耕寻手劳，秋耕待白背”的原则。南宋陈旉《农书》强调了：“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的重要；元代的王祯《农书》在“垦耕篇”中要求：在耕地上要做到：“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明代的马一龙《农说》则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清代的《知本提纲·农则耕稼》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耕道”理论。其中包括土壤耕作的重要性，阴阳五行与土壤耕作等。

在“粪壤论”中，阐述了“粪壤”的深刻寓义。汉代的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最早提出“粪壤”一词，所谓“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可见，“粪壤”一词的深刻寓义，就在于“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这是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的根本区别。元代的王祯《农书·粪壤篇》专论“粪壤理论”：“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石为肥土也”，“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蔽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而收获不减。”王祯所阐述的“粪壤”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农田土壤有良薄肥硗的区别，农民必须将厚加粪壤，培肥地力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抓；（2）厚加粪壤的目的，就是“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3）即使是肥田沃壤，在“岁岁种之”的条件下，也会出现“土蔽气衰，生物不遂”的问题。因此，必须多积粪肥，厚加粪壤，以保证“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清代的《知本提纲》在粪壤论方面，提出了“余气相培”理论。这个“余气相培”理论，同现代农业生态系统物能循环理论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也包含着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土壤培肥这三个“车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其观察之精细，其论证之精辟，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粪壤论”中的“垫底接力论”，作为中国古代的施肥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谓“垫底”，指的是基肥；而所谓“接力”则指的是“追肥”。明代的《宝坻劝农书》和清代的《农丹》对“垫底接力”的施肥理论都有论述。中国古代先人认为，粪田主要是为了“化土”，地力盛了，就会“草木畅茂”，“地力盛者出谷多”。要“化土”就要以“垫底”为主。而“接力”则是为了“滋苗”，接力使用不当还会有“枝叶畅茂而实不繁”的后果。因此，古代在施肥上遵循“底肥为主，追肥为辅”的原则是稳妥的。清代的《知本提纲》又从“胎肥祖气”的角度，论证了底粪的重要。要增施粪肥就要增积粪肥，《知本提纲》中的“酿造十法论”就是对积肥和造肥方法的全面总结。要增施粪肥还必须合理施肥。《知本提纲》中的“三宜用粪论”就是对合理施肥经验的总结，所谓“三宜”就是“时宜”、“地宜”和“物宜”。为了强调合理施肥，南宋的陈旉《农书》还倡导过“用粪如用药”的理论。此外，陈旉还提出过“粪屋”的问题，这是防止粪肥养分流失的重要措施。

在“水利论”中，首先阐述了《管子·水地》中关于“水”是“万物之本原”的思想；《管子·禁藏》中所说的：“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说明中国传统农业对水与土的偏爱。因为，中国的原始农业就是在“平治水土”的基础上产生的。秦国兴建郑国渠的经验表明，灌溉农业“收皆亩一钟”，可见灌溉能使农业成番论倍的增产。中国古代对“水利与水害”，“治水与治田”的关系有着深刻地理解。明代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对“水利与水害”关系有辩证的认识：“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为害矣。人实贻之，而咎水可乎？盖聚之则害，而散之则利。”徐贞明认为，只要人们去治理水害就能把水害变为水利。《增订教稼书》引周用的话说：“治河垦田，事相表里，田不治则水不可治，盖田治而水治也。”治水必须与治田相结合，因为治河与治田，是“事相表里”的，治河是表现于外的；而治田则是表现于里的。天降大雨，流入江河，水涨船高，这是表面现象；天降大雨，并非集中降于江河之中，而是分散地降在大地之上，然后沿着“水往低处流”的重力规律，流入低洼地，造成涝害；流入江河，造成洪水泛滥。正象周用所说的：如果“天下皆沟洫，则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沟洫，则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无不治，则田何所不垦，是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患，两得之也。”明代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周用“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思想，深表赞同，他说：“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是可损决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违数害！”当然，“治田”不一定就是兴建沟洫，我们认为，采取深耕等措施，扩大“地下蓄水库”可能比修沟洫更有用。但是，“治田与治水相结合”的思想，确系聪明隽智的思想。元·任仁发《水利集》中所说的：“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下，次审水势之往来，并追源溯流，各顺其性。”也是值得借鉴的。《管子·度地》中对“水之性”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建，是系统思维的体现，其特点是：每项工程都具有两种以上功能；各项工程互相依恃，彼此支持，关系协调，使总体效能得到提高；较好地实现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原则，因此，这一工程造价低，质量高，功能多，效益好，成为充分发挥整体优势的千古绝唱！

在“农器论”中，首先论证了“农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就有：“包栖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之辞，说明我国在原始农业时期就重视农器问题。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更为重视农器的创制。《管子·轻重乙篇》中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汉代的《盐铁论·禁耕篇》对铁制农具的作用作了以下论述：“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则田野辟，五谷熟，……民用给则国富。”《盐铁论·水旱篇》又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是同耕犁的不断创新密切相关的。从动力上看，由人力耕作到畜力耕作的演变，为深耕细作奠定了坚实地基础；从牵引机构上看，从木质硬套到绳索软套的演变，为提高耕作水平和耕作效率创造了良好条件；从犁具上看，从无壁犁到有壁犁的演变，为提高耕作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耕具的不断配套，是提高耕作水平的重要环节。耕后的整地质量，是耕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汉代在耕后只摩，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创始铁齿耙，北方旱地耕后有耙，耙后有磨，这种三位一体的耕作体系，才得以形成。南方水田在唐宋以后才形成耕、耙、耖三位一体的耕作体系。传统耕具的配套，除了土壤基本耕作的耕具配套之外，还有中耕工具，钱、镈、锄、铲、耧锄、耘耥、耘抓的配套。此外，还有耕具和耕法的配套。所有这些配套，都是系统思维的体现，都是整体观念的反映。中国古代农器还有因地制宜和形式多样；一具数用和一机多能等优点。

“灾害论”，首先对灾害的成因作了阐述，《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将灾害的成因归纳为：“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三个方面。从“天反时为灾”来说，春夏秋冬四季的时令不正常，都会带来灾害；从“地反物为妖”来说，水灾主要发生在江河流域，这就是“地”的因素所使焉，降水的多少，本是“天”的因素所使焉，但是，在雨水降到地面以后，却受到地势和地形的影响，沿着“水往低处流”的规律，进行了水分的再分配，因此，在同一个地区，即使降水量相同，也会导致“岗地干旱，洼地水涝”。从“民反德为乱”来说，人们盲目的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都是造成水旱灾害的重要原因。在灾害的类型方面，《管子·度地》中有“五害”之说，“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因此，在防除灾害上，自古以来就是以除水害兴水利为主的。历史经验表明，认识和掌握降水规律和水的运动规律是兴水利除水害的前提条件；认识和掌握江河湖海水流的变化规律是兴水利除水害的重要环节。在北方旱地防旱治旱上，要认识和掌握北方旱地降水规律和分布不均的规律；要认识耕层土壤水分的变化规律，采取相应地抗旱耕作的措施，抢墒播种的措施，并且要将抗旱保墒和抗蚀保土结合起来。在沙暴或风沙地区，要采取林灌草结合的方针，进行小区域治理；在宜农区，可采用以垄作为主的耕作方式。在防治蝗灾方面，要掌握蝗灾发生发展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治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