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体智（1879~1962年）民国官员、藏书家。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乾、老二刘体仁、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列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至交，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

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

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返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

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

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

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录统统收齐，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

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有藏书楼“小校经阁”，收藏有古籍线装书500箱，24 000部，近8万册；甲骨龟片28 000片、各式古墨数万锭、古代兵器130件、唐朝乐器大小忽雷2具，还有三代彝器数百件。人称“罗振玉第二”。

1937年，郭沫若著《殷契粹编》，选印了他所藏甲骨拓片1 500余片。藏书楼名“善斋”、“小校经阁”、“远碧楼”，取柳宗元“迩延野绿，远混天碧”之语。

编撰有《远碧楼经籍目录》32卷，收书有24 000部、各类图书达10万册之巨。

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 000余部，善本达1 928册。1935年，将其钟鼎藏品摹拓成18册，即名之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

1950年，他将所藏67 873册古籍，包括1 928部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批藏书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甲骨则悉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馆，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

2024年8月16日，刘体智后人刘耋龄先生收藏（61封民国名家致刘体智信札）捐赠仪式，在广州博物馆顺利举行，同日，“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展览（简称“缀古”）于此开幕。

著有《善斋吉金录》《校经阁金石文字》等。郑振铎收藏有《远碧楼书目提要》5卷，未署撰人，疑为其所作。著《元史会注》《异辞录》《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礼记注疏》《尚书传笺》《善斋吉金录》《善斋玺印录》《善斋墨本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