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甲骨学、年代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董作宾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长春街（现解放路）一个小店主家庭，少年时便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自幼家境贫寒，其父注重孩子的文化教育，一家人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供董作宾上学，董作宾读书也非常用心，展现出超强的领悟与学习能力。少年时期的董作宾已显露出对古文字的热爱之情，由于酷爱古文字，每每下学便要去刻字店看刻字师傅的篆刻，闲暇之余便开始钻研篆刻，自学雕刻技法，琢磨章法要领。一次偶然间从刻字师傅处获得一本《篆字汇》，少年时期的董作宾便开始对古文字进行初步学习。因自幼学习篆刻而对篆文深有领悟，这对于他后来研究甲骨文给予很大帮助。

宣统二年（1910年），董作宾入元宗高小，后辍学。辍学后，董作宾在家帮父亲经营小店。他在店里开一个图书柜台卖书。当时，他与朋友陈耀垣一同设馆授徒，还和同城学友们组织了一个读书学习机构“文社”，定期聚会，互相督促鼓励读书写文章。文章写成了，他们便虚心向前辈请教。当时，南阳著名学者、教育家张嘉谋就住在长春街北段，对常来求教的董作宾很赏识。

民国四年（1915年）春，在张嘉谋先生的催促和鼓励下，董作宾报考了乡贤任学春创办的南阳县师范讲习所。次年冬，他即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民国七年（1918年）春，董作宾跟随张嘉谋去开封，在张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后经张嘉谋先生的指导和引荐考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到甲骨文，从此他便与甲骨文结缘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

民国十年（1921年）冬，董作宾又应移居北京的张嘉谋之邀，寄住在张嘉谋家中，并认识了同乡徐旭生。民国十一年（1922年），董作宾进入北京大学旁听沈兼士、钱玄同的文字学课，好在年幼时期在书塾上课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篆刻基础，董作宾很快便能掌握所录甲骨文。徐旭生（炳昶）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以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

民国十二年（1923年），董作宾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王国维成为董作宾“远程指导导师”通过书信交流进行指导。王国维侧重古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透过古文字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态，对殷商社会历史重视直接影响了董作宾对甲骨文契刻手法的关注，摹写甲骨文时尤其注意与原甲骨文面貌的对比。我们今天观董作宾甲骨文书作法扑面而来的殷商卜辞雅趣，实际上来自于董作宾对卜手刻字的契刻动作还原，这一选择与王国维注重研究殷商文字背后社会历史形态有关，使董作宾关注到甲骨卜辞的契刻手法。期间，他不但加入考古学会，与顾颉刚、马衡等共同参与清宫文物点查等活动，更编校《歌谣周刊》，于早期民俗调查活动着力甚多。

民国十四年（1925年），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民国十六年（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同文学院代院长傅斯年结为知交。之后，入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年），董作宾回宛在南阳中学任教。6月，董作宾拟定调查办法大纲三则，时间上以两个月为限，地点上“拟先向安阳调查小屯村及殷墟所在，次向洛阳城东寻求前岁发见三体石经之地”，此方法，与傅氏所提倡“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之工作步骤十分切合。同时，董氏亦希望“须大学院发给‘调查河南古迹古物委托状’为凭”。傅斯年对此甚满意，将大纲列入向中央研究院汇报的专函中。

8月，董作宾在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邀请下探访安阳小屯，结束后提交了《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言殷墟之下尚有甲骨，急需国家组织科学发掘。正是这一报告，“……不仅结束了安乐椅上研究古玩的古物学时代，更重要的是，它为系统发掘这一著名遗址铺平了道路”。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第一次发掘工作开始，这次发掘历经18天结束，共得有字龟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片二百九十九片，共计八百五十四片，还有铜、陶、骨、蚌、石、玉等类器物近三千件。董作宾从发掘出土的854片甲骨中选录了392版，摹写编码共381号，著录为《新获卜辞写本》。他又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曾任教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等，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研究员、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

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董作宾跟随史语所从广东迁往北平，在北平结识了许多学术界好友，其中就有罗振玉的学生容庚，也是在这一年他曾与容庚一道拜访罗振玉，参观了罗振玉收藏的甲骨，也见到了罗氏的甲骨文书法，这是董作宾第一次见到甲骨文字写成的书法，对于他写甲骨文书法有很大启发。在拜访之前董作宾就得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常常摹写研究，因此，董作宾真正意义上学习甲骨文是从临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开始，从时间上看董作宾写甲骨文书法是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左右，在见到罗振玉的甲骨文书法以后的第二年，董作宾便开始了甲骨文书法创作，他的甲骨文书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罗振玉甲骨文书法的启蒙。

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董作宾编著出版《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董作宾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3月，他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个标准。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董作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开始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专著。他最早提出甲骨断代的10个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语法结构、铭文表意标准、铭文书写形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一代甲骨学大师。他编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证甲骨文的分期，参照甲骨文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法，将殷墟出土甲骨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廪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帝乙、帝辛时期。董作宾喜爱选择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文风格进行甲骨文书法创作，一方面他认为武丁时期的风格是殷商时期甲骨文成熟的表现，高雅复古、方圆兼顾、胖瘦匀亭、或峭拔、或圆和、或宏大、或纤细、或婀娜，较其他各期甲骨文风格变化最为丰富；另一方面用现代审美标准来评判就是最具艺术气息的时期，囊括书法艺术内在多样性变化规律，同时也加深董作宾对甲骨文风格多样性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并主持该所工作，继续研究殷代历法。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董作宾又编著出版《殷历谱》，被誉为纪念碑式著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董作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台大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到台湾后，董作宾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

1950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骤创议创办学术界有影响的《大陆杂志》，董作宾任发行人（主持人）。同时担任《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主编。1950年12月，董作宾在傅斯年去世后接替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清点古物委员、常务理事。

1951年后，董作宾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

1954年3月，台湾中国历史学会成立，60岁的董作宾当选为常务理事。

1955年3月11日，61岁的董作宾的学术著作《殷商史研究》获台湾最高教育部门第一届学术奖。同年8月，董作宾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接任所长，董作宾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崇基学院、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教授。

1956年4月，62岁的董作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人文组第二届评议会员。1958年4月，64岁的董作宾聘任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甲骨文研究室主任。

1960年，董作宾帮助台湾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负责编纂《中国文字》，兼任马来西亚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湾孔孟学会监督事，该年发表《最近十年之甲骨学》。1961年，67岁的董作宾发表《续甲骨年表》，分纪年、记事、撰著，按时间的顺序记载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流传和研究的情况。

1962年，董作宾身体状况不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病。1963年3月20日，亲友、同仁和学生们如李孝定、严一萍等为他举行69岁华诞，不幸当夜心脏病复发，进台湾大学医院，此后卧病不起，昏迷不醒，11月23日在台北过世，享年69岁。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南港学人山”（胡适公园）墓地，与胡适墓为邻。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殷墟第一次试掘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十年之间，安阳殷墟遗址共发掘了十五次，这十五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址，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大量的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在董作宾的主持整理下，最终著录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简称《甲编》和《乙编》）。

《甲编》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九次发掘之后开始着手整理的，第一次至第九次殷墟发掘所得共6531版，《甲编》就从中选出字甲2476片，字骨1399片墨拓编成。书中共收拓本3938号，再加上牛头刻辞一件，是3939号；鹿头刻辞二件，是3940、3941号；鹿角器一件，是3942号，共编为3942号。

《乙编》继《甲编》而作，包括殷墟发掘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所采获得甲骨文字，是一个自然地区划。因为第一次到第九次所得甲骨文字已经收入《甲编》，第十次到第十二次由于工作重心转移到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岗殷代陵墓的发掘，没有得到甲骨文字，所得全部是金石陶器铭刻，后来这部分内容收入到了《殷墟文字丙编》。《乙编》所收材料虽然只是三次发掘所得，其数量却“超过《甲编》约四倍以上，共得甲骨18405片，出土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经墨拓选编9105号，分上、中、下三辑出版。

《甲编》和《乙编》共收录甲骨一万三千零四十七片，是当时收录甲骨片最多的著录，且从著录名字到编撰体例到编辑经过都与以往的甲骨文著录有着显著区别。本来这本书准备命名为“甲骨文字”，因为甲骨文字是殷墟发掘最重要的部分，但是由于董作宾计划把殷墟出土的古物中有文字的全部收入，并不只限于甲骨，凡是铜器、石器、陶器、角骨器等铭刻，均在其内，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决定用“殷墟文字”来概括这本书。每一编都有“图版”和“考释”两部分，图版先期付印，考释部分以后续出，为的是先发表新材料，让翘首以盼的中国学者们尽快见到这些珍贵的材料，从而尽早进行分析研究。

董作宾将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甲骨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出版，在刊布甲骨文字材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在编排体例上注重甲骨文字出土的相关地形、坑位、所伴随遗物遗迹等的记述也让这两本著录有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从此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只重文字而不注重与文字同出的遗物遗迹的藩篱。”

就对甲骨文材料进行的研究成果而言，董作宾既沿袭前人研究理念注重甲骨文字考释，又因身处发掘第一现场，近距离接触甲骨实物，对于甲骨地下埋藏、甲骨钻凿形式、龟甲定位分析、甲骨文字风格等多方面颇有创见，其发现了“贞人”，进而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更是甲骨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因此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

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一经发现，学者们就判断它为“殷商贞卜文”，孙诒让和罗振玉最早对照甲骨实物探讨过商代占卜法，然孙氏与罗氏所述之内容只是涉及全部占卜程序的一部分，且有失误之处，如罗氏认为“凡卜祀者用龟卜，它事皆以骨”已知是以偏概全之见，现如今已发现了骨卜之卜辞。真正意义上第一篇系统讨论商代龟卜法的长文，乃是董作宾的《商代龟卜之推测》。

董作宾作为殷墟发掘的亲历者，在第一、二次发掘结束后，就根据出土的一千五百多片甲骨实物，开始对商代占卜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要做系统之研究，根本是要解决次序的问题。首先弄清贞卜之龟，何从得之；得之之后，其种类、大小，如何别之；辨别之后，知生龟不能用，必先祭而杀之；杀之以后，需要取可用之腹甲攻治之。截此，占卜所用龟甲之筹备完成。筹备既竣，便可从事于贞卜。贞卜之前，需先定贞卜事项；既定事项，后对龟甲进行钻凿，以便之后在钻凿处灼烧以见兆璺，从而定吉凶；兆璺显现后，刻文辞于兆侧以识其事，至此卜事完成。贞卜既已，最后将所卜之龟甲合理储藏。董作宾遵循这一步骤程式，再结合周秦载籍及《龟策列传》《卜法详考》等文献资料，把商代占卜过程分为十项，一曰取用，二曰辨相，三曰衅𤉲，四曰攻治，五曰类例，六曰钻凿，七曰燋灼，八曰兆璺，九曰书契，十曰庋藏，将商代占卜的全过程清晰的阐释出来，并针对这十项内容依次进行分析解读。

这篇长文内容之全面远超之前的两位学者，不仅是对商代占卜法的一次全面深入的梳理，还纳入了龟的生物学、卜用龟的整治、龟卜的钻凿形态和卜辞契刻、文例行款等许多属于甲骨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命题，因此称得上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启动后来研究的提纲挈领性质的序章，“此文的发表，遂使多所遗失的商人龟卜法之精微深妙，脱离了混沌迷惘状态，变得经纬有序而犁然贯通”。鉴于当时的材料，董作宾专注于龟卜，未对骨卜做详尽分析，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随着殷墟发掘出土材料的丰富，续作了《骨文例》，专门对骨卜之法，钻凿形态及其有关卜辞文例进行了考察。

研究卜辞文例就是研究卜辞在卜用甲骨上所刻写的辞例形式、地位、行款走向的习惯格式和分布规律等等。将卜辞文例研究透彻才能释读甲骨上的卜辞含义，认识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从而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卜辞文例，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后，董作宾将大量的甲骨实物爬梳整理发凡启例的。实际上在董作宾之前，胡光炜曾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有《甲骨文例》一书，其中的《形式》篇专讲甲骨文例，然而因为缺乏材料等原因，所得结论并不尽人意。董作宾利用自己接触到的大量的甲骨实物，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创出一条依照卜辞所在甲骨部位推勘文例的“定位分析法”，被王宇信称为天才的发现，沿着这一方法推导出甲骨卜辞的基本文例并得到学界的认可。

董作宾将龟版分为九部分：一、中甲；二、首左甲；三、首右甲；四、前右甲；五、前左甲；六、后右甲；七、后左甲；八、尾右甲；九、尾左甲。再将从破甲（非完整甲）上观察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由天然接缝间而破，将它命名曰缝（接缝处为锯齿状，一望可辩）；一由卜兆之裂痕而破，将它命名曰兆（峭直如削，背面有钻灼之迹）。识别部位者亦分两种：一为周围之边缘，命名曰缘（因经错治刮磨，圆滑光润）；一为鳞片之间之纹理，命名曰理（龟鳞片揭去后残余纹理，宛曲起伏）。

依照此法定残甲之部位，取其同部位者对比之，结果发现同部者其刻辞之例皆同，于是推出商人卜辞之体例严谨且规律。董作宾发现此定位法后，立即将其拿到其他龟甲中去核实检验，以《殷虚书契》及《铁云藏龟》中所著录之龟版为例，结果证明董作宾分析正确可信。董作宾这一发现，远在胡光炜之上，总结出卜辞文例在龟甲上的行文格式特征，即使从今天来看，也是相当正确的。并且在探究了龟甲上的文例之后，董氏又根据殷墟前三次发掘所得骨版二百十一件，辞例四百八十九条，研究出牛胛骨文例，撰成《骨文例》一文。至此，董作宾通过“定位分析法”把卜辞文例在龟甲牛骨上的行文惯例一并揭示了出来，遂成为甲骨学的基本知识之一。

（一）占卜龟甲之来源及“标准甲”。

董作宾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中的弁言中谈到欲对商代龟卜之法做系统之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贞卜之龟，何从得之”。从《周礼·天官》之语，董作宾推测龟的来源有二：一是自己获取，即所谓“以时簎龟”；二是他处进献，即所谓“秋献龟、鱼”。对于来源二，胡厚宣等学者在之后进行了阐释，且意见较为统一，他们认为，商代占卜用龟，进献主要来自南方和西方。《周礼·春官》龟人“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对于来源一，大多数学者都忽略了，后来也没有学者针对其进行研究，只有董作宾就自己的所见所获进行了推测分析，并从中推导出了“标准甲”的范式。

董作宾认为卜辞中的“用龟”之语，盖即商人取龟之卜。盖用龟则而取之，不龟即不用龟也。古文献中也有“举网得龟”的说法可以证之。由此可知，商代卜用龟甲除了靠南方、北方诸地进贡而来以外，还有本地所产这一条途径，虽然从数量统计上来看，外地进贡占大多数，且在南方与北方比较中，南方进贡而来的更是占了绝大多数比例，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本土获得这一途径，这样在分析出土龟甲的来源才能更完备，不至于出现偏误。

董作宾进一步对龟甲的制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计算出龟甲的“标准甲”大小。首先是推断占卜之龟的品种，根据古文献记载，古代有“六龟”“八名龟”“十龟”的不同的说法，董作宾将这些整理为医学上龟之八类、动物学上龟之十二类，尔雅所述龟之十类，逐一分析，通过龟的大小、腹甲的形状、产地等得出卜用之龟盖舍水龟莫属，特点是：体长五六寸至七八寸；腹甲共九枚；腹下下鳞片十二；产于河湖池沼。确定卜用之龟的种属后，结合相关属性推求大小。最后推算出商代贞卜所用之龟，以五六寸、七八寸者为多。此标准甲的推导出，对于之后龟甲残片具体部位的认定，进而对于甲骨的缀合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大龟四版》中的定位分析法也受到此启示。

（二）龟甲整治的工具与方法。

在龟甲经过“取用”“辩相”之后，仍不能直接用来占卜，“生龟不能用，必祭而杀之……杀之之后，剔取其腹下甲而‘攻治’之，此筹备卜事于始也”。对于筹备卜事的最后一项“攻治”，董作宾首次阐释了卜用龟甲攻治的工具和攻治的基本方法。

攻治之具，殷商为铜器时代，董作宾以出土文物证之，其主要者凡五种：①锯。锯有齿，为今世治骨角者必要之工具。②错。殷墟出土之龟骨多经错治，凡文之交错如织，即其遗矣。③刀。龟骨在错治之后，必刮之使光滑。④凿。出土之甲骨，其平出盖皆经凿治者。⑤钻。今日出土之卜用龟骨，其灼处必先凿后钻，凿而不钻者甚少。

钻凿不同法得到的形迹也不相同，钻之迹圆，凿之迹略似椭圆而尖长，因此也成圆形痕迹为钻，椭圆形痕迹为凿。龟版之钻凿处，井然有序，钻与凿，孰前孰后。董作宾也做了解答，观龟版可知，其钻凿之迹，至为明显，凿之深处成一直线，其凿与凿之间，皆一线相连，而钻则分附与每一凿之旁，可知必先凿而后钻也。从钻凿之为物，到钻凿之法，进而到钻凿之形，钻凿孰前孰后，为何凿而复钻，董作宾的论述层层递进，条例清晰，且推论得到大多教学者认同。

研究出攻治之具，董作宾进一步阐释了攻治之法或者说攻治之过程，共分为六步：①锯去背甲也。②锯其两旁之上下突出之部分，使两墙边缘成椭圆形也，使版即较为平正也。③去其表皮之胶质鳞片。④刮平坼文，以便于见兆、刻辞。⑤错其高厚之处，使之全版匀平也。⑥错后更加刮磨，使有光泽也。

董作宾根据出土龟甲的边缘和纹理，以及伴随甲骨出土的其他遗物，如铜器等，推导出龟甲整治的工具和方法具有指导意义，之后的学者研究卜甲卜骨的整治时，均参考他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研究甲骨与同期遗物最基本与主要的工作，莫过于考订年代与分别时期。由此才可以着手研究字体、词汇与文例的演变，花纹、形制与著作的演变以及其他一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学者们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判明它的时代。而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里程碑意义式贡献的便是董作宾。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新获卜辞写本》开始，董作宾已经开始注意甲骨时代问题，在《写本》“后记”中，他通过甲骨字形的演变及书体的变化发现所得甲骨非尽为武乙至帝乙时代之产物；随后又在《甲骨文研究的扩大》一文中，提出殷墟出土的甲骨应是盘庚迁殷至帝乙的二百余年，这期间龟骨的用法、契刻的文字都应有相当的变迁。至于他们先后的顺序，也只有向地层中寻找了。紧接着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大连坑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从中找出了“贞人”，从而拉开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序幕。在提出“贞人说”之后，董作宾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正式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整个甲骨文分期的新方案。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五期十标准的说法。五期是将盘庚到帝辛划分为五个时期，十项标准是：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通过这十项标准将出土甲骨一一归入五期中不同的时期。董作宾的“十项标准”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看似是混沌一团的十五万片甲骨时代先后的大门，使其各归其主，有条不紊的划归五个不同时期，隶属八世十二王名下。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断代研究“十项标准”的建立，是他对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一研究“使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将近二百七十三年甲骨文作为混沌的殷代史料，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了。从此凿破鸿蒙，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记载的史实、礼制、祭祀、文例发展变化，把对晚商各期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断代例’的发明，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大事”。同时董作宾甲骨文分期断代说的建立是甲骨学研究由“草创时期”进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因此他也被称为这两个时代的摆渡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也成为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篇。

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成就是建立在甲骨文考释研究之上，现代社会中无法找出与他相提的甲骨文学者，其书法风格是当时甲骨文书法家中最具殷商甲骨风貌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董作宾提出五期说：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并对每一期的字形变化以及风格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一期雄伟遒劲；第二期谨饰细丽；第三期潦倒多姿；第四期粗犷劲峭；第五期严整秀郁。五期说的划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奠定了甲骨文书法的理论基础，为热衷甲骨文书法的学者提供详实的参考依据，推动甲骨文书法的多元化发展，完善甲骨文风格的评价标准，将甲骨文书法推向更高的发展台阶。

董作宾对甲骨文书法的传播主要分为两次不同时间段对不同人群，一次是在李庄时期董作宾甲骨文书法创作风格形成，他对来往求书的友人有求必应，这时期影响的人物为身边认识的文字学者唐兰，迁居台湾后严一萍曾专门拜访董作宾请教甲骨文书法，除此之外还有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另一次是晚年时期游历美国，到访韩国日本，去往国外的董作宾也将他的甲骨文书法带向世界，主要在国际影响方面。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界对此四公的学术特征作一注解，即“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

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向董作宾学习过历法，其后在某一点上，两人有不同的论证，在刊物上发表争论达两年之久，后来董作宾承认了罗尔纲的判断，用甲骨文写了一副对联亲送来向罗尔纲同志道贺。那时是抗日战争期间，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罗尔纲同志在社会研究所工作，两所都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分住两个村，相距几里路。董作宾已经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考古专家，罗尔纲同志还是后辈。董作宾的甲文对联是不肯轻易送人的，竟跑了几里山路亲自送到罗尔纲同志住的集体宿舍来，满面笑容地当众向罗尔纲同志道贺说：“你对了，我写副对联来向您道贺！”

董作宾思路开阔，心地平静，语言幽默。往往短短的儿句话，即能反映他澄澈的胸襟和淡泊的心志。1947年任芝加哥大学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时，讲甲骨金文课程，他是用手摸着朋友的脊背说开场白的：“甲骨就是乌龟壳。”全场大笑。在台湾大学讲课时，常插讲些掌故趣事，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搜购甲骨时，有人把新骨伪刻卖给他，使他藏甲骨的书屋里臭气满室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倍感趣味亲切。晚年也到香港大学讲学时，有位画家送他幅画，可他非要让人家再添上三只小鸡，好凑够十个，人家说：“这岂不破坏了画面吗？”他不依，非要十个不可。人家笑他：“又不是活鸡，多几只好用。”他却不无幽默地说：“我有十个小孩。”众人连声称妙。

董作宾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北京期间，有次他发现一年轻人在北海边徘徊，一筹莫展的样子，经向间原来是一位南阳同乡，进京考试未中，又遇家中有事失去接济，生活没有着落。董作宾带他回家管吃管住，激励他振作起来，努力学习，还帮他找仁作。经过努力和董作宾的帮助，这位青年后来终于在考古学上做出了成就。

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外，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台北世界书局和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学术论著》和《平庐文存》。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共12册。董作宾书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庐印存》一册。

其他作品有：《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1924）、《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英文对照）、《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

董作宾故居位于南阳市老城区工农路中段，是清代晚期硬山式民居院落，2002年3月被南阳市政府公布为南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春，在众多文化界人士的不懈呼吁下，南阳市委、市政府对董作宾故居进行了修复，拟辟作纪念馆。

2015年3月20日，董作宾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其祖籍地温县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