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总（1904年—1952年），湖南耒阳人，杀害项英的凶手。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1941年3月14日凌晨，他在赤坑山蜜蜂洞将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等开枪击杀，叛变投敌。

刘厚总生于1904年，湖南耒阳市江头圩人。他自幼读私塾和习武，因其父是当地著名武师，他在15岁左右，即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文武全才型人物。刘厚总生性好强，虚荣心重，多次向邻近地方的学武人员挑战，胜多败少，造就了一定的显赫声名。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朱德在湘南发动年关暴动，21岁的刘厚总成为江头圩赤卫队总队长，率农民军协同革命军作战，崭露头角。在敖山阻击战中，刘厚总挥舞大刀，带领200多名敢死队员，配合工农革命军，击溃国民党一个正规团，受到过朱德的口头表扬。1984年，曾经与刘厚总共同并肩作战过的原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在会见家乡史志编撰人员时，还特意提到过刘厚总。王将军在敖山阻击战中担任刘厚总属下的赤卫小队队长。刘厚总率领他们这些赤卫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将国民党正规军打败，其中刘厚总一把鬼头大刀，就砍杀了5个国民党兵。王将军认为，刘厚总如果随朱德上井冈山，也许会凭战功担当红军重要指挥员，但后来，根据斗争需要，组织上让他在耒阳打游击。在耒阳打游击，刘厚总总的来讲为革命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刘厚总生性好强，爱出风头，好贪功。

刘厚总没有上井冈山，在腥风血雨的环境中，仍能挺直腰杆，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配合下，积极从事游击斗争。他在只有十几条人枪的情况下，机智灵活，深入偏远山村，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先后消灭了几百名与红色势力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缴获枪200多枝。1934年，刘厚总和谢竹峰等人，组建了名震全国的湘南游击队，刘任大队长，谢竹峰任政委。这支游击队有310人，活动在湘粤交界的五峰山、莽山一带。国民党曾先后派出一个正规团，十几个保安团，“围剿”这支游击队，但在刘厚总、谢竹峰的率领下，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多次钻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徒可奈何，游击队势力越来越大。不过，奇怪的是，1935年冬，游击队副大队长李育林在带领几名游击战士下山筹粮时，却无故被人射杀，壮烈牺牲。这是湘南游击队自成立以后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而且，副大队长李育林号称游击队的军师，是出名的智囊型人物。几十年后，时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的谢竹峰老人，才得知这次伤亡的真相：李育林并非被敌人杀害，而是死于刘厚总之手。原来，刘厚总不仅生性好强，而且心胸狭窄，容不得比自己本领高的人在身边共事。刘厚总号称武把式，拳脚功夫厉害，但副队长李育林也自小习武，打斗功夫十分了得。一次，刘厚总悄悄把李育林叫到一块空草地上切磋武艺，结果李育林技高一筹，将刘厚总摔倒在地上。在随后一次大队干部会上，李育林无意中当着谢竹峰的面开玩笑说刘大队长功夫没他深，惹得刘厚总满脸通红。而李育林的军事谋略也在刘厚总之上。因此，投机革命阵营的刘厚总深感李育林是自己的强劲对手，竟生出杀害这位革命同志的歹念。他趁李育林带人下山筹粮的机会，埋伏在一架独木桥边，用驳壳枪将李育林及另外两个同志射杀。谁也没有想到，一位砍柴的老乡发现了这一内情，但他当时不敢讲出，直到1979年，耒阳市有关部门在了解湘南游击队活动情况时，这位老乡才说出当时的真实情形。

原形毕露

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结果，湘南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8月，刘厚总率领这支300人的队伍，从耒阳灶市火车站乘车直达武汉，然后乘船赶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开始进行抗日战争。根据党组织统一调遣，湘南游击队编入江南指挥部傅秋涛任团长的三团二营，李林任营长。而刘厚总则留在军部，出任特务营副营长，后又兼任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对党组织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他觉得自己即使不能当团长，起码也不能小于当一个营长，现在当个伺候人的副官、无职无权，又不能去前方打仗出风头，真是毫无意思。至此，刘厚总开始不求上进，以消极态度在项英的身边混日子。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9000余新四军官兵，和8万国民党顽军展开殊死拼杀。战斗持续了7天7夜，敌我双方伤亡惨重。1月14日，叶挺军长为避免部队出现更大伤亡，只身率部分随员，下山和国民党顽军交涉，但无故被顽军扣留。项英副军长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率余部开始突围。到1月20日，9000余新四军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人员非死即伤。项英副军长在军特务营的护卫下，于1月22来到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北端，潜伏在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山洞里。当时，项英身边己不足50人，且有20多名伤员、这位资深共产党人，面对数千抗日官兵无端被国民党顽军剿杀，心情痛苦万分。此时此刻，他开始醒悟，后悔自己当初太相信道貌岸然的蒋介石了……

作为负责照顾项英日常事务的新四军特务营副营长兼副军长副官的刘厚总，此刻正坐在项英身边。出于刘厚总是一位资历不浅的共产党员，虽然他自进新四军后，一直对自已的“官”位不满，多次流露消极情绪，但项英由于事务繁忙，对自己身边这位贴身勤务员并无任何怀疑之处。正因为如此，才酿成了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被部属杀害的悲惨事件。

项英被困山洞后，刘厚总起初并未产生任何念头，但十几天以后，由于饥寒交追，加之顽军团团围困，军部突围无望，刘厚总便开始打主意。他觉得自己为共产党作事多年，才混了个副营职，如果在国民党方面做事，会是这个结局吗？3月14日深夜，深思熟虑的刘厚总决定背叛党，背叛新四军，杀害项英向国民党邀功请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他乘大家酣睡之际，悄悄掏出手枪，向项英、周子昆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刘厚总杀害项英，自以为会受重大奖赏，但国民党并未将他放在心上，长期对他冷落。1942年冬，刘厚总来到陪都重庆，在戴笠手下任第三情报组中校副组长。刘厚总对这一职位又不满意，多次流露不满情绪。情报组长将其言行上报戴笠，戴笠大怒，缴了刘厚总的枪，将其软禁在中统局一个办事机关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将他放出来。

机关算尽，仍难逃应得下场

1946年春，自感前途无望的叛徒刘厚总，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请求，准其回家度余生。徐恩部念其表现老实，打发了一些路费，让其乘船回湖南。刘厚总即从重庆乘船到汉口上岸，本来准备转乘火车回老家耒阳，后来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就继续乘船顺长江漫无目的来到江西九江。他先在九江的利富客栈安顿，利用徐恩曾发给他的银元，在酒店、茶馆、青楼里尽情享受了一段时间。好似也就年把光景，他的盘缠便所剩无几。无奈之际，他开始寄人篱下，替人打打杂、管管账，这样东一餐、西一顿又挨上了两年。这时候，由新四军发展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已跨过长江向东南沿海各省进军。深知自己是共产党的罪人的刘厚总，听说自己昔日所在部队已打回来了，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寻找退路。1949年5月，他凭着自己在九江武记盐铺当管账先生手下时所结识的一位湖南老乡陈次兴，偷偷跑到偏僻的江西新余县，找到这位盐商老乡混饭吃。陈次兴一则认为刘厚总在九江大盐铺当过管账先生的手下、二则认为刘厚总和自己是本省老乡、三则因为自己店里缺少帮手，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让他在自己的盐铺里当管账先生。刘厚总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加上他表面上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很快受到陈次兴的重用，不仅每月发给他一定的薪水，还安排他独住一间房子。新余解放后，陈次兴又如实向人民政府申报，将刘厚总说成管家，填上了当地户口。刘厚总好不沾沾自喜，自以为可以在新余长期待下去了。

1952年，新余县公安局开展了一次全城户口核对工作，对每户的人员历史进行全面了解调查。一天，刚从部队下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都相互矛盾。这不能不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记起，10年前他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黄副局长即向局长作了详细汇报。局长听后，果断地对黄宜蕃说：“立即逮捕！”7月28日，黄宜蕃带着公安人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逮捕了刘厚总。当刘厚总被揪出来时，当时的华东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亲自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对叛徒刘厚总尽快处以极刑。

8月，刘厚总被处决了。但项英被害的惨痛教训不能忘记，对像刘厚总这样为升官发财而穷凶极恶的人，时刻要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