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焯（544-610）， 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武邑县）人。北朝至隋朝时期学者、天文学家。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辨清。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群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秀府下做事，他不肯去。杨秀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秀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一、在《皇极历》中，他首次考虑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主张改革推算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废除传统的平气，使用他创立的定气法。这些主张，直到1645年才被清朝颁行的《时宪历》采用，从而完成了中国历法上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

二、刘焯力主实测地球子午线。源起是中国史书记载说南北相距1千里的两个点，在夏至的正午分别立一八尺长的测杆，它的影子相差一寸，即“千里影差一寸”说。刘焯第一个对此谬论提出异议。后于724年，唐张遂等才实现了刘焯的遗愿，并证实了刘焯立论的正确性。

三、他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岁差(假定太阳视运动的出发点是春分点，一年后太阳并不能回到原来的春分点，而是差一小段距离，春分点遂渐西移的现象叫岁差)，定出了春分点每75年在黄道上西移1度。而此前晋代天文学虞喜算出的是50年差1度，与实际的71年又8个月差1度相比，刘焯的计算要精确的多。唐、宋时期，大都沿用刘焯的数值。

刘焯的创见和一些论断，在当时未被采纳，但却在后世被接受，或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发展、改进。因而他对科学的贡献是不容磨灭的。

《历书》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部天文专著，在中华古代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于该书的作者，史册上记述的很少，曾经一度，人们还认为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刘焯天资非常聪明。据说，少年时代，先后跟从多位老师学习《诗经》《左传》《周礼》《仪礼》和《礼记》时，他的天资就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些老师们的讲课水平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每次他都未等学业结束就离开了。后来，他帮一位藏书家刘智海整理典籍，埋头十年，以致穷困潦倒，连吃饭穿衣都发生困难。但这个时候的刘焯，却已是精神上的富人，并因深通儒家学说而远近闻名，不久后当了州博士，充分沾了知识分子的光。

随后，刘焯开始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就成了员外将军，有机会参加编纂国史、议定乐律和历法。在与京城各大学子研究古今贤达之士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他那满肚子的学问更是厚积薄发。每次他一落座，辩论诘问之声四起，却没一个人能把他驳倒。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因一起偶然事件，刘焯38岁那年遭遇诽谤，罢官回乡，专以教书著述为主。这期间他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十几部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悉心研究，著出了《稽极》《历书》和《五经述议》，这些都成为当时的天文名著。当读到这些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的著作时，不计其数的儒者和年轻学生纷纷以他为偶像，不远千里前来当面求教。有人评论说：几百年来，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可以说，刘焯如果能乘势而上，广收门徒，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许又会再现一个“孔子第二”了。

刘焯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人却心胸狭窄，贪财吝啬。眼见得自己的学问形成了一个潜力极大的市场，当即念头一转，就做起学问生意了。不向他送见面礼、或者送少了礼的，根本就得不到他的真正教诲。这样一来，人们对他所做所为由崇拜转为失望，并开始看不起他。等到他满腹经纶化作不菲的财富后，他的门庭也开始冷落。因为处世失当的副作用，刘焯后来又卷入一次朝廷冲突，再一次充当了“炮灰”，被流放到边关充军。最后去世时，好友刘炫为他请赐谥号，却得不到一个大臣的拥护。

就是他的代表作《历书》，本是一部含金量极高的天文著作，因与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世人所识。然而，由于做人方面的缺陷，他的作品始终不能与一些划时代的东西相提并论，哪怕它本身已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刘焯的才华，即便与他的为人处世有不相协调的出入，但尊重知识的后人还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甚至超常的评价。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记起、说起的只有《历书》，而没有刘焯这个人，吃水忘了挖井人。

刘焯著有《稽极》10卷，《历书》10卷。提出新法，编有《皇极历》，在历法中首次考虑太阳视差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用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差运动速度，推算出五星位置和日、月食的起运时刻。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