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炫（约546年-约613年），字光伯，河间景城县（今河北献县）人。隋代儒学家、数学家，北魏大儒刘献之三传弟子。

刘炫（约546-约613）　字光伯，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少时与刘焯友善，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为人聪敏，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

周武帝平齐，由瀛洲刺史宇文亢引荐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为礼曹从事，以干练而知名。后奉敕与王劭同修国史，又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宫。

自言《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皆能讲授，史子文集，皆涌于心。在朝名士十余人保其所言无谬，拜殿内将军。因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书，被人告发，除名，归家以讲学著书为务。后与诸儒修订《五礼》，授旅骑尉。

开皇二十年(600)，皇帝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极不宜废。

隋炀帝即位，经牛弘推荐，参加修定律令。后经杨达荐举，射策高第，授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辞职，归河间，以讲学为业。

隋末，妻子离散，饥饿无所依，冻馁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

他学通南北经学，精博今文、古文经典，崇信《伪古文尚书礼传》和《伪古文考经孔传》。对先儒章句，多有非议。指陈杜预《左传集解》失误之处，达一百五十余条。所制诸经义疏，为当世士人奉为师宗。孔颖达撰《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皆本于刘炫义疏。

因受南学影响，变朴实说经之风，好凭己意改前文，文辞也华丽。并认为，古人委任责成，案不重校，文不繁杂。今世文薄，多杂不密，又万里追让百年旧案，事多而政弊，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刘炫能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提出《春秋》规过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实开自由说经的先声。

刘炫自幼聪明机巧，具有多种特异功能。他的眼睛特明亮，可以直观日头而不眩晕。读书一览十行，过目不忘。他还可以“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见《隋书·刘炫传》）

他跟信都（今河北冀县）昌亭人刘焯是同窗好友。刘焯（544—610）也是隋朝著名经学家，二人先后向同郡人刘轨思学《毛诗》，向广平人郭懋当学《左传》，向阜城人熊安生学《礼》。二人又“闭户读书，十年不出”，“虽衣食不济，晏如也”。（《隋书·刘焯传》）所以当隋朝吏部尚书问刘炫有什么才学时，他毫不谦虚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究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隋书·刘炫传》）

就是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隋开皇年间，刘炫入朝参与撰写国史和修订天文律历。当时，大臣牛弘奏请购求逸书。他运用自己的才华技能，伪造书籍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卖给官府。后来被人揭发。刘炫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刚刚得到的一个官职也被撤掉，打起铺盖回老家去了。

刘炫向吏部尚书的那一番自我表白不是吹嘘，他的确是一位名重当时的大学问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隋代能称得起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焯时称“二刘”。《北史·儒林传》称：“惟信都刘士元（焯）、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宗之。”又称：“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

刘炫对《毛诗》的研究，有很大贡献。《毛诗》之传，发轫于西汉河间国，当时不显于朝。直到东汉郑玄为其作笺，《毛诗》才盛行于世。南北朝魏朝饶阳人刘献之，精通《毛诗》。其弟子刘轨思，“说《诗》甚精”。刘炫和刘焯就从刘轨思学《诗》。刘炫著有《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毛诗谱》二卷。这些著作虽已失传，但其精义，已被后人吸收。唐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即以刘炫的《毛诗述义》和刘焯的《毛诗义疏》为稿本。

刘炫对《左传》有独到见解。《春秋》之传，晋代《公羊》、《谷梁》、《左传》俱立国学。隋代《左传》盛行起来。刘炫治《春秋》相当精深，曾作《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述议》三十七卷。其中《规过》一书，是专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杜预是西晋大臣，文武全才，曾因军功封“当阳县侯”，他的《集解》是流行的“左学”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

刘炫在他才华初露时，被地方官举荐到朝廷做事。修过国史，订过律历，兼于内史考订群言。他先后值班于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但却没有一官半职，以致于生活窘迫，家中交不起税赋。地方官去催促，他才向内史令诉苦。内史令送他去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考察他，见他口说大话，不予信任，又经众人举荐，好容易得到一个“殿内将军”的职衔，又因“造假书案”而丢掉了，而且还背上了一个鄙俗的恶名。

造书骗赏，完全是穷困造成的，整天饿着肚子，还讲什么斯文道德？按《隋书·儒林传》记载，当时的巨儒在品行上多鄙俗。因为国家不重儒，没有俸禄，“此所以儒罕道人，学多鄙俗者也”。

刘炫丢了官差，回老家教书。后又被太子杨勇召至京师，要他去侍奉蜀王杨秀。刘炫拖延不愿从命，惹恼了蜀王，将其“枷送益州”。一介书生，披枷带锁，千里跋涉，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到了益州，蜀王安排他在帐内“持仗为门卫”，多么令人尴尬汗颜的差事？

后蜀王被废，刘炫授旅骑尉，与诸儒修《五礼》。又被命修律令，后升为太学博士。

在朝期间，刘炫提出过很多正确的建议，他认为事繁政弊，公文繁琐必然造成“老吏抱案死”的忙乱局面。主张简化办事程序。对外，他反对出兵高丽，作《抚夷论》指陈利弊。他有许多为政治国的主意是很高明的。但是，这人性格躁竞，自恃才高，目中无人，经常轻慢当局，上司不喜欢，同僚也忌妒。他讲古文《孝经》，“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说那书是他自己假造的。其实他所讲的《孝经》正是孔子传人藏之于鲁壁的真本，刘炫曾作《稽疑》一篇，欲兴坠起废，但是他造假书的前科，常被人提及，不能见容于世人，结果太学博士当了一年多，即被以品行卑下而辞退了。

其时各地农民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已经大乱，刘炫颠沛流离，孤身回到河间郡。城外战乱不已，他困顿城中，与在景城老家的妻子仅隔百里，但无法通音讯。

谷米越来越贵，教书换钱吧，已没有地方能放他那张讲桌了。刘炫郁郁寡欢，著文排遣胸中块垒。文章中感叹生不逢时，无法与前代通儒相比。晚境已近，顿生悲凉：“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授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见《隋书·刘炫传》）

当时，刘炫的许多门人已经参加了义军。他们体恤老师的困境，到河间郡城去把刘炫索要了出来。后来，起义军失败，刘炫孤苦无所依，踉踉跄跄奔回老家景城。景城的官员，知道刘炫“与贼相知”，怕受牵连，哪里敢接纳他？于是将城内紧闭。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已经是六十八岁老人的刘炫，腹中饥饿，衣履褴褛，在那冰冷的寒夜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满腹经纶的一代巨儒冻馁至极，惨死城下。

刘炫死后，门人们尊他为“宣德先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在沧州曾见“文儒先生刘炫碑”，是“学人为立”。乾隆《献县志》记载：“刘炫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南”。如今碑与墓都已杳无踪迹。

刘炫是一位多产的经学家，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他这些著述也曾广泛流传过，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时，曾采用了他的不少说法。可惜，后来都陆续失传。

刘炫在处境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从事经书、历法等研究，进行大量的著述，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纪晓岚有《过景城忆刘光伯》：

故宅今何在？遗书亦尽亡。谁知冯道里，曾似郑公乡。

三传分坚垒，诸儒各瓣香。多君真北士，敢议杜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