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唐诗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以白居易和刘禹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唱和群体，文学史上称之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白诗人群 (A group of poets following the style of Liu Yuxi and Bai Juyi)：

唐诗在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的十九年间，掀起一个新高潮，诗作繁盛，名家并立，流派浩繁，各树其帜。其中以白居易和刘禹锡最为注目，并吸引了浩繁诗人，以刘、白为中间，形成为了一个新的诗歌群体，文学史上称之为“刘白诗人群”。

成员简介

刘白诗派的成员多是高官显贵，其诗歌多叙写闲适之情，诗风平易畅达；“刘白诗人群”包括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张籍、杨嗣复、崔群、崔玄亮、李绛、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令狐楚、李绅、王起、萧籍等等数十人之众。

在刘白诗人群中，白居易在洛时间最长。居洛期间，白居易除与刘禹锡、崔玄亮、裴度唱和，与李德裕、牛僧孺、令狐楚、李绅、王起等人也唱和不断。并以其永劫间的在洛生活以及广泛的交往关系成为这一唱和群体的核心分子。从白居易在洛期间与众人的交往诗中可以发现，与白居易交往的人物既有佛道中间人，又有官员、闲居者，以及来去匆匆的过客。但在云云纷杂的诗人中间，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最为频繁，也最为长期。刘禹锡是白居易后期唱和的主要诗友，并共同挑起了刘白诗人群交游酬唱的大梁。

白居易（772——846）于文宗大和三年（829）罢刑部侍郎，以皇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同年，崔玄亮（767——833）以秘书少监改曹州刺史，辞病不就，归洛阳闲居。在洛阳长夏门之东第五街永通坊买宅，拉开刘白诗人群集体交游酬唱的序幕。白、崔二人对诗酒有同样的爱好，俱在洛的时间里，交游颇多，交谊深挚。大和七年（833），崔玄亮卒。结束了与白居易“游山弄水携诗卷，看月寻花端起酒杯杯”的交游酬唱生活，白居易作《哭崔常侍晦叔》，以庄周与惠施、子期与伯牙比作本身与崔玄亮的关系，知音已经去，以至于哀痛不能自已经。 转过年，即大和八年（834），东都洛阳迎来了刘白诗人群中较为重要的一位诗人裴度（765——839），白居易常与之为文酒之会，后来刘禹锡加入，三人常常诗酒酬唱，订交惬意。

刘禹锡（772——842），文宗开成元年秋（836）自同州刺史迁皇太子宾客分司至洛阳，直到武宗会昌二年卒，先后大约有六七年的时间生活在洛阳，作为刘白诗人群的核心人物，刘禹锡在洛期间，与白居易、裴度等诗人交往频繁。《旧唐书·裴度传》记载：“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饮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流皆从之游。”至此，刘白诗人群的端起酒杯为文，交游酬唱活动已经初具规模。

开成元年（836）是刘白诗人群创作最为活跃的一年。白居易与刘禹锡、李绅，刘禹锡与令狐楚、李德裕、裴度等人均有频繁唱和，各有歌咏。次年（837）令狐楚卒，开成四年（839）裴度卒，会昌六年李绅卒，大中二年（848）冬，牛僧孺卒于洛阳城南别墅，次年（849）十二月，李德裕卒于崖州，至此参加过刘白诗人群唱和活动的主要诗人已全部去世，刘白诗人群的诗歌唱和活动宣告结束。从大和二年（828）起至会昌六年（846），其活动时间长达十九年之久。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主要在洛阳文坛展开，且声势繁茂，颇有建树，究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的因素，还与洛阳作为东都的特殊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洛阳是河洛文化的中心，历朝历代中政治地位显要。从东汉开始，曾有曹魏、西晋、北魏先后在洛阳定都，并持续了五百多年之久。隋炀帝更是于公元605年，倾一国之力将洛阳打造成了一座全新的都城。唐前期，唐玄宗，武则天都曾在洛阳长久居住，带动了洛阳政治、经济、文化的超速繁荣。使洛阳成为长安之外的又一座繁盛都市，奠定了其历史上长安的陪都地位。中晚唐时期的洛阳，不再成为皇帝行幸的宠城，政治地位明显下降，逐渐成为失势官僚和士大夫避祸或被闲置的首选之地，或者是“中隐”人士向往的理想场所。日积月累，洛阳便汇聚了一大批闲散的高官显贵，并多是极具文学修养和清雅趣味之士，刘白诗人群即逢其中，用自己的唱和活动鼓噪洛阳文坛，使其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蓬勃的热力。

其次，洛阳的地域文化特色也与刘白诗人群自身的特质一拍即合。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山明水秀，气候温和，民性安舒。较之政治漩涡中心——长安的你争我斗，激烈动荡，洛阳便显现出了平稳祥和甚至闲散的气质。唐人称洛阳为“闲地”，白居易《咏怀》云：“自遂意何如，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有“闲”才有“情”，“闲”的生命状态，更利于品味情趣，丰富内心，借助诗歌挥洒诗人们的真性情。

此外，洛阳因其特殊的山水环境，还有着悠久的园林文化传统。司马光《看花四绝句》云：“洛阳相望尽名园”。历朝历代的皇帝在洛阳都大兴土木，广建宫殿园囿，臣子们则纷纷效仿，蜂从影随。且不论隋炀帝的洛阳宫，武则天的万象神宫，即使如李德裕，裴度一般的大臣，洛阳的豪屋美墅，也绝不输给帝王之家，极力展现奢侈享乐之风。当刘白诗人群中昔日这些位高权重的诗人们陆续退居洛阳，在留守，分司这些闲职上安度余年时，洛阳宽松的政治氛围，发达的商业条件，全禄而不劳力的生活待遇，使其彻底脱离了残酷的斗争环境，文人的才思与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洛阳明丽的自然、人文景观相互关照，诗情涌动，交游唱和便一发不可收。因此，可以说洛阳作为陪都的综合因素为刘白诗人群的聚拢与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培植土壤。

中晚唐期间，安史之乱使李唐王朝的中央统治终陷于了一蹶不振作的境地，朝政腐败，阉人专权，藩镇跋扈，边患四起。尤其是党争不断，朋党林立，也是这一期间社会形态政治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文人士子生理发生微妙变化共进而反映到诗歌中的重要原因，刘白诗派的浩繁成员亦都被卷入其中，深受党争困扰，李绅、白居易等是受党争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致使白为避党争之祸，最终请求外任东都洛阳，甚而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创作风格和立场，由此可见党争对社会形态以及刘白诗人群产生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甘露之变”这一恶性事务则彻底摧毁了残存在士许多人的心底的振世抱负，参与政治活动议政的热望终化为乌有。在阉人高压政治的白色可骇下，人心惶惶，悲观失望。诗许多人虽劫后更生，但却对不共戴天的斗争带来的苦难经历久久不能忘却，并且已经堪破自身命运惨剧的根源所在，参与政治活动热情已经大不比以前，时局艰险，政治腐败，使她们充实认识到无事可为又不能为的现状，于是退居洛下，栖心佛禅，悠游山水，欣赏玩味园林，诗酒唱和，从容闲适。“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岁月咏怀》），“置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刘禹锡的这些诗句颇能代表刘白诗人群的心里话。

这一期间刘白诗人群的创作中，已经不见早期兼济全国、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形态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偷安现状的餍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经落空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征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厘革的依据和范例。

《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刘白唱和集》续后集、《吴蜀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赏宴集》等。

白居易《初见刘二十八郎中有感》

欲话毗陵君反袂，欲言夏口我沾衣。

谁知临老相逢日，悲叹声多语笑稀。

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二首》

四海齐名刘与白，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

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

窅窅穷泉埋宝玉，駸駸落景挂桑榆。

夜台暮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