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764年－830年），字深之，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唐朝中期政治家、宰相。

李绛（764年－830年），字深之。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出身赵郡李氏东祖。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李绛考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任满后，补任渭南县县尉。贞元（785年－805年）末年，拜监察御史。

元和二年（807年），李绛以本职充任翰林学士。不久，改授尚书主客员外郎。次年，调任司勋员外郎。元和五年（810年），升司勋郎中、知制诰。

李绛自登第以来，均担任内职。他为官勤勉，以匡救劝谏为己任。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有的被奸人排挤、陷害，特加贬黜。李绛每每密疏论救，都使其得到宽宥。元和四年（809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逝世时，其子王承宗袭位。唐宪宗准备派人接任，如若王氏不从则派兵征讨，以革除河朔诸镇世袭的弊端。李绛认为不应对成德镇用兵，建议先解决相对孤立的淮西镇。宪宗不听，命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王承宗，之后战事进展果然不顺。李绛尽心匡正补益，宪宗多次向他询访朝政，屡有协助。

元和六年（811年），宪宗因宦官进言，解除李绛翰林学士之职，罢为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同年，李绛拜相，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上，李绛与同僚李吉甫不和（关于各书所载李绛与李吉甫争论之事，《李德裕年谱》有所辩驳，故略写此段）。

元和八年（813年），封高邑县男。李绛因足疾上章请求免职，至次年，被免知政事，授礼部尚书。

元和十年（815年），加检校户部尚书，出任华州刺史。不久，入朝任兵部尚书。后遭逢母亲去世，李绛离职为母服丧。元和十四年（819年），再加检校吏部尚书，因得罪宠臣皇甫镈，只被任命为河中观察使（本应授为节度使）。

元和十五年（820年），皇甫镈获罪被贬，李绛重任兵部尚书。新即位的唐穆宗李恒任命李绛御史大夫。

唐穆宗沉湎于游猎巡幸，李绛在延英殿极力劝谏，穆宗都未予采纳。李绛借病辞职，再次担任兵部尚书。

长庆元年（821年），转任吏部尚书。同年，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洛阳）尚书省事，充任东都留守。

长庆二年（822年）正月，改任兖州刺史、兖海节度观察等使，仍任检校尚书右仆射。次年，再任东都留守。长庆四年（824年），于洛阳被加授为检校司空。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入朝任尚书右仆射。

宝历二年（826年）九月，昭义节度使刘悟去世，临终留表请求让其子刘从谏袭任节度使。李绛秘密奏请立即任命靠近昭义军的一位大臣充任节度使，令其兼程赴镇，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迫使刘从谏来不及抗命，只能听命朝廷。但此时宰相李逢吉、宦官王守澄已受刘从谏贿赂，都奏请让他任昭义节度留后（实际控制了昭义军），所以唐敬宗不能采纳李绛的主张。

李绛奉行正道，在当时颇有名望。但他性格刚直、嫉恶如仇，对待贤者与不肖之人态度判然有别，因此屡遭他人忌恨。一次，李绛与御史中丞王播相遇道中，王播未避让他。李绛上奏论说事理，敬宗命门下、中书两省详议，群臣都支持李绛。但李逢吉庇护王播而厌恶李绛，便罢免他仆射之职，改授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文宗李昂即位，召李绛为太常卿。次年七月，进封魏国公。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以检校司空衔出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累封为赵郡公。

大和三年（829年）冬，南蛮进犯蜀地，李绛奉诏赴西蜀救援。他在山南西道招募兵卒千人赴蜀，行至中途，蛮军已退，所募兵卒都返回。

山南的兵额素来有规定，招募的兵卒应该全部退伍回家。大和四年（830年）二月十日，李绛晨起理事，召集募卒，说根据诏令遣返他们，依例发给粮饷，募卒一个个怏怏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恃宠，怨恨李绛不奉敬自己，于是趁募卒嫌赏赐微薄、众口喧嚷之际，煽动募卒作乱，以泄私愤。募卒喧噪聚集涌向府署，劫夺库中兵器冲入使衙。李绛正与幕僚会宴，来不及防备。听说叛乱立即北逃，登上女墙，衙将王景延力战抵御乱兵，最终力竭战死。左右将校请李绛缒城出逃，被他拒绝。李绛随即与幕僚赵存约、薛齐一同遇害，终年六十七岁。十三日，杨叔元谎奏李绛收取新军士卒赏赐钱物，以致兵乱被杀。而三省长官为李绛诉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奏呈杨叔元激怒乱兵事实，文宗方知真相，册赠李绛为司徒，谥号“贞”。并赐其家属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石。

尚书右丞温造奉命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定计诛杀乱兵八百余人，囚禁杨叔元。温造将手刃李绛的人，剁为肉酱；并将发布杀害李绛命令的人，处以极刑。取一百首级祭奠李绛，三十首级祭奠王景延等人，其余的全部投入汉江。杨叔元最终被流放康州（今广东德庆），时人以温造不杀杨叔元为遗恨。

大中二年（848年），李绛本拟与李岘等三十七人共绘像于凌烟阁，但他的画像最终被唐宣宗留在宫中。

李绛潜心匡时济世，屡屡上疏，常以唐玄宗先治后乱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用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的道理劝谏宪宗，劝其选贤举能，任贤政治，并提出贤则当任，任则当久的主张，他任宰相期间，曾多次建议唐宪宗削藩平党，并积极参与谋划。利用藩镇内部矛盾，使魏博节度使田兴（田弘正）听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藩镇势力。

李绛喜实厌虚，在朝勇于犯颜直谏。他曾说：“身居国家重要职位，只图惜身不敢直谏，是臣辜负于君王。若臣子为国为民不看圣上脸色说话，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负于臣子。”宪宗听罢很受感动，说道：“卿告朕以人所难言者，疾风知劲草，卿当之矣。”李绛还反对大臣无原则奉迎上意，粉饰太平。为此，常与人争辩殿上。宪宗曾称赞道李绛：“绛言骨鲠，真宰相也。”

李绛在任华州刺史时，还禁止猎捕鸟兽，以保护自然生态。

李纯：①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②绛言骨鲠，真宰相也。③端庄秉彝，亮直循道，抱凌寒之劲节，标肃物之贞规。尝以懿文，参於内署，亦以公望，贰於地卿。竭其器能，茂著宦业，洎居衮职，左右朕躬。远虑必陈，谠言无隐，竭致君之志，宏济俗之方。

李昂：神授聪明，天赋清直。抱仁义以希前哲，立标准以程后来。抑扬时情，坐致台辅。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钺宣风，联居乐土。乘轩鸣玉，尝极清班。先声而物议皆归，不约而群情自许。汉中名部，俾遂便安。

李肇：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郑武阳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计，裴中书之秉持，李仆射之强贞，韦河南之坚正，裴晋公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

蒋偕：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两汉王嘉、李固至西晋张华，如国朝褚河南、裴河东之类，刚毅不回，有类公之遗烈於公之生。

刘昫：①李赵公颉颃禁林，訏谟相府，嘉言启沃，不以身为。糜躯将坛，没有余裕。②赵公排摈，言犹鲠亮。干将虽折，不改其刚。

宋祁：镒、元衡暴忠王室，绛巨德大臣，皆为贼奸所乘，不殁元身，盖福善祸淫之训有时而挠。虽然，贤者于忠谊，宁以一不幸，遽使慊然于其心哉！要躬可殒，而名与岱、崧等矣。

苏辙：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励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洪迈：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贽、杜黄裳、裴垍、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畋，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王世贞：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体近实，泌用近玄；狄仁杰、宋璟器相似也，仁杰近圆，璟则方；陆贽、李绛识相似也，贽达绛遂；杜黄裳、裴度略相似也，黄裳近疏度近密。

冯梦龙：泌之策陕城，绛之揣魏博，皆料将法也。

张岱：唐宪宗疑李绛、裴度俱朋党，而于李吉甫、程异、皇甫镈则不之疑。盖绛、度数谏，吉甫、异、镈顺从阿谀，而不觉其欺也。

朱轼：李绛论事得大体，动协机宜，其才可为王佐。而方正鲠直，惓惓以纳忠为己任，则魏徵、宋璟之流，他人何足以及之。惜不幸多遇小人，吐突承璀、皇甫镈、李逢吉不能加害，而祸生所忽，卒堕杨叔元之计。悲夫！然绛也知有国而不知有身，躬历四朝，年近七十，此亦非所吝矣。

爱新觉罗·弘历：宪宗首即大位，即有削平藩镇之志，用贤能之相，时若杜黄裳、李绛、裴度诸人皆在相位。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权宦吐突承璀要整修安国寺。他依仗权势，擅自立了一个《圣政碑》，并请求翰林为其撰写碑文。时任知制诰（专为皇帝起草诏令）的李绛听到消息后，立即向宪宗上奏，直斥功德碑的弊端：

“陛下布维新之政，划积习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历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广，彰满假之渐，招矜炫之讥耶？陛下治国很有成就，有目共睹，却要立功德碑，自我炫耀，难道是想招来天下的讥笑吗？圣德、皇猷岂是能用一块碑几行字所能概括的，如果真要立碑，反而有损形象。高祖、太宗创开元、贞观盛世，也未立碑，难道陛下的功德还能超过先祖吗？尧、舜、禹、汤、文、武，皆无立碑之事，历史上只有秦始皇游泰山立过碑，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史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能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德？何况此碑在安国寺内，碑文本应记载与寺院有关的内容，如记载陛下的功德，实在是不伦不类。请陛下特令罢修。”

宪宗览奏后，不好发作，只好说：“李绛是忠臣。”命人把碑拽倒。吐突承璀当时正在旁边，不高兴地说：“碑体积太大，恐怕拽不倒，慢慢拆吧。”实际上是心存侥幸，想暂缓执行。没想到宪宗正在气头上，听罢即厉声喝道：“拽不倒就多用几头牛拽！”吓得吐突承璀再也不敢吱声，只好动用了一百头牛，把自己费尽心机立起来的碑拽倒了。

李绛有文集二十卷及论事集二卷，今存《李相国论事集》、《李深之文集》等。他平生好医，在闲暇时曾编集《兵部手集方》三卷，可惜早已亡佚。《全唐诗》录其诗两首、联句两首，《全唐文》录其文两卷。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列传第七十七》。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四·唐纪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