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旧唐书·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后晋·刘昫等著：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他的祖父的名字叫云，父亲的名字叫溆，他们都曾经在县里担任县令或者在州里做属官，世代以儒学著称。刘禹锡在贞元九年荣登进士的等第，又荣登宏辞这一科。刘禹锡对古文十分精通，善于作五言诗，他的今体文章不仅写得漂亮，而且颇多才华。他曾经在淮南节度使杜佑的幕府里做事，主要负责登记幕府的一些事情，表现更加谦恭和非同一般。后来他又跟随杜佑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的职务。他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好。

贞元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主事，晚辈们力求上进，许多人争相依附他。在这些晚辈中，刘禹锡特别被王叔文了解与夸奖，并且用宰相的标准对待他。唐顺宗即位后，因为长年生病不能处理政事，皇室中的所有文告，都从王叔文那里传出。王叔文还把刘禹锡和柳宗元带入皇宫内院，同他们商量革新的事情，对他们提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后来，刘禹锡又调任屯田员外郎，参与审判度支盐铁一案，并兼任崇陵使判官。

王叔文的革新失败，刘禹锡也受牵连，被贬为连州刺史。他人还在去连州的途中，又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处于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官员的风气孤陋寡闻，满眼都是不同内地的风俗，要找几个可以同他说话的人也找不到。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间，只能以吟咏古代先贤的文章和诗歌，来陶冶自己的性情。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喜好巫祝的游戏，每当整个宗族击鼓跳舞的时候，一定要唱粗俗的民间小调。刘禹锡有时也会参加到巫祝当中去，他就依照诗人的写法，创造出新鲜的歌词用来教大家唱。所以在武陵的山溪和洞穴之间传唱的乡间小调，有很多歌词就是刘禹锡写的。

元和十年，刘禹锡从武陵被召还京城，宰相（裴度）又想安排他在中枢机构工作。这时刘禹锡写了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句涉及到讽刺朝政的内容，执政的人看了很不高兴，又想把他从京城赶出来，贬为播州刺史。贬刘禹锡的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启奏道：“刘禹锡有老母亲，年纪已经八十多了。现在那播州处在西南极其偏远的地方，野兽出没，人的踪迹很少到达。刘禹锡确实应该得到处罚，然而他的老母亲一日也离不开他，如果让刘禹锡去播州，那么他的母亲与儿子就是永别了，我担心这样会伤及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良好风气。我冒昧地请求陛下你变通一下法令，把他流放到离京城近一点的地方。”宪宗皇帝说：“那些做人家儿子的人，做每件事时特别需要谨慎，常常要担心留给父母亲的忧虑。现在刘禹锡所受到的惩罚，应该比其他人更重一些，你怎么可以这样来替他说话？”裴度无言以对。过了很久，宪宗皇帝变了脸色，说：“我刚才所说的，是责怪那些做人家儿子的人的事情，然而我最终还是不想伤了他们所亲近的人的心。”就改派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离开京城以后的十多年中，刘禹锡又接连在好几个地方做刺史。

太和二年，在和州刺史的任上，被调回京城，授予主客郎中的职务。刘禹锡的心里还记挂着前面写诗遭贬官的事情，又写了一首《游玄都观》。他前面写的游玄都观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这样的句子，后面写的游玄都观诗中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这样的句子，人们看重他在诗歌中流露出的才气，却很看不起他的品行。

任见

《刘禹锡传》：现代作家作品，历史人文传记中难得一见的优秀书籍。

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等名句，早已为后世所传扬，但刘禹锡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哲学家，政治家。如其《天论》上、中、下即是关于“天人之辩”的伟大著作。

“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的著名政治事变。在仅有数月的“永贞革新”中，永贞党人厉己竭节、铲革弊政、简放冗人、节制国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社稷得幸，百姓欢呼，刘禹锡便是这场政治革新的的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刀口起舞，出生入死。刘禹锡的人生由于参与革新和朝局变幻，充满了英雄气概和传奇色彩。

研究刘禹锡的文字历代不绝，数量众多，然而真正从生活经历的角度为他立传的，迄今基本没有。这部《刘禹锡传》是以唐代历史为背景，以刘禹锡的政治活动、文学创作为重点，以他的人生际遇、情感历程为主线，以大气魄、大制作为标的要求，创作出来的重量级作品。

《刘禹锡传》250千字，著作文笔洗练，辞藻华贵，构思布局艺技独运，故事情节磅礴跌宕，文言与白话结合无隙，简约与饱满至于极致，既与刘禹锡的大家名作地位般配，与中唐丰富多彩的诗文艺术气象相和谐，又将中国文字的魅力发挥到了新颖动人的特殊境界，一卷展读，不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