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发生在唐顺宗执政期间，代表官僚士大夫的王叔文集团为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

主条目：宦官专权

宦官擅权，始于唐玄宗朝的高力士，经过唐肃宗、唐代宗二朝，又有所发展；到了唐德宗晚年，竟然连京师的精锐部队“神策军”都交给宦官掌握了。安史之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

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唐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宦官专权使得朝政更加腐败。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主条目：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条目：朋党之争

唐代统治阶级在武则天没有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前，除了关陇集团以外，就是山东士族、外廷士大夫大抵是他们这些人。

武则天执政以后，专尚进士科，提拔了一批寒俊。

到了唐德宗末年、唐顺宗时期，已形成了南方寒俊与原来的关中士族、山东士族相抗衡的局面。南方寒俊与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朋党之争的形势渐渐形成。

主条目：宫市、五坊

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

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于是，五坊使也被取消。

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

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唐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

革新派上台后，以唐顺宗的名义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

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

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

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

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并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放出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

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一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

变革新政运动，自此拉开序幕。革新派，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

顺宗因中风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都由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主理。

唐顺宗用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可以随意在内廷走动。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

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

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

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顺宗宠妃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

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派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至是解其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节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

“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

王叔文大怒，欲杀刘辟，辟仓皇逃走。

先罢禁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

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

可惜当宦官醒悟后，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便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派的计划落空。

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残暴掊敛，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用能吏杜佑摄冢宰，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接着还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

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将革新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

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纯）为太子。

三位宰相，高郢无所作为，贾耽、郑珣瑜称疾不起，以表示与革新派不合作。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加拜户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

如前所说，翰林专掌机密诏令，职权甚重。

王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王伾为之一再疏请，也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形势已经不利。

至此，王叔文又因母丧去位，形势更急转直下。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派。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韦执谊不听王叔文调遣，革新派内部分裂。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王叔文为宰相，不报，知事不济，亦称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

在这种形势下，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唐顺宗下制，称：

“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

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四日，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五日，太上皇唐顺宗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九日，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唐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即为唐宪宗，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

此时，王伾已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也已被贬为渝州司户。唐宪宗即位后，又将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淮、程异及韦执宜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宣告失败。

从永贞革新的过程看，由于唐顺宗李诵病重，王叔文等人确实存在“挟天子以令群臣”的事实，从而引起朝臣不满。而后世文人对永贞革新评价不高以及其失败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条：

1.从改革方式来看，王叔文等人完全通过提拔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作为改革主力，最终引起改革失败。永贞革新的失败，并没有结束唐朝政府对藩镇割据的打击，却几乎敲响了文官对宦官专权的反抗行动的丧钟。从这个意义上说，永贞革新中执政的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对此次改革不力负有重大责任。

2.王叔文等人抛弃了像后来“甘露之变”中郑注等人团结文官对抗宦官的选项，引起改革失败。

3.通过结朋党来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给后来的“牛李党争”开先例，同时引发文官反对。

4.失去皇帝支持。

“永贞革新”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

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

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

但事实上，对外仍有一些改革的措施，在宪宗朝得以继续实行，由此导致了宪宗朝讨平藩镇的“元和中兴”。

历代史学家对永贞革新褒贬不一，争论焦点主要在于王叔文掌握朝政时，二王八司马结党营私、贪污舞弊。

应当看到的是，二王八司马都不是职业官僚，他们具有书生执政的局限性，对于他们力主革新、推翻旧制、打击藩镇、削弱宦官的革新运动的初衷应当予以完全意义上的肯定，而就其执政能力方面却必须承认他们的失败性。

韩愈称革新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并且对革新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

王夫之：

“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岑仲勉：“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

韩国磐：

“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卞孝萱：

“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

陈祖范：“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

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