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1997年3月12日），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创立者。1950年春，因被诗人晏明称为“神童”，“神童作家”称号逐渐流传并被大众认可，又因家乡儒林村临近北运河，又被称为“大运河之子”。

刘绍棠学生时期就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大量地阅读课外书。10岁时第一次写作文，创作了一部写满五册作文本的长篇《西海子游记》，在全校引起轰动。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50年一年内，他又写出了20多篇小说，在多家刊物上刊登后，引起文坛关注。

1951年2月，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当见习编辑。

1951年9月，被作协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9月16日，刘绍棠的《完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受孙犁赏识，后来他的作品经常在该周刊上不经修改就直接发表，并成为孙犁的“得意门生”。在高中期间陆续发表的《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赢得了全国性声誉。其中，因1952年发表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团中央开始对他进行重点培养。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鼓励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采访的两个多月内，他开始构思小说《青枝绿叶》，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走上写家乡、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1952年，小说《青枝绿叶》发表，后又被叶圣陶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

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他研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并把肖洛霍夫树为自己的榜样，写出了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作品。在北大学习不久，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之后，他专心写作并于195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1955年，被共青团中央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第三期学习，后因故停办，未入学。1956年3月，出席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同时，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年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在作协，他得到了沙汀、严文井等作家的写作指导与帮助。同年4月，经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

1956年—1957年，刘绍棠因发表论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以及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等，于1958年3月被错判为“右派分子”。反右开始后，他遭到一系列的批判，又被剥夺写作权力，无法重新发表作品，被迫“下乡劳改”。在“劳改”的20年期间，他仍坚持写作。直至1961年11月，刘绍棠才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在发表了一篇小说《县报记者》后不久，再次被剥夺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回到故乡儒林村。后来，他在乡亲们的保护下，躲过“文革”十年动乱，心怀感恩，收集材料完成了以家乡人民为原型的《地火》《春草》《狼烟》三篇长篇乡土小说的初稿。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得到彻底平反，重返文坛，回到北京。共青团中央恢复了刘绍棠之前的名誉及写作的各项权利，并对其作品表示肯定。这一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常务理事、《北京文学》编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

1980年6月发表的《蒲柳人家》再次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刘绍棠创作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之后，他先后创作的《渔火》《京门脸子》《瓜棚柳巷》等20余部作品，接连获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格调清新优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1985年，又受丁玲邀请担任文学杂志《中国文学》（1985年12月更名《中国》）副主编。

1988年8月初，刘绍棠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宣武医院，虽经抢救治疗，仍造成左体偏瘫，所幸大脑和写字的右手并未受损。大病之后，“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他又开始顽强地写作。

1996年12月19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997年1月起正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高中时刘绍棠就与同学曾彩美一见钟情，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在家人的催促下，1955年8月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因家里拥挤，单位申请住房未果，为了解决燃眉之需，在朋友们的介绍下，1957年夏天，刘绍棠在西城买了光明胡同45号房。

刘绍棠买下房后并没有在这里“享乐”多久，半年后他就四处劳改，在这里居住的是他的父母、妻儿。直到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

胡耀邦与刘绍棠是亲密的朋友。

1951年，刘绍棠的小说《红花》受《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总编陈绪宗重视，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受到大力推荐。刘绍棠由此引起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关注，两人开始有所联系。

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的一些不当发言引起争议，胡耀邦拒绝了团中央对刘绍棠的处分要求，并亲自找刘绍棠谈话。1957年春天，刘绍棠发表的文章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反右”斗争开始后，刘绍棠被划为“右派”。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行为予以了教正。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胡耀邦对刘绍棠指出“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的性格问题”，并督促其改进。

1962年春天，刘绍棠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胡耀邦又积极联系工作单位，给予刘绍棠就业帮助。

表格中除特别注明参考资料外，均整理自《我是刘绍棠》一书。

刘绍棠的散文《老师领进门》（又名《师恩难忘》）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语文书、苏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书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师生”单元第1篇课文。小说《青枝绿叶》选入1952年2月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散文《榆钱饭》选入西师大版六年级《语文》下册（2005年版）、人教版初中《语文》（1992年10月第一版）。《本命年的回想》选入苏教版（2009年版）七年级上册语文书。

他的部分小说被外国翻译出版: 50年代的短篇小说《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 被翻译成俄、英、阿尔巴尼亚文出版；80年代的短篇小说《蛾眉》《青藤巷插曲》，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 被译成英、法、俄、德、日、西班牙、泰文及孟加拉文出版；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出了英、法、德三种文字的单行本。

刘绍棠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性质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以及浓郁的民族特色，详细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命运。

刘绍棠的作品以四、六句为主体句式，从而形成鼓点般跳荡节奏的音韵主调，同时加入较长、较短的句子进行音韵调整，不仅追求用字、遣词、造句的形象美，而且设置特定的语言情境，形象地塑造人物。正是这种“多声”“多彩”“多姿”，形成语言风格的“恣肆汪洋”。

1981年，短篇小说《蛾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文艺报》中篇小说二等奖。《渔火》获《北京日报》优秀作品奖。《蒲柳人家》获《十月》文学奖。同年5月，《蒲柳人家》（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3期）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

1982年，《二度梅》获《芙蓉》文学奖；《布鞋与乡土文学》获《北京日报》优秀作品奖。

1983年，《荇水荷风》获文学丛刊《长江》优秀中篇小说奖；《蒲剑》获《昆仑》优秀作品奖。

1985年，《君子兰和她的女儿》获第二届“东方文学奖”。

1987年，《暮春》获“小天使”铜像奖最佳作品奖；《老侠金钟罩》获第一届传奇文学奖。

1989年，《这几个酸儿辣女》获《小说林》优秀作品奖；《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获北京市庆祝建国40周年长篇小说奖。《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获文学双月刊《十月》优秀作品奖。

1990年，《续弦》获《人生与伴侣》创刊五周年荣誉奖；《鱼菱村女子》获《解放日报》“霞飞杯”优秀奖。

1990年5月12日，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获奖的有颜廷瑞的《庄妃》，星显的《钱庄风云》，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刘绍棠的《敬柳亭说书》，缪晓阳、张晖的《龙云出山》五部长篇小说。

1994年，《黄花闺女池塘》获《人民文学》20世纪90年代优秀小说奖。

1982年当选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1985年12月，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1987年，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作家名人录》，再次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1988年，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名人录》。

1991年7月，国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终身享受国家特殊补贴。

刘绍棠小说不仅发掘了燕赵文化性格，还在他的绝唱《村妇》中描写了其形成过程，将近2000年的胡汉交融史浓缩在20世纪匈奴后裔刘姓家族四代的更替变迁中。在新时期作家中，刘绍棠是对燕赵地域文化罕有的深入开掘者。

直到80年代，以刘绍棠为代表，形成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这是我国乡土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刘绍棠积极深人农村生活，于1980年夏秋两季，赴吉林、河北、湖北等多地调研。行程结束后，他发出了“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多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与地方特色”的呼吁。刘绍棠在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提出了乡土文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他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明确提出了“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这一主张。此后，随着全国文艺界开展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刘绍棠的创作及其理论逐渐被人重视起来。《蒲柳人家》这一小说的成功、乡土理论被文艺界重视，他凭借数百万字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在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52年放暑假时，刘绍棠回到家乡。那时村里搞了互助组，引起他的兴趣，产生了创作冲动，但又不知从何入手。夏天晚上很热，他就在村外找个风凉空地，躺下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浮想联翩，苦苦思索小说的开头。这时，河边的树林里布谷鸟叫着“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那声音清脆悠远，动人心弦，更使他夜不能寐。突然，布谷鸟的叫声给了他灵感，“从这里开头不是很有意境吗？”于是，小说的开头就写男女主人公在布谷鸟叫声中相识于河边。

据此写成的《青枝绿叶》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青枝绿叶》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16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都搭了防震棚，夜间每户还须有一个人值班。刘绍棠值班时也不忘写作，室内孤灯一盏。当发出地震报警时，他还沉浸在写作之中，人们招呼他才醒悟过来，持笔挟书从房门跑出来。那时，他正在赶写第二部长篇《狼烟》。

刘绍棠于1988年因中风左瘫，左手、左腿完全残废，眼睛也成边盲。1995年12月，他已年近60，在《凌云一羽》一文中，戏称自己是老弱病残俱全、尚能使用的“半导体”作家。但他仍以“记得了自己的年龄，要赶快做”为警钟，继续以劝善（教育作用）为天职。

刘绍棠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时曾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正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1992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建立刘绍棠文库，立了“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刘绍棠文库收藏了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

2007年3月12日是刘绍棠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北京通县当地乡政府在刘绍棠墓地举办纪念仪式，召开追思会。其墓地在通州区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郑恩波从小喜欢刘绍棠的作品，为了写出刘绍棠的传记，他集中阅读了刘绍棠的全部作品、查阅了通县“刘绍棠文库存”近万封书信和全部剪报资料、作了20多万字的摘录、遍访刘绍棠的乡友故知、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相继创作、出版了《大运河之子刘绍棠》《刘绍棠传》《刘绍棠全传》及《刘绍棠纪念文集》。以下是图书信息：

（部分纪念刘绍棠的书籍封面可参见本词条底部的扩展图册：《纪念刘绍棠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