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航琛(1897—1975)，四川泸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回四川。1927年被王陵基委任为重庆市铜元局事务所所长，任内实行铸币改革，从而获得王的赏识。此后，经王推荐，入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经办财政，为刘广辟财源，支持刘的统一四川的战争。递升第二十一军财政处科长、副处长、处长。1935年升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兼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任内对四川财政进行全面整顿，颇见成效。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七战区长官部经理处长，多方筹措军费，资助川军出川抗战。1938年刘湘死后，被四川省代主席王瓒绪排挤而赴香港。1940年回重庆，利用所控制的财政金融势力跻身政界，历任国民政府粮食部特派员、常务次长，兼任四川省粮食管理局局长。此间大量投资于工商企业，在数十家企业中任董事长、总经理，成为陪都重庆的金融巨头。抗战胜利后，力图将势力伸展到江南一带，曾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结交李宗仁、杜月笙等人。1949年6，被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同年10月经香港逃到台湾。1950年被蒋介石逮捕，后经何应钦、张群等保释。1975年9月28日病死于台北。

刘航琛,四川泸县人,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其父刘子休系天主教徒,在泸县经营“爱仁堂”酒厂,酿造大曲酒。以教会关系,向法国人学得“花酒”酿造技术,取名“露酒”,并改罐装为玻璃瓶装。刘航琛19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2年毕业后回泸县任泸县中学校长。

1926年,四川烟酒税征收局把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课以重税。为此,刘航琛到重庆申诉,在呈文中讥诮局长王用九:“钧座所订规章,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若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为洋人,可乎?”王大怒,要查封“爱仁堂”重庆分号,逮捕刘航琛,后以说情送礼了事。刘航琛受此刺激,发誓要进入仕途。

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因亏累不堪,束手无策,刘航琛由北大同学陈学池(时任王陵基所办《大中华日报》负责人)推荐,任铜元局事务所所长。刘到职后,把流通的二百文值铜元改铸为“新二百文”,缩小体积和重量;并拉拢上海巨商汤壶峤,由汤垫款在沪购铜,铸成铜元后交汤经营的字号包销,付还垫款。此举迅即扭转了铜元局的亏损局面,大获其利,刘因此深得王陵基的赏识。其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军费,经办财政的人员一筹莫展。王陵基乃把刘航琛推荐给军长刘湘,充任第二十一军财政处的科长,不久升为副处长、处长。

刘航琛承办第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军阀强索硬派的办法,从捐税、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广为搜括。他以“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之计,成立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总办,使第二十一军各部属不敢恣意截留税款;又把当时名目繁多、关卡林立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做到他所谓的“苛而不扰”。四川盐税稳当可靠,向为军阀所垂涎,而川盐的产区与销区,时由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一军分别割据,两军为向两区轮流提取盐税,争论多寡,时生矛盾。1928年成立两军财务统筹处,刘航深代表第二十一军担任副处长,两军以“产运结合”的办法瓜分盐税。刘航琛所谓整顿特税,是以“寓禁于征”为名,广行搜括之实。对鸦片烟产区固然大抽烟税,对不产烟的地区,也一律派以烟苗捐。他还在各地成立禁烟查缉处或稽征所,名曰收缴税捐,实则办理烟土的外运内销。1930年,刘航琛建议成立了第二十一军总金库,自任收支官。刘以金库名义发行粮契税券,规定纳粮必用,实际上是变相的发行钞票,至1934年发行额达数百万元。金库还大量发行各种库券、公债,交由金融业推销。从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发行债券高达四千一百余万元。以上措施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刘湘,使刘湘得以打败第二十四军刘文辉,独霸全川。

刘航琛为了取悦于刘湘,早在1928年即从财政处按月拨出十万元存入刘湘账上,供其自由支用,既为刘湘提供了方便,又杜绝了第二十一军将官借刘湘名义向财政处任意索取。刘航琛又将购买武器所得回扣二十余万元,全数交账,不入私囊,以求取信于刘湘。刘湘对刘航琛聚敛有方,十分赞赏;但又认为他居心叵测,难以驾驭。1933年,刘湘受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主任,在筹组四川省政府时,财政厅长一席没有提刘航琛。这时,刘担任第二十一军的驻南京代表,千方百计结交国民政府的达官显贵,取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赏识。在宋的支持下,1935年2月他终于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

刘航琛就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后,兼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为整顿四川财政,他开办了“财训班”,培植一批亲信,派往省内各地财税机关。他亟力整顿田赋,当时各县的钱粮,全川每年共可以收得七百多万元,加以从“统一田地买卖和典当税率”中的收益,征收验换契纸费,加重屠宰税附加,继续征收禁烟税等等,一年共搜括四五千万元。从1936年起,又征收营业税,按照各企业的营业额提取百分之三为省地方收入。其时,国民政府已推行法币政策,地方银行不得发行纸币。但刘航琛仍以四川省银行名义发行大量辅币,到1937年10月,实际发行额已近一千万元。从省政府成立到抗战开始,还先后发行了各种名称的公债达一亿四千五百余万元。刘航琛多方搜括,扭转了四川财政的困难局面,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余。

刘航琛力图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和扩张他的经济实力。初进第二十一军即对刘湘献策:搞财政不能不同金融业和商帮打交道,要利用他们的实力。1930年9月,他请准刘湘创立川康殖业银行,宣称资本额为四百万元,实则只是从禁烟款下拿出六十万,另加一点商股,不过一百万元。从此他亦官亦商,在金融界扩展实力,利用刘湘交付的军火款,在川康殖业银行经销公债,发行无息存票,攫取一般商业银行所不易得到的厚利。抗战爆发后,他又趁势合并了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商业银行,改组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集股三百五十万元,资本额冠于川帮银行。他对重庆盐商组织的川盐银行早存觊觎之心,通过他与滇行董事长吴受彤的关系而入股为董事,1937年吴受彤病危,力荐刘航琛继任,刘如愿以偿,担任了该行董事长,逐步攫取了该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权。刘从此控制了川康、川盐两行,俨然成为重庆金融界的大亨,声势煊赫。

1935年,聚兴诚银行存户向财政厅控告该行舞弊,刘航琛也早想插手聚兴诚,借此事件即以财政厅长名义,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提走聚行账簿,迫使该行总经理杨粲三接纳刘航琛入股,担任了该行常务董事。1937年,重庆商业银行因赌公债失败,发生挤兑风潮,向川康、川盐告急。刘不但拒不借款应急,反要求有关当局下令关闭重庆商业银行。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金,大量投资工商企业,几年中攫取了重庆金融工商界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七十多个头衔,控制了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和沅猪鬃公司、兴华保险公司等重要经济事业,还掌握着《商务日报》、《益世报》、《新民报》等新闻机构。

1938年1月刘湘死去,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对刘航琛素有恶感,下令彻查财政厅账目,并拟逮捕刘航琛,刘闻风逃往香港。次年王缵绪下台,刘航琛在杜月笙、顾嘉棠支持下回到重庆。他大力整顿川康、川盐两行人事,大搞黄金、棉纱、药材等投机买卖,不断壮大自己经济实力。

1941年,重庆粮食供应出现危机,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委刘航琛为粮食部特派员,去四川各地催调粮食。刘带领川康、川盐两行亲信,分路巡视各县,利用过去分布在各地的“财训班”人员和袍哥势力,筹集到了一批粮食,从而当上了陪都民食供应处长。1942年刘航琛升任粮食部常务次长,但不久受到排挤而下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航琛认为今后上海是金融业的前线,重庆是后方。他立即将川康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沅、电力公司等单位联合办事处。为了使“业务日臻现代化”,又在重庆以川康、川盐两行,联合宝沅、沱江、华西、电力等十八家银行、厂矿、公司,设立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拨资两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

1946年,刘航琛到上海,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杜月笙、顾嘉棠,筹组利济轮船公司,希图开办海运事业。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的一部分海船交给他,李宗仁也表示愿意把正在筹办的一家海运公司交与他经营。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刘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耗费颇巨。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6月,刘航琛在广州当上了经济部部长。他见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金五六百万元,遂见财起意,一面诱使该所所长郭子勋出国“考察”,一面组织商号,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没。该所员工识破骗局,成立保护矿产品委员会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移交给了新中国。

不久,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利济轮船公司两艘旧船靡费甚多,而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不兑现。公司尚未组成,即告破产。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太大,特别是大量资金被抽到利济轮船公司,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二百万元汇渝解救,亦无济于事。刘航琛后去重庆,10月中旬携眷去香港,以后又到了台湾。蒋介石借口刘航琛对经济部事务交代不清,下令逮捕惩办,后经何应钦、张群等人说情,取保释放。

1975年9月28日,刘航琛在台北病故。

祖父：刘德钦，号敬亭。

父亲：刘泽意，号子修。

岳父：李春谭。

妻子：李世芹，字泮香，1913年与刘航琛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