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1886年—1967年3月17日），字方舟，人称“王灵官”，四川嘉定 (今乐山市) 人。初入四川武备学堂步科。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副官、军事教官等职。1912年任川军第一师模范团团长。“二次革命” 中附袁，为与黔军争夺重庆展开巷战，被免职。1915年，北京政府下令恢复中将军衔。1922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后，历任参谋长、旅长、师长等职。北伐军兴，任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兼任重庆卫戍区总司令。1927年春伙同刘湘制造 “三·三一”惨案。后任长江上游 “剿匪”总指挥，进攻鄂西红军。1933年任第五路 “剿匪”军总指挥，参加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战败后被刘湘撤换。抗战初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代行四川保安司令。后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升任第九、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湘鄂赣边区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官，旋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4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8年4月3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残酷镇压民主运动。1950年2月6日在江安县被俘，送战犯管理所改造。1964年12月28日被特赦。

王陵基出身于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家庭，自祖父以来都经营绸缎生意，初在乐山城内开成园绸缎庄，后在成都开成园绸缎庄。他少时曾跟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学习文章，不久就弃文就武。1903年7月，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因年少英俊，聪明活泼，被视为人才，入速成班学习。一年后毕业，恰逢创建新军，被分配到县里招募弁目（班长）学生训练，随即充任队官从事弁目队的训练。后随徐孝刚赴日购买武器，自请留学，如东斌学校读书一年后，又入成城学校补习日文，与刘存厚、张邦本为同学。回国后，在川军协统钟颖部任主任参谋，随部进驻拉萨。对西藏的风土、人情、地形、物产、特别是武派系等有所了解。

1908年，任四川陆军军官学速成学堂副官，为日本籍课长充当翻译。因为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一大批四川军阀都是在这毕业的，因此以后刘湘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经常老师前老师后的喊个不停，跟着底下一群军官也跟着喊王老师。另一个速成出身的将领王缵绪很不服气，背后撇着嘴说：“什么老师啊，他不配，明明只是个是副官嘛，这就是刘甫澄（刘湘的字）的虚伪。”辛亥革命后经川督胡景伊保荐，任川军第2镇上校标统。不久升为模范团少将标统，由于他和北京政府派到军校的负责人很熟，经常充当四川军政府的代表去北京和北洋政府联系，后来，在四川南北内战中，他一直主张走北洋路线，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一系对抗。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时候，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举兵响应。他立即自告奋勇讨熊，被胡景伊任为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从南充进攻重庆，但拥袁的贵州都督唐继尧已经派先锋黄毓成抢先攻入重庆，他随即和黄军展开巷战，经重庆商民告状后两人双双被撤去职务。但他不久就被恢复少将军衔和恢复勋章。

1915年2月，袁世凯派亲信陈宦督川，他为了拍陈宦的马屁，特意去学北京官话讨好陈宦。先后被任命为川军第1师2旅4团团长，第1师5旅旅长，袁世凯称帝后，他认为袁世凯是改朝换代的英雄，决心要做从龙之士，后来护国战争的时候，陈宦看到大势已去，宣言和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他立即劝师长周骏攻击陈宦，他的忠心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被任命为国防军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受赐尚威将军封号。

1916年5月，袁世凯死后，他见靠山已倒，不得已退出成都，在张澜的劝说下，把部队交给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带着少数卫队前往北京。后被任为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有人说他当了婆婆当媳妇，他却自我解嘲道：“一个师长不过带万把人，一个军长也就四、五万人，真正带人马多的还是县长，统率几十万到上百万，那个带兵官有这么多人。”他硬着头皮干了一年多，才又回到北京待机，实在找不到出路，只好又回到四川。

1922年夏投奔刘湘，任川军第2军参谋长，旋任川军第2军第6混成旅旅长。杨森代理军长发动一、二军之战的时候，他正在后方整理部队，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他集合零散部队发动逆袭，掩护部队后撤集中，

1924年，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发动反攻的时候，他也被北洋任命为第28混成旅长，他到北京活动，为刘湘谋得川康善后督办的名义，一起打倒了熊克武的一军系统。后来又一起打倒了从刘湘部分裂出去的杨森，这时刘湘部队复杂，师的番号都有八、九个，他又协助刘湘整军，将部队整编为9团制的三个师，他升任第三师师长。这时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又一次杀回四川，并和袁祖铭合作，意图消灭刘湘，他以四川速成系团结为名，说服杨森和刘湘合作对付袁祖铭，终于迫使袁祖铭离开四川返回贵州。

1926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3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当时，吴玉章领导的国民党莲花池左派省党部非常活跃，他认为是侵犯了他的权利，非常不满。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各界人民群众为抗议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举行万人大会。刘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命令其派军警特务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0余人，打伤1000余人，在会场上拥挤践踏而死伤者数千人，造成空前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1928年8月，杨森和李家钰、罗泽洲组织八部同盟反刘，针对这个威胁，王陵基力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认为同盟军力量较大且比较积极的是杨森，如果说服他退出同盟，则八部同盟将会被釜底抽薪，不难被各个消灭。这一主张被采纳后，他连夜到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和杨森做彻夜长谈，以归还被刘湘收留的杨森部队为条件，劝杨森维护速成系的团结。但杨森和刘湘积怨已深，态度强硬。他只好怏怏而返。临走时，杨森以师生之情，送他到江干。王上轮船后，向杨招手说：“再见。”杨森招手说：“王老师，战场上见。”

王陵基刚从万县返回，同盟军罗泽洲即抢先对刘湘发动进攻，他认为，杨森部要过两天才能到达战场，这是消灭罗泽洲的有利时机，便请准刘湘，以本师为主力，在江北地区和罗泽洲激战，将其击溃。这时，刘湘得知杨森部将于次日凌晨到达战场，命他到张关、铁山布防。他向刘湘建议，派一加强团乘轮船到洛璜登陆，出其不意，向杨森侧背猛攻，必能大胜。刘湘按计行事，致使杨森腹背受敌，只好向临水败退。王率师水陆并进，迅速占领了杨森的老巢万县，年底，刘湘控制了下川东各县，打通了长江交通。

这时，一贯道在川中盛行，刘湘和部下都拜刘神仙刘从云为师，王陵基也被刘神仙赐予玉豹法号，开始他认为自己是刘湘的老师，应该和刘神仙平起平坐，不愿意磕头，后来害怕刘神仙背后下黑手，不得已下跪磕头。

1931年，红二方面军贺龙所部在鄂中洪湖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委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不愿离开四川，即委王陵基为代总指挥，率六个旅、两个加强团及特种部队“围剿”洪湖地区红军。王陵基欣然承诺，对其亲信夸耀说：“剿匪”既可发挥自己的才能，又可增长声望，还可借机谒见蒋介石，增加将来发展机会。王亲率主力前往沙市，除以有力部队固守沙市外围据点外，派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和前敌指挥官郭勋祺分左右两路向洪湖革命根据地进攻。嗣后并请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派出三四个师在潜江、沙洋及襄阳以南地区阻截红军。王陵基亲到前线督战，得悉红军主力向荆门方面移动后，认为红军将包围其左翼，亦以主力向左移动，要在荆门地区同红军决战，妄图在荆门、郢城地区消灭红军。红军打了几个歼灭战后，向老河口方面作战略转移。王陵基所部伤亡甚大，不敢深入洪湖地区，退而固守当阳、曾家集一线。

此时，王陵基得悉河南有三股土匪，各有人枪一两千，当即派人前往联络，招抚为第三师第一、二、三路警卫部队，名义上为增大“剿匪”力量，实际扩充了他个人的武装。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陕边区，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蒋介石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率四川各路军队围攻红军。刘委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分任六路总指挥，向红军进攻。王陵基为第五路，指挥八个旅共二十四个团和特种部队，并代刘邦俊指挥第六路的四个旅，于12月中旬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为集中力量，主动放弃达县、宣汉，王陵基立即向上表功，并企图借机吞并第六路的队伍，因而惹起各路“剿匪”军不满，刘湘遂将其撤职。王被撤职后，百无聊赖，跑到上海当了两年寓公，花天酒地。1936年春，刘湘又邀其返川，任省保安司令部保警处长并代行保安司令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初，王陵基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于夏初出川抗战。8月参加南浔战役，防守瑞昌武宁一线。嗣后，王部新十三师在万家岭一役奏捷获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王部陆续参加了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等。1939年6月，王升任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率七十二军驻修水。此后王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常向其部属讲：打日本人没有什么，将来打共产党才要真正流血。我把我的意见多次向委座(蒋介石)提出，委座也赞赏我的见解。他多次建议在湘鄂赣边区组织“剿共”部队等，深得蒋介石信任。他指令参谋长宋相成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妨碍”、“破坏”抗战材料报到重庆去。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指令第一线部队及时消灭新四军和共产党组织。王还责令所属把消灭共产党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视为最重要任务，规定各级主管长官要层层具结，并推行连坐法，三人连环保。他在总部成立肃奸委员会，自兼主任；各军、师成立肃奸小组，军、师长任组长。他对共产党员或有嫌疑的人，都凶残地加以杀害，被逮捕的新四军和共产党员押到总部，极少有生还的。他说，委座曾指示过，对共产党宁可误杀三千，不可走漏一人，这句话很有道理。

1941年冬，日军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于王陵基平时散布消极抗日保存实力言论，其部属对日军也就不积极作战。会战开始，王率主力赴平江、长江地区参战，令七十二军三十四师陈良基部担任武宁、修水方面守备。三十四师抵抗不力，节节败退，使少数敌、伪部队窜到修水地境，总部仓库几遭失陷，王陵基不得不在前方抽调两个团星夜兼程回援。会战结束后，王陵基回到修水，将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撤职，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撤职查办，还枪毙一个团长泄愤。

王陵基一向把“剿共”看得比抗日重要。1945年春初，第三十四师参加湘粤赣边区会战，收复了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太和，继续追击南窜之敌。王陵基却下令三十四师立即改变追击日军之部署，回援湘鄂赣边区去进攻渡江南下之八路军王震部。他还设宴招待团以上军官，告诫他们拼命“剿共”，不要怕伤亡，将来一定优先弥补。

王陵基忠实执行反共政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嘉许，1943年春晋级陆军上将，1945年春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日本投降后，王陵基升为第七绥靖区司令，指挥两个集团军继续追击王震部，当时正值重庆谈判之际，他认为和谈归和谈，剿共是既定国策，指挥全军渡江追击。这年冬天，他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要求将72军留在江西，但武汉行营不同意，另外划给他两个青年师指挥。他虽然脱离该军，但72军团以上人士变动，仍需他同意才能办理。不久，这个军整编为72师，师长杨文瑔仍不时电告情况，他对亲信说：“杨文瑔还知道有我，没甩我袖头。”电告全军官兵，服从杨的指挥。

王陵基在江西期间，和政学系的张群关系密切，同时又拉上了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的关系，当时省民政厅长李中襄是CC系（“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大将，省训练团教育长胡靖安又是军统的开山祖师，他们又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各有山头，互不买账。他和李中襄在任用县长的人事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他提名的县长，李不同意，李提名的县长，他不批准，在一次省务会议上，他摆出老牌军阀的样子，盛气凌人，李中襄拍案而起：“你是中央委员，我也是中央委员，我们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当时省参议院基本是政学系把持，他通过参议院炮轰李的民政工作报告，迫使李狼狈不堪，弃官而去。

1947年，他奉令一个月内征粮十万担，他灵机一动，找了个替死鬼，把征粮的任务交给征粮处长程懋型去执行，那时江西连年水旱，农村经济破产，连口粮都没有，那位处长亲自去征收，一无所获，眼看期限接近，不得已投江自尽。程死后，王陵基延长了征粮期限，最后派兵遣将，武装征收，把江西农村洗劫一空。

1948年4月，蒋介石不满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处理学潮不使武力，征粮也不出力，将其免职，调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实行安川应变计划。他依靠蒋介石的信任，一上任就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一人独揽省政大权，首先找和自己很有渊源的刘航琛出任高等顾问，除了最重要的人事、钱粮、军事外，一起都交刘航琛处理，又把保安团扩充到20个团，作为自己的武装依靠。还对四川大学学生狠下毒手，制造了“四·九”惨案。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依然叫嚣反共到底。斥责别人贪生怕死，自称绝不投降。他说“自己已经六十五岁了，应该做一番事业。”还称熊克武组织的自卫委员会是走中间道路，前景堪忧。当时四川除了反共救国军外，还有杨森在重庆组织的保民救国军，还有孙震在万县有部队，在中统的提议下，他搞起了成渝万大联合，三人保证相互扶持。事后，他对中统的人说：“张岳军（张群）拉我和刘自乾（刘文辉）合作，我都含糊拒绝，中统的人乘机说，你搞甫系联合是对的，但不能搞刘、王合作。王陵基这时认为，四川此时北有胡宗南，东有宋希濂，加上内部他和杨森、孙震密切合作，应变应该可以从容部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迅速向四川推进，他的安川计划迅速破产，他也从负隅顽抗到准备流窜。他觉得省政府目标太大，就遣散了省政府。完全成为一个光杆。他跟亲信述说时叫苦道：“想去台湾吧，又怕以前自己说的守土有责的大话被揭穿。也有共产党人找过他，他却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三·三一惨案据他说是蓝文彬搞的，却算在他头上，就连21军清共，也算到他头上，如果共产党追查的话，他是说不清楚的。后来他走不掉，又折回成都，和李文的第五兵团一起突围，但后来李文也无力突破包围，宣布投诚，他看到胡宗南的所谓王牌不过如此，摇着头自行出走。

1950年2月6日化装成军医潜逃时，在四川江安被人民解放军逮捕，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级别最高的在押战犯。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骨灰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1年他的女儿王锡礼将其骨灰运往美国。

民国初年，王陵基投靠袁世凯当上重庆镇守使（1913年），之后跑到上海逍遥，泡上一个“长三堂子”。没想到蒋介石也看上了这个女人，撩来撩去居然被王陵基撩走，一时气不过去找王，被王扇了两个大耳光。本来这种事没人会知道的，但是王这个人喜欢张扬，特别喜欢和人说这事。

国民党战犯集中到北京之后，其中有一位年岁最老、军阶上将、高度近视眼的王陵基，有现代化的保险刀片，他刮不了胡子。他自己动手时，刮得满面鳞伤还刮不干净。杜聿明看在眼里，对王的年迈和笨拙十分同情，便二话没说，主动为王刮胡子，有时除了沈醉帮忙刮过几次之外，其余都是杜包办了。王陵基喜做打油诗，曾经写过一首赠杜聿明，在战犯们传为美谈：“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

民国时，别人问王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问他高寿，他改口道：“和朱总司令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