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1891）， 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番禺县捕属人。原籍广东新会。是中国19 世纪60 年代清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876 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他可以被称为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

其父以贩鱼为业。其兄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举人。刘锡鸿于道光二十八年考中举人，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 。

他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他考取举人后做过幕僚，镇压农民起义。他后来加入郭嵩焘的幕府，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也曾得到了他“亢直无私”只是“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的评价，两人也曾交好。

后来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而此时副使职位又空缺。于是，郭嵩焘提名刘锡鸿，刘锡鸿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外交官。但是，他对郭嵩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满，这为他们俩后来反目成仇，积怨甚深埋下了隐患。

1877年，两人以中国驻英国使节的身份在英国参观游历，关系还算和睦。但是，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领薪水事件使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两人互相攻讦，他先后参郭嵩焘“三大罪”“十款”，而郭嵩焘参他滥支经费，最终两人被“各打五十大板”，在1878年同时被召回国。回国后，刘锡鸿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最后因为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息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后于1891年逝世。

著作有《英轺私记》、《日耳曼纪事》、《刘光禄遗稿》等。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斗争，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认为这都是“汉奸”行为。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退意渐浓，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对郭刘之争，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1877年11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乞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千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回后，又专门在7月10日致信总理衙门再“论郭刘二使”，强调“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

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所以挑选继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为郭嵩焘美言，间接反对将其治罪。同时，他在这封信中还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

刘锡鸿终其一生，都固守着“用夏变夷”的决心和希望，华夷观念一直存在于他头脑中无法改变。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他坚持认为发展商业是“舍本逐末”之举，认为“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蠢，民多一贼。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也反对机器的使用，认为“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邃谓为有用之实学哉?”

在洋务问题上，他持反对观点: “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因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亲自去镇压过农民起义，对此有切身经验，想维护封建统治。“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他的论调与那些高唱“以忠义为甲宵，礼仪为干格”的保守派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认为近代科学是“余为之辨曰: 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和是非，批评英语中“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令人哭笑不得。

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过于他反对修建火车，即使在出洋之后他的思想也没有改变，认为“此非治国正轨，恐非可恃”，在他晚年时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轰动了朝廷，他凭自己曾“奉使西洋”，作为一名火车的亲历者说: “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现得十分固执。他那富有“说服力”的反驳果然对统治者施加了巨大影响，中国修筑铁路的实践被延迟了数年，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因此停滞。

刘锡鸿留有一枚刻有“儒侠”二字的印章，代表了他一生“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的志向。

平心而论，他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鉴的地方的，如他指出铁路的修建有可能会便于外国列强控制中国，丧失主权，借款修铁路亦然。“囊者英法构衅，屡获逞于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顺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他的这一担忧。

刘锡鸿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值得借鉴、深思的地方，如吏治，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晚清吏治的黑暗现状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故今日之事，为吏者当以顺治是诸辅臣为法，代幼主以遵成宪，毋忘综核名实之严，然后国威可以复振，非然者筋脉日益弛缓，寸步将必难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见上所为赏罚者一皆不拘情面，不关毁誉，不杂恩怨，不任素性，爱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荣去辱只此化恶善一途。”想复兴孟子的重视教化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他甚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裁撤冗员，以礼驭吏等，“择枢臣之忠清刚正者，省去别项差使，专核吏、兵、刑三部议处事件，而治其询纵滥保之失”，从而使得“是非悉当默险能明，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儒家思想已经扎根于他的灵魂中，程朱理学的影响已深人其骨髓。

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 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迁之需; 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何如人哉? ”

除此之外，他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

《英轺私记》是他出使英国时写的日记。不过，若细读《英轺私记》，人们会发现到了英国之后，刘锡鸿的思想也起了一些变化。

例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通过与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他也打开了一些眼界。通过与博郎的辩论，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廖，此又一理也”。但是，他担忧的是内忧而忽视外患，这也是他的不足之处。

更重要的是，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质疑: “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款代答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