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由于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两个方面的交易成本在总的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通过制度变迁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就说存在“制度红利”。

与人口红利

第一个阶段是1978到1989年。当时的改革说到底是放松了以前的制度管制，从而让民间的创造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个时候的“制度红利”可以看作是一个“制度解放”的红利，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已经被压了很久，现在松一下，自然就能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个时候的“人口红利”也不过是人的自发的创造力的迸发，当时在中国设立工厂的跨国公司还不多，因此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当时还没有体现为一种竞争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 1992年到2004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起点，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为政府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都将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同时大量的外资被引进到中国来。此时的“制度红利”体现为举国发展经济的制度带来的优越性，以及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模式带来的制度优势。此时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上，“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

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主导的经济模式。虽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并不是很大，但由此带来的示范效应却影响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外资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过他们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在于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都与人口有关。中国这个时候开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和大有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这些都与制度有关，此时的中国政府更像是一家有上千个子公司的集团公司。

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优势，但也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弊端。比如说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政府官员权力大大增加，腐败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日益增强，内需相对不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贫富差距被人为加大，目前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各种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导致社会处于一种高度变动的状态，社会治安恶化。

第三阶段是2004年以后，这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了“自主创新”和“和谐社会”，几乎就是对第二阶段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很强劲，但不可持续。而“自主创新”和“和谐社会”正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前两种“制度红利”还在起着作用，但其助推火箭的燃料已经将要耗尽，通过自主创新来提高公司和国际的科技水平，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