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要受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示范效应”。如果一个人收入增加了，周围人收入也同比例增加了，则他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并不会变化。而如果别人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他的收入并没有增加，但因顾及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也会打肿脸充胖子地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种心理会使短期消费函数随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整个的向上移动。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但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其他人——主要是那些收入与其相近的人——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些人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当消费者看到这些人因收入水平或消费习惯的变化而购买高档消费品时，尽管自己的收入没有变化，也可能仿效他人扩大自己的消费开支，或者在收入下降时也不愿减少自己的消费支出。示范效应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当某国居民接触到别国居民购买高档消费品时，他们可能会仿效别国居民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于是，消费的示范效应会造成低收入水平国家居民的消费需求远远超出他们正常的水平，从而导致储蓄不足和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等问题。

导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第五个因素也许可以用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来形容。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要么是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么是因为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化可以治疗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或是因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十分强大，可以被当作政治或文化典范。阿尔蒙德和蒙特在其《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ge）的研究中发现，示范效应在他们分析的五项环境肇因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对政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统计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分析示范效应在个别案例中的影响是困难的，而且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这里作不到这一点，但是，可以不妨就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角色提出若干个可行的假设。 示范效应在实践中又示范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示范效应向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示范了另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在结束威权体制方面和建立民主体制方面的能力。他们的示范表明这一点能够做到，这样大概就激发了在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领袖和社会团体去做出这样的尝试，来模仿第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作为。

其次，示范效应表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学习并试图模仿在其他社会曾成功实现民主化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韩国的社会团体有意识地模仿把马科斯独裁政权拉下台的“人民权力“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时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间直接磋商和自觉的教育过程的产物，就像发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间那样。

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会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克服困难。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间，葡萄牙所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领袖们试图进行“一种受控的政治变迁过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中断。“同样，西班牙的民主领袖们认为，1980年9月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应该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民主化浪潮的肇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重要性上发生了变化。示范效应显然不能影响到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较早的国家是另一些触发因素的产物，而不是雪球。一场打不赢的殖民地战争、在塞浦路斯的一次军事失败、佛朗哥的死亡触发了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民主化。马岛战争的失败、暗杀贝尼基·阿基诺、教皇的访问对阿根廷、菲律宾和波兰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程是原地生成的，即原生的。不过，一旦这种进程启动了，在领头国家的变化，如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波兰，就有助于激发其邻国或文化上类似的国家产生进行相同变化的要求。示范效应的影响未必显著依靠在接受国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随着这些雪球继续滚下去，这些进程自身趋向于成为上述条件的替代物。这一事实反映在其加速度中。在波兰，随着这一阶段的推进，民主化花了10年的时间，在匈牙利花了10个月，在东德花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10天，在罗马尼亚花了10小时。

第一，示范效应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比在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中或者说比20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动荡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的扩展发生在20世纪后数十年，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卫星在70年代覆盖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当地的新闻媒体，并不时地消除其民众获得当局不愿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难度和成本在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地下传播网，就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那样。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电脑、传真机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精英和公众进行信息封锁，以防止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有关反对或推翻威权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通讯的作用，到80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无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现实。因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后果上也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的确会关心在遥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自身的相关性。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和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回响，而这在数十年前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威权体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对南欧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月，即葡萄牙发生政变发生之后的两个月、希腊军政府垮台的一个月之前说道，“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腊的斯宾诺拉将军来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并回归到立宪政府。“长达45年的葡萄牙独裁政权的终结“对其西班牙的难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反对派的士气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彼国的穷亲戚居然能实施民主，这只能在西班牙加剧实行变革的诉求。“按理说，希腊的民主化对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西班牙的民主化却对拉丁美洲意义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观察到的，“要效法美国是绝对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够摆脱专制“。阿尔方辛广泛地使用这个西班牙的“比喻“来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动合法化。这样，用玻利维亚总统的话说，“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撑着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对其邻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对乌拉圭的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毗邻的大国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乌拉圭的民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尔方辛政权过早地起诉前军事统治者，这一举动刺激了某些乌拉圭的军方人士，他们从让出权力的许诺上后退了。胡里奥·桑格内蒂哀叹道，“阿根廷人造成了这样可怕的损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励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据报道，也使反对秘鲁和玻利维亚新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打消了念头。阿尔方辛个人会见并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反对派团体的领袖。

1986年2月，马科斯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分别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韩国。在天主教实现在菲律宾政权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的一个月，基督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鲜进行宪政改革和实现民主。反对派领袖金大中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韩国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在这里也会成功……。现在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了。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尽管现成的证据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件对激发1988年夏天在缅甸发生的事件起着示范作用，以及对发生在台湾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戏剧性的滚雪球效应发生在东欧。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月份涌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正如一位东德人士所说的，“看到了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做的事情；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每个人都感到了。为什么要被别人落在后面呢？“正如阿什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从他们邻居的经验中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成功。“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激发了其邻国的自尊心。难道发达的、工业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贫困的葡萄牙后面吗？既然乌拉圭和智利已经有了很长的民主政府的经历，难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见绌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应该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吗？

消费者在认识和处理自己的收入与消费及其相互关系时，会和其他消费者相比较。例如，许多单位有时会号召大家捐款支援灾区或者贫困地区居民，这对捐款的人来说当然是消费支出。有些消费者在这时不一定是看自己收入的高低，不一定收入高的人就捐得多，收入低的人就捐得少。一些消费者会先看看周围的人捐了多少，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觉得自己应该跟哪些人捐一样多。如果他收入高点，他也不会多捐，他担心有出风头的嫌疑。如果他收入较低，他也要向某一部分人看齐，甚至“打肿脸充胖子”都好，他不愿意人家讲他小气。不需要去评价这样做对不对。从理论上讲，这里所表现的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它是指一些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会受到周围其他某些消费者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属于那一类人。一个小青年不会和他爷爷穿一样的衣服，但是会和他的同学或同事穿一样的衣服，背一样的挎包，理一样的头发等等。这就看到消费者分成了许多群体，有许多消费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算在一定的群体内，他的消费向这个群体内的其他人看齐。其实，一个群体内总要有人带头，那些起带头作用的人，或者说，引导消费新潮流的人，他们的消费心理与别人不同，不一定看人家怎么消费，甚至希望表现出与众不同，不愿意和别人穿一样的衣服，背一样的挎包，理一样的头发。他们喜欢“标新立异”。这样，有些人喜欢和别人一样，跟着潮流走，有些人喜欢和别人不一样，创造新的潮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商品供应比较丰富的情况下，消费的示范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市场供求关系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在电视广告里，消费者看到别人漂亮的手机，气得把自己的手机丢了，就是在利用这种示范效应。万事达卡国际组织2002年9月对来自亚太地区5406位消费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16%的消费者在消费方面受到同龄人的影响，11%的消费者受到媒体的影响。在香港，45%的被调查者受到同龄人的影响，在韩国，30%的消费者受到媒体的影响。根据有关调查，消费者在购买保健品时，有23%的人会接受亲友的介绍。2002年11月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700多位消费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大型化”消费正在都市兴起，有13%的受访者认为，消费大型化的形成原因是攀比、逐富的虚荣心理在起作用。这些调查表明，消费者的支出不是仅仅由自己的收入水平决定的，他们确实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也印证了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这一假说认为，消费者本人的收入和消费会同周围的人收入和消费相比。在市场营销实践中，如果能够恰当地运用消费的示范作用，有时可以创造很大的需求，对经济生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消费的“示范作用”和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发展得太过头，可能形成盲目的消费攀比，如果相应的商品供应不足，会形成抢购风潮。同时，因为一些消费者接受示范效应时，另一些消费者不断地起带头作用，所以，生产消费示范作用比较明显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应该不断开发新产品，以便愿意领导消费新潮流的人有更多新的机会。这样，市场需求就会一浪接一浪得到扩大，消费者的生活也会一浪接一浪得到丰富和提高。

上交所将积极推动改革试点的深化和发展，包括为试点公司开发新的指数，单设新的板块。也许是受大盘持续大幅下跌的影响，人们并未对此消息过分注意，然而这则看似普通的消息里传达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值得关注。由于股权分置导致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指数构成的特殊性，指数存在较大的失真状况，全流通开始以后，这些将已经全流通和未全流通的股票在一起编制的指数将更加失真。因此一旦全流通开始，就意味着以往以前的指数将渐渐失去其指导意义并最终将被淘汰，将为新的指数代替。作为对全流通效果的评估，只有开发新的指数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这一指数随着全流通的股票不断增加将逐渐取代甚至完全代替原来的各种指数，因此为试点公司开发的指数有可能就是未来全流通以后市场的主要指数。根据人们的习惯，新指数的走势将很大程度成为人们判断全流通效果的依据，一旦新指数走好，将使人们对全流通产生良好的预期。从这一点来说新指数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全流通开始的时候参与试点的公司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很容易对指数进行干扰，可以通过对新指数的干扰使人们对未来产生不同的预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证监会和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谈到大中型上市公司试点时说到“将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改革预期”，再联系到为试点公司开发新的指数这件事，难免会产生某些联想。大中型上市公司试点尚未开始，如何就敢断定“将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莫非管理层胸有成竹，否则为何敢下如此结论。“良好的示范效应”无非就是让这些试点的股票上涨，否则何谈“良好”。

如果不独立设立指数，那么这种示范效应就很难体现。就拿前一段时间来说，几家试点公司的股票上涨而大盘却一路下跌，这几家公司上涨的效应就很难得到体现，如果成立单独的指数，那么其示范效应就非常明显。虽然新指数可能因为成分股数量较少有人会认为代表性不强，但是由于它代表的是未来市场的走向，因此对投资者有很强的诱导性。由此可以推测，为试点公司开发新的指数是管理层为确保解决股权分置顺利进行苦心孤诣考虑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使投资者对试点工作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对新指数的影响不可轻视，而对最先进入新指数的个股更应保持高度关注，因为“良好的示范效应”可能就在它们身上体现。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清代学人王闿运题写在岳麓书院的这句联语，诠释着传承久远的湖湘气魄。 湘水依然在滚滚长江中推波助澜。不同的是，经过湖南交通人十余年的综合开发，滔滔湘江化衡岳云气为甘甜乳汁，深情润泽三湘儿女，每年为两岸民众贡献12亿kWh发电量；衡阳至城陵矶439公里江面，成为通行千吨级船队的三级黄金水道。作为交通部的示范工程，湘江航运建设改善了湘江的通航条件，兼具发电、防洪、灌溉、旅游、饮用水、生态保护等功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航电结合、以电促航、滚动发展”的新路子，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航电结合、以电促航、滚动发展”的开发之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湘江航运建设开发使湘江成为一条与长江相连、实现干支直达、通江达海的水运主通道。水是洁净能源，是可再生能源；水运运量大，一条千吨级航道提供的运能，相当于几条铁路；建设一公里高速公路，平均占地60亩，一公里铁路占地38至40亩，而一条天然河流就是一条“等外路”，有条件的河流经整治后就是一条不占地的“高速公路”，开发航运有紧缩“地根”之功效；水运能耗低，是铁路的1/2.5，是公路的1/6。 近十年来，湘江流域水上货运量增长90.1%，千吨级泊位建成35个，集装箱运输从无到有7年增长3.5倍，湘江的年水运量达到2000万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湖南省公路、水路运输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以航运为主的低水头坝不同于高坝，泥沙淤积少，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湘江航运建设开发已经被业界广泛认同，成为“十五”内河航运建设成果中的一大亮点。 “航电结合、以电促航、滚动发展”的开发之路，探索出了一条立项、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发展的新模式，收获了一批技术成果，奉献了一个个高质量的精品工程，培养锻炼了一支队伍。湘江航运建设在全国内河航运基础设施建设中，率先引进世界银行资金，率先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湖南湘江航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既是建设者也是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建设、使用“两张皮”的现象，实实在在地考虑工程的全寿命，考虑建成后的运营成本，在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不放过任何细节。大源渡航电枢纽工程比计划工期提前7个月完工，荣获2003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银奖，成为中国内河航运建设领域首个获此殊荣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中的株洲航电枢纽将于2007年8月完工，比计划工期提前一年。在大源渡，在株洲，交通人创造的活动屋盖等三项应用技术专利，开创了国内同类航电枢纽工程建设之先河；在株洲航电枢纽，由于厂房高度降低，实现了一机多用，而且整个工程的结构更加合理，布局更加简洁、美观。 与国内同等规模的水电枢纽工程相比，大源渡和株洲航电枢纽的运行效率是最高的。株洲航电枢纽5台机组，一年运行4800个小时，发电6.6亿kWh，管理人员只有30人。记者采访了几位水利部门的人士，据他们讲，国内其他同等规模的水电枢纽工程，工作人员是这里的10倍。大源渡和株洲航电枢纽的建设均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建设管理和项目后评价阶段，严格按照国内基本建设程序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采购指南的要求运作，不断借鉴和学习先进的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了项目管理人员的素质。可以说，湘江航运建设开发工程，已经成为交通航电建设人才的孵化器。 “航电结合、以电促航、滚动发展”的开发之路，让交通人开始萌发湘桂运河之梦。 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凿了灵渠，连接了湘江和漓江，成为世界上开凿的首条人工运河，从此湘江“南通海域，北达中原”，通江达海的航运功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敢为天下先的湘、桂交通人又开始谋划灵渠“现代版”——湘桂运河。 这是一个惊世之梦。投资550亿元，建设和改造25个梯级航电枢纽，实现衡阳以北2000吨级航道接长江，衡阳以南1000吨级航道接西江，总装机容量150万kW，年发电收入20亿元，是一个惠泽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桂林、梧州等50个县市，13.49万平方公里、4000多万人民的伟大工程。 长江和珠江这两大水系在诞生了灵渠的大地上相遇，必将激荡风云，改变气候，惠泽千载！这个梦，要由当代交通人来圆。 江河万古。江河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