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的传统錾铜艺术，用于记录当时的社会历史、人文景观、重大事件、人物传记等。由于铜器耐氧化，可以上千年不变，所以錾铜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刻铜，即直接操刀在非铸造铜器的平面镌刻之工艺。以阴文刻、阳文刻及双钩浅刻为主要造型手法。刻铜艺人在铜面上，以中、切、挑、铲等技法，刻出阴阳、虚实、飞白等效果，借以再现书画神韵。

刻铜技艺非常复杂，对工匠的素养要求特别高。“虽刻犹写”虽然是刻铜的至高境界，但刻工对书画的理解、自身修养、擅长刀法等，都会决定刻铜作品的最终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一幅书画作品，交由不同的刻工镌刻，其最终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铜刻技术在工艺上吸取了竹木石刻的技法。光是刻法上，就有阴刻、阳刻、深刻、浅刻、麻绳线（表现山石的粗线条）、牛毛线（表现人物须发的细线条）、双钩线（例如空心字的线条）等。其集雕、镂、刻、镶、磨、补（对旧铜器的修补）于一体。刻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还要有精湛的铜刻技艺，融质地、做工、造型、装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

刻铜的材质有白铜、黄铜、紫铜，以前二者居多。所刻铜器物有墨盒、镇纸、古钱币、薰香炉、水烟袋、手炉、茶叶盒、文具盒、茶壶、压尺、烟具、铜锁，动物立件等，其中尤以墨盒最为驰名。由于刻铜器物大多为斋房文玩，所刻又多系书画篆印，极富有文人书卷气。刻铜器物又常与历史事件及人物相关，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所以它们已成为人们情有独钟的收藏艺术品。

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唐代，宫廷金银器盛行的年代，民间刻铜也已经成为一门非常成熟的技艺，好多失传的技法，以至于明清包括现代科技也无法突破，舞马衔环壶只是其中很简单的一件，

刻铜艺术发端于北方，历史上的刻铜名家大都云集北京，这些刻铜名家，他们是书画篆刻造诣颇深的文化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刻铜艺术以陈寅生、张樾臣与姚茫父三人最著名，人称刻铜三大家。三人中，陈寅生成就最大，其名麟炳，顺天（今北京市）人，清同冶秀才，通医学，能书善画，首创在墨盒上的刻铜艺术，邓之诚《骨董琐记》说：“京师厂肆专业墨盒者，推万礼斋为最先，刻字则始于陈寅生秀才。”陈寅生的刻铜艺术纤细秀丽，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山水人物都能游刃有余，但其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书法作品，楷、行、草、篆诸体俱佳，可谓字字珠玑，飞云流畅，其代表作品有楷书“兰亭序”、“出师表”等。由于陈氏盛极一时的声誉，在其身后，有大量赝品出现

铜墨盒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它主要活跃于晚清到民国的近百年时间。虽然有研究者认为，铜墨盒起源较早，在汉代就有了较成熟的块状丸墨出现，也有了墨盒的产生，但至今仍未发现当年铜墨盒的实物遗存。而作为文具和雅玩之用，铜墨盒随着中国近代文物流通、教育普及和便于携带而得以逐渐流行。

起源于十五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皮萨内洛(Pisanello 1395-1455)制作的圆形青铜纪念肖像。大铜章经常被人从钱币学的角度讨论，因为它们和硬币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这两者都是圆形的，由金属制造，并在正面有一个肖像，在背面有一个和正面肖像相关的寓言性的或叙述性的场景。通常来说，硬币总是被一个中央政权大量制造并作为交易媒介在社会上流通。而大铜章是没有固有的价值。大铜章被制造的原因有很多种：纪念某个伟人，标志某个著名的事件，纪念某个人的某些重要事件，如诞辰，结婚或死亡。在17世纪以前，大铜章主要还是作为个人的装饰品，附着在衣服上或带在脖子上。作为双面浮雕格式的雕塑，大铜章总是作为有审美和智力价值的物体被人们取得和收藏。

大众喜闻乐见的书画内容是刻铜文房的主流。在这类作品中，书画家与刻铜名家、名店的亲手联袂之作，无疑是诸多收藏者梦寐以求的顶尖级藏品。但此类藏品在当时的数量就极少，如今更是物以稀为贵，颇难寻觅。个别收藏者热衷于购藏有名书画家、名刻工、名店铺款识的作品，结果往往是买到一些现代仿品。因此，购藏这类“极品”，一定要加强自身的书画修养，明辨刻铜工艺水平的高下。由此看来，刻铜文房的鉴赏也是需要多方面知识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名家、名店之作，在当时也不一定都会署上名字和打上店铺底铭的，故收藏者在选购藏品时千万不要唯名款、底铭是瞻，否则会与佳品失之交臂。

初涉刻铜文房的收藏者，首先不要急于购买藏品，而要“多看少动”。现今市面上关于刻铜文房的出版物已有10来种，建议买来细细研读；同时，网络上的相关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