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诗》是北宋赵恒创作的一首七言诗，也被称为《劝学文》《劝学歌》或《勉学歌》，元朝初期蒙学读本《古文真宝大全》将其置于开篇第一文。此诗表示读书考取功名是当时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考取功名后，才能得到财富和美人。它以其精简的语言和清晰的逻辑，向人们传达了一个深远而富有启示性的道理：读书是人类精神的食粮，也是通往成功和满足的桥梁。它鼓励人们珍视知识，追求智慧，用读书来丰富精神世界，实现人生价值。

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1。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2。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3。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4。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5。

富家翁不用买好的田地，书中自有充足的粮食。

安居乐业不用去建设房屋，书中自有黄金做的屋子。

娶妻不要担忧不是一段好的姻缘，书中自有美貌的女子。

出门不要怨恨无人跟随，书中自然有如簇的车马。

男儿如果要实现平生的志向，那就要在窗前勤快地学习六经。

宋真宗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赵恒即位。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葬永定陵。后累加谥至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赵恒好文学，善书法。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他，其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治理好天下。

宋代“取士不问家世”，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报考，并且唯以考试成绩论取舍，这对彻底结束隋唐以来“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亦即士族垄断科举的局面，提供了最大可能，若能实现十之八九，就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宋真宗本就嗜好文学，在位期间屡御制诗文赐臣下。据《宋史·真宗本纪》，某日他召近臣观御制文辞，似不无炫耀地表白说：“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其实，写通俗诗文也是宋真宗所爱，他的《恤民歌》等未留传下来的文字，想必也与《劝学诗》一样通俗易懂。宋真宗屡诏劝学，但劝学文字见于正史者不多。除了《劝学诗》，宋真宗还有一《劝学谕》被收入《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内容大意和风格与《劝学诗》酷相仿佛，由此亦可再窥真宗劝学之心真意切。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廖寅认为，《劝学诗》不是由某一位作者一次性单独完成的，而是由很多人长时期共同完成的。《劝学诗》定型前，《劝学诗》中的某些句子先已各自形成，并各自在民间传播。而且，传播的各种版本中，既有“诗”的形式，也有“文”的形式，这也是明明是《劝学诗》，同时又称为《劝学文》的原因。因为所有这些句子都是讲述同一个主题，即下层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追求荣华富贵，在长期的流传中，这些句子逐渐整合起来，大致在宋末元初才形成完整的《劝学诗》，并归附于宋真宗。不能说宋真宗的《劝学文》激励着天下的庶民和士人去读书应举，从而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同时演变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民谣。真实的逻辑是相反的：宋真宗所推行的科举改革使得《劝学诗》所呈现的图景成为现实，这些图景自然会成为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的真切感受，于是逐渐产生了描写《劝学诗》某些片断图景的诗文和民谣，这些诗文和民谣在长期的流传中逐渐整合，最终汇聚成了《劝学诗》这样一幅完整的下层士人梦想图；因为宋真宗的独特身份和对于科举制度的独特贡献，这一由许许多多无名士人集体创作的作品，其作者的“最佳人选”无疑是宋真宗。

作为君临天下的一代帝王，宋真宗用最诱人的语言来宣扬读书给人带来的物质利益，这对天下士子和青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量。由于是皇帝所作，此诗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常常被人们拿来当作鼓励青少年读书的理由。此诗深刻影响了自宋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尤其是下层读书人，宋元以来戏曲、小说中的读书人形象，无论是出于励志，还是出于批判，著者多喜引这首诗以为读书人之警戒。

南宋·李之彦《东谷所见》：“《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咨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虽有清议，置之不恤。然司白简持清议者，又未必非若人也。毋怪乎玩视典宪为具文，一切置廉耻于扫地，气习日胜，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蠢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之也。”

明代·戚继光（对蒙学教材将《劝学诗》置于篇首深恶痛绝）：“不知所编者何意？开端即劝学文数首，其一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文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呜呼！捍外诱而全真纯大易，独于蒙时加省焉。童蒙之年，正善恶未定之闲，何等时也，便教之以淫、以利、以势。此等言语一入胸中，便是沦洽骨髓的病痛。一味只于声色势利上钻求之，而望其壮长学做圣贤，吁！亦难矣！心术之坏，莫非此篇为之作俑也。”（《宋史研究论文集2016》）

明代·金堡：“古之《劝学文》，云有千钟粟。玉女颜如花，贮之黄金屋。父兄教子弟，见闻缠积毒。以此失人理，亡身终灭国。”（《宋史研究论文集2016》）

原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何忠礼：“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率先赤裸裸地将利禄作为劝学手段的人，则是北宋真宗皇帝赵恒”……“至此，科举已成为封建社会里对士人影响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事业，由此直接推动了两宋文化的大普及”。（《宋史研究论文集2016》）

有宋一代没有《劝学诗》与宋真宗有关联的任何记载，但宋亡不久，《劝学诗（文）》却莫名其妙地被归到了宋真宗名下。根据现存史料，表面上最早将《劝学诗》归于宋真宗的是黄仲元。他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即宋亡十七后写的《学稼轩记》中说，“不倡书中有粟之高谈”，后有一小注：“‘书中自有千钟粟’，真宗《劝学歌》”。但此则史料容易误导人，黄仲元的《学稼轩记》本无注，小注乃其后人黄敬甫（号木斋）所增入。黄敬甫乃明朝人，其时，《劝学诗》早已归到宋真宗名下，所以才作此小注。《劝学诗》首次完整出现，并首次真正归到宋真宗名下的乃黄坚选编的《古文真宝》。《古文真宝》前集卷一称此诗为《真宗皇帝劝学文》，内容仅一句不同，“书中有女颜如玉”变成了“书中自有颜如玉”。词条的原文，引自坊间本《绘图解人颐》卷一。此诗流传很多版本，字词略有差异，但大义基本一致。元朝初期蒙学读本《古文真宝大全》将其置于开篇第一文。周德昌主编的《北宋教育论著选》、苗春德主编的《宋代教育史》分别根据这两个版本收录了此诗。网友转帖的内容比较混乱，毋可轻信。

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主编任鹏杰认为：“有人就质疑作者是否宋真宗，认为自晚唐古风诗兴起，文人写诗多有讲究，皇帝写打油诗，实在太降低‘自尊’，还以《全宋诗》并未在宋真宗名下收录此诗为据。……但据史实推断，否认作者是宋真宗，无足够根据。相反的，包括宋真宗在内，宋人针对蒙童教育撰写通俗易懂诗文蔚成风气的例证，倒是颇多。”

早在1979年，戏曲史家钱南扬先生在对南戏《张协状元》作校注时，就断定《勉学歌》绝非赵恒所作，但囿于校注的体例，钱氏并未对此结论作详细的申述。正因为只是小小的一个注，钱氏的结论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钱南扬先生在对南戏《张协状元》作校注时，断定《勉学歌》绝非赵恒所作，他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李之彦《东谷所见》对《劝学文》持批判性的态度。因为，如果《勉学歌》真是出自赵恒之手，作为臣子，“李氏就不敢这样严厉地批判了”。

到1990年，李启明先生发表专文《宋真宗〈劝学诗〉新论》，分析了这首诗所体现的深刻社会变革，阐述了这首诗的积极社会作用，但没有丝毫怀疑这首诗的真伪性，显然是没有注意到钱氏的论断。天禧三年（1019年报），宋真宗先后作《学书歌》和《劝学吟》赐予皇太子，李启明直接将《劝学诗》等同于《劝学吟》，说“真宗的劝学诗，是在改革大业基本就绪的天禧年间写就的”。但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廖寅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宋真宗即使想写《劝学诗》以劝天下士子，也绝不可能写这种诗以劝皇太子。无论是千钟粟、黄金屋，还是颜如玉、如簇之车马，对皇太子来说，完全不值一提。

至于该诗的作者，绝大多数人认为《劝学诗》是宋真宗的佳作。即使是学术界，大多数的学者也同样相信这首诗出自宋真宗之手，并以之来透视宋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