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发生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发动者为冯玉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既是直系势力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同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分裂现象伴随着全盛时期的出现而表面化。直系内部以曹锟的四弟曹锐为中心、以天津为活动基地的“津派”和以吴佩孚为中心、以洛阳为大本营的“洛派”，进行明争暗斗。以保定为发祥地的曹锟似超脱，实际支持“津派”，所以人们常把天津和保定势力合在一起称为“津保派”。

曹锟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就明显了。当曹锟急于想当总统时，吴佩孚是不赞成的，津保派热衷于总统选举，洛派着眼在武力统一。当时曾有消息说，津保派已筹集了400万元巨款，作为总统选举之用；如选举不成，则采用武力拥戴方式，400万元就充作军费。吴佩孚对于武力拥戴一法坚决反对。后来津保派在北京的举动，吴佩孚“甚为不满”“此意送经吴氏对人为非正式之表示，业志各报。”

议会与内阁的矛盾也发生了。议长昊景廉在主持赔选时，曹锟曾经向他许愿，如大选成功，曹锟当了总统，一定让吴景廉当内阁总理。不料大选结束后，曹锟提名孙宝琦组阁。吴景廉大为光火，表示“只要我一日不离开众议院，无论提名谁为曹家的内阁，我必定使他在议会中遭到否决。直系对吴景廉的态度极为不满，就一面在天津物色“拳手”，准备对吴景廉下手，一面把吴景廉的30多名卫兵全数撤走。

吴景廉见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就携带众议院议长印信，仓皇逃走。此时，直隶省长王承斌与吴佩孚的矛盾也尖锐起来。王承斌在逼宫夺印中为曹锟立了功劳，便倚功与吴佩孚争夺原来由曹锟担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一职。曹锟调处不成，只得把这一职务闲置起来。总之，直系内部矛盾重重，险象环生。

对外，直系面对三股势力：两广的孙中山，占据浙江与上海的皖系余部卢永祥，以及东三省的张作霖。这三股势力已于1923年冬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加紧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计划以福建的孙传芳对付孙中山，江苏的齐燮元消灭卢永祥，他自己对付张作霖。

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实质上乃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英美支持直系，张作霖与日本订约，法国援助卢永祥，而齐燮元则向美国提出，在攻下上海后，可任凭美国在上海设立无线电台。21924年9月3日，齐燮元向卢永祥发起进攻，爆发了江浙战争（亦称齐卢之战）。孙传芳由福建出兵配合，加上江西、安徽两省直系军队的声援，“四省出兵总数为八师，比之浙江之两师两混成旅，几及三倍”卢永祥四面受敌，抵抗失败，被迫宣布下野。齐燮元和孙传芳分别占据了上海和浙江。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起兵北伐，向直军进攻。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发出通电，为援助卢永祥，率奉军入关作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9月15日，奉军分三路发起进攻，一路走山海关；一路走热河南部，指向锦州；一路走热河北部，进攻承德和长城喜峰口。曹锟下令组织“讨逆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兵分三股迎战奉军：一股是吴佩孚嫡系部队，拒守山海关；一股以王怀庆为总司令，阻击热河南路的奉军；一股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抵御热河北路奉军。另有一支以张福来为总司令的支援部队。北京的防御由王承斌和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负责。

冯得知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为进一步证实，给吴发去电报，探询山海关战况。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冯又接到蒋鸿遇的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线增援。”第3师是吴的看家兵力。蒋鸿遇曾告诉冯，一定要等吴的精锐部队第3师从丰台调赴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

冯为了慎重起见，密派刘之龙返京，和黄郛商量。冯曾给黄郛密电码一册，与黄约定互通消息，来往密电由黄夫人亲译。虽然通电频繁，外人却无法察觉。黄以亲笔复信托刘带给冯，并致电冯：“立志救国，在此一举。”

冯玉祥本是直系将领，但看到报纸上披露的《贿选丑剧》消息后，气愤地挥拳说道：“真是贻笑世界，触怒全民，不把这群家伙推倒，死不瞑目！” 但当时吴佩孚拥有20万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冯只有三四万人，深感力量单薄。1923年12月，冯的基督教教友马伯援去粤前来到南苑看望冯，冯即委托马代向孙中山致意，并说：“目前直系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必归失败，稍待则济，不必着急，我终必行动，请转语孙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等”。冯一面加紧军事训练，一面竭力与各方联系。由高馨庭介绍与奉军代表谈话，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约定共同反直。又派刘之龙赴津与段祺瑞接洽，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1924年6月，冯玉祥在南苑等筹建的昭忠祠落成后，当时任十五旅旅长的孙岳前来致祭，乘机和冯玉祥详细讨论了打倒曹锟、吴佩孚的计划。他们商定，由孙岳亲自去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那里共谋起事。两星期后，胡派岳维峻见冯玉祥。冯提出：第一，反对目前一触即发的直奉战争；第二，我们应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如果成功，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政；第三，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岳维峻答应回去完全照办。几天后，胡景翼前来见冯玉祥表示，岳转达的三条意见，他们完全依从，今后“打仗拼命，你不要顾虑，看着哪里险，就派我们上哪里。你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赴汤蹈火！

10月，直军与奉军交战中屡吃败仗，10月18日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驻扎长辛店。冯玉祥获此消息认为时机已到。于是19日召集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紧急举行秘密会议，说明原委，宣布班师回京。此前，冯尚未正式宣布过政变的秘密计划，但其部下从其行动中已猜出冯的意图。会上，冯试探了将领们的意向，然后郑重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各将领听后表示一致拥护，接着对班师回京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了周密的讨论和布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来参加了会议。会议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据冯解释说“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的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会议最后，冯发布了命令，命胡景翼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部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深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佩孚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此外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同时又下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

黄郛得到冯军班师的消息后，与冯约定在部队到达北京的前一天，在密云县高丽营(在北京北面八十里)会晤。这时黄的处境较危险，在其夫人配合下，巧妙地设法摆脱了侦缉队的跟随，溜出北京，直到深夜来到高丽营，与冯相见。冯将拟好的班师返京的文告通电拿给黄看，黄认为原稿措词不够妥善，班师的目的是为了根除内战，如果仅在于“清君侧”，意义未免太狭窄了。冯同意了黄的意见，请黄另拟一电稿，黄就在附近农民家酌土炕上，重新草拟了电稿，这就是冯军抵京并于二十四日北苑会议后，以国民军三军联名所发布的“漾电”。

10月23日，冯玉祥到达北苑，立即发表由他领头的“主和”通电：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由全国贤达协商解决。随即下令逮捕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贪官污吏。李彦青克扣军械，勒索公款，贪赃枉法，集聚巨资，受到军政各界的怨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曹锟批给冯部3000支步枪、18门大炮和几万发子弹，冯多次派人去领取，李彦青借故刁难不发，冯部送去十万大洋才准领出去，冯得悉此情，气得牙齿格格作响。冯拘捕李彦青，李拒绝交出赃款，随即关进监狱，后枪决。

24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开会，王承斌、王芝样、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列席会议。会上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副司令，分别任第二、三军军长。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又电请段祺瑞入京，企图切断吴段联合，威胁京畿，实则招致北京政变打开的新局面复杂化；会议鉴于曹锟贿选祸国，不能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强令曹锟接受三项条件：下停战令，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自动退位。曹锟被迫下停战令；并免除了吴佩孚的职权，任命吴为“青海屯垦使”。。曹锟被迫下停战令；并免除了吴佩孚的职权，任命吴为“青海屯垦使”。25日，冯、胡、孙继续开会，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会议决定，推翻曹锟的统治，成立摄政内阁，代行大总统职权，作为政府的过渡形式，并商定了参加内阁人选。对内阁施政方针，冯玉祥提出了五点建议：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有设施，务求民稳；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本，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信尝必罚，财政公开。会上，孙岳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系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击直军北上。冯、胡同意了孙的提议。

11月2日，以黄郛为总理的内阁组成。摄政内阁组成后，冯玉祥提出张勋复辟失败，对清室叛国罪未加惩处，清室仍盘踞故中，以小朝廷自居。在中华民国的首都，竟然保存一个清朝的小朝廷，这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现宜趁新的政治形势，先驱逐溥仪出宫，修改优待条件。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通过冯玉祥的建议。次晨，首都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偕同清廷内务府绍英前往促溥仪自废尊号，出离故宫。鹿问溥仪愿做皇帝还是做平民？溥仪表示愿做平民。当日，溥仪带着他的嫔妃和生活用品离开皇宫，宫中财物由吴稚晖、李石曾等组织一个保管委员会接管。冯玉祥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吴佩孚率一师人回救北京，前线各路溃败。吴急电南方直系将领率兵北援。不料京汉，津浦两线受阻，无法应援。吴陷入困境，退到天津，收拾残部约两旅兵力，集中于杨村、北仓一带，拟进攻北京。国民军第一二军联合，在廊坊一带备战迎敌。当时，北洋老将领张绍曾为了避免北京一带遭战祸起见，准备出面调停，但是吴佩孚仍不肯罢休。冯看到和平无望，于十月三十日与胡景翼等发出联名讨吴通电。双方军队在杨村一带接触。国民一军的张之江第七旅布置在铁路正南，国民二军的李云龙旅任右翼，刘郁芬旅为总预备队。吴方，除潘鸿钧等两旅外，由山海关退回的残部也陆续开向杨村。这时，正逢夏季暴雨连日，杨村一带除铁道两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尽是一片汪洋，作战十分艰难。开战后，双方相持一天，不分胜负。冯派刘郁芬、蒋鸿遇两旅，迂回到吴军后方，从吴军背后进攻，又派李鸣钟由丰台抽调部队，协助正面进攻。张之江旅，石友三、谷良友部，协助李云龙旅，一致向吴军摆出攻势。此战生俘了吴部的旅长潘鸿钧以下数千人，并乘胜进击。三日上午，冯军占领了津浦铁路上天津附近的北仓，随后占领天津。

胡景翼和冯玉祥的亲信高级将领张之江进驻天津后，去拜访张绍曾，张嘱咐胡、张：“你们如果危害吴子玉(即吴佩孚)，我和你们算账，放开一步叫他脱身吧。”在此之前，张绍曾在北京见到冯玉祥时，就曾向冯打招呼，告诫冯对于吴佩孚消灭其势力是可以的，但“万不可伤害他的性命。倘若那样做，无形立了好多强敌，对你是极不利的。”当时冯玉祥连声说：“是、是，我一定听你的话，决不对他为难。消灭他的武力就完了，你放心，决没有别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吴仍作困兽之斗，把司令部移驻军粮城。此时奉军已到滦州，正待向芦台进攻。胡景翼如果向前推进，和奉军两头一挤，吴即无处可逃。胡接受了张绍曾的劝告，手下留了情。吴在军粮城两头虽被包围，尚有海道可逃。当吴看到只有从海上逃跑一条路时， “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由大沽乘海军运输舰南逃。经上海转武汉，后又回到河南重整旗鼓。但吴从此元气大伤，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风”。

冯玉祥派国民一、二军一部在杨村迎战吴军的同时，曾派国民三军一部进攻保定。驻保定的直军曹世杰部约一个团，坚决与国民军为敌。听到吴佩孚溃败南下的消息后，遂缴械投降。孙岳部国民三军于十一月六日占领了保定。国民一、二军攻占天津，国民三军攻克保定之后，才暂时稳住了北方的军事形势。

11月6日，冯致电段祺瑞称：国民军“大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11月10日，张作霖抵天津，段邀冯前往会晤。张矢口否认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并反对冯以前提出的为段、张所同意的“中山先生主政，段主军”的主张，改推段入京组织临时政府，以段任临时执政，并威胁冯：如不同意，则鲁督郑士琦、晋督阎锡山皆可转向吴佩孚，从京浦、京汉夹击国民军。冯权衡利害得失，乃署名推段任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的通电。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北京，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此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参政，政局“急转直下”。冯后来对拥段出山这一错误非常痛悔，称其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

冯等在联名通电拥段出山的同时，就曾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孙中山收到冯等电报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11月1日，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又曾致孙中山电，盼望早日北上。孙于11月8日正式致电冯玉祥，称：“准于元日由粤起行”。

孙中山于11月13日偕宋庆龄离开广州北上，到天津后，肝病发作，至12月31日才扶病到北京。孙曾于一月十七日致电段祺瑞，揭露段召开的善后会议。段对于孙的正确意见置若罔闻，悍然1925年2月1日至4月21日召开了善后会议。段的“善后会议”遭到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冯玉祥起初认识模糊，曾支持善后会议，但后来终于拒绝了参加善后会议。尽管如此，北京政变的成果依然被张作霖、段祺瑞等人篡夺。

孙中山病重时，冯玉祥曾让其夫人李德全持亲笔信到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看望孙；孙将六千本《三民主义》、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由李德全带回，冯将这些书作为国民军官兵的教材。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冯玉祥“令全军下半旗，官兵带黑纱，并助丧资万元以志哀悼。”全军还服孝七日，冯以后说，他令部队如此郑重地致哀，是因为认识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这期间，冯玉祥感到自己的军事实力无法与奉张抗衡，政治上也难以对付段、张的联合势力，冯“对于北京临时执政府的政治’主张，采取了消极退避的态度。这期间，冯满脑子里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后来，冯认识到这是片面理解了“谦”字，“对人处世固 当谦下，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事实上，这时的冯玉祥尚未具有推翻整个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觉悟。但是，北京政变后，客观上为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思想在北方广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利用了国民军同情革命的有利条件，在北方各省组织了工会、农会，发动了工农运动，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 工运动的发展》一文中曾指出：凡国民军所在之地，民众运动都得到蓬勃发展。

北京政变也沉重打击了直系军阀，打破了直系军阀企图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