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日，教育部正式核准颁布《
北京大学章程》，章程序言对北大精神作出了全面概括，即“继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体现了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
为国家图富强是大学的历史责任。严复曾说，“民智者，富强之源也”。京师大学堂正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强学”“原富”的语境下创办的。从蔡元培改革北大欲“与柏林大学相颉颃”的理想，到胡适呼吁“用国家的大力来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的愿望，再到党中央作出“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是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学章程》提出，“追求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走中国特色、北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道路”，正体现了埋头苦干、改革创新的图强精神。
民主是大学办学和管理的本质要求。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深深地扎根于民主治校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北京大学章程》关于民主制度的设计不仅体现为
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的选举民主，还体现为学术委员会所注重的基层学术民主，校务委员会在扩大社会参与基础上的协商民主，以及监察委员会对学校机构及人员的监督式民主。
北大的诞生就是很血腥的，
戊戌变法的其他成果都被废除了，只留下了京师大学堂。所以，北大从一开始就仿佛禀有一种使命，它是中国近代社会阵痛的产物，是一种转型的象征——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这种转型是很痛苦的，用鲁迅的话讲，挪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北大的诞生，同一个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会冲向前线，在和平时期会默默反省，在转折的时期会出现呐喊，在正义的力量被压制的时期就会有人拍案而起。比如
五四运动，一方面是新文化，一方面是救亡。前面是学生，背后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的
新文化运动，和老一套的封建的东西决裂。近代中国那种痛苦的命运，对北大精神的塑造很有关系。
谈北大有一种沉重感，根源就在于北大精神。是精神危机时期，精神危机是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一个全新问题。我们在物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精神支柱快要没有了。实利主义、功利主义、追求表面文章，成了这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人们都在追逐物质的东西，而忽视了精神的追求。北大精神在这个时期就有了它特殊的含义。社会上关于北大一个小小的事情都会被炒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北大是一面镜子。北大精神有一种召唤性的力量，进入北大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责任，秉承了这个精神，就会有所追求。象牙塔中总要保留一些精神的东西，年轻人总要有一些激情和梦想，否则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种损失。社会上有许多庸俗的东西，即使是在大学校园里也有，因为大学校园也是社会。而且现代社会的腐蚀能力很强，很难完全保持距离。这时就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超越的力量，一种清高的力量，能够让我们说“不”，让我们和庸俗的生活拉开距离。贪生怕死是人之生物本性，但是精神的力量就是能让人舍生取义。
总是把北大与精神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北大精神中，一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难相联系的爱国精神；一个是做人的精神。一个人一辈子不年轻一回是一种损失，一个社会没有一群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种损失。大学不一定要和社会拉平，我们应该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情结。
从长远来说，从一个民族来说，需要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北大就应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要致力于建设，不仅需要工科人才，也需要管理人才，需要对社会有构想的人。大学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孕育场所，大学提供了一个承认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场所。如果没有了精神，北大将不再是北大，和一所普通的
高等专科学校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训练一个人找到好工作的职业训练所。只为了找工作其实是不一定要上大学的，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人的精神更高贵，让人对人生、对世界有更宽广的理解。有很多大学生的家境比较贫寒，想尽快工作可以理解，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你将来成了决策者，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时候，在大学受到的教育就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你是要把古建筑拆掉还是恢复原貌？是要修一条笔直的马路还是适应生态环境修一条弯曲的路？是把路灯修得高大明亮还是追求一种曲径通幽的意境？这都取决于教育。今日社会中的实利主义和浮躁作风，就是因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一代人，是在唯唯诺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生活的时候只知道先把肚子吃饱，要先让烟囱冒烟，要每个人都当螺丝钉，要每个工厂都按流水线运行起来。他们的精神不会说“不”。社会上不断树立道德楷模，恰恰就说明没有了道德。所以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依然沉重，我们的民族依然危难——精神危难。我们不仅自己要做高尚的人，还要为民族精神的复苏贡献力量。这就是北大精神——关乎社会的民族精神，关乎自己高贵追求的个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