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博物院（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1914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博物学家桑志华在天津法租界的崇德堂创建，1922年桑志华在法国耶稣会的支持下在天津修建了专职馆舍，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中国建立时间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名称

由于北疆博物院是由法国传教士桑志华所创建，因而博物馆自1922年专用馆舍落成时便确定了法语名称Musée Hoangho-Paiho，并在馆舍上镶嵌了MUSEE HOANGHO PAIHO的铭牌。根据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博物馆已经确定了中文名名称“北疆博物院”，而“黄河白河博物馆”是其法语名称的中文直译。但也存在另一种说法，中文初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后因藏品来源的拓展超出了黄河、海河流域，覆盖了整个中国北方并藏有桑志华带来的法国北部植物标本7,300件，故更名为“北疆博物院”。

1946年，桑志华曾以英文出版了一本介绍博物馆的小册子《北疆博物院导览》，将北疆博物院的英文翻译为“The Hoangho-Paih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法租界崇德堂时期

1912年，桑志华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后，了解到中国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已经有人考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尚属空白。桑志华计划填补这一空白，便提出了考察黄河流域并在中国北方建立博物馆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天主教会的认可，被献县教区耶稣会会长金道宣神甫采纳以及法国北方耶稣会省会长步烈神甫和耶稣会总会长魏伦兹神甫的赞同。桑志华的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资助。

1914年，桑志华从法国出发经西伯利亚并于3月21日从满洲里入境中国，3月25日抵达天津后前往献县传教区，在教区所属天津法租界圣路易斯路18号崇德堂开始工作。4月，桑志华开始了科学考察活动。

1914年至1917年，初到中国的桑志华对中国北方的了解较为缺乏，大多时间往返于天津与山西之间，主要对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及周边地区进行一般性的考察和采集。这这过程中，桑志华了解中国的地形、地质、水文、气候等情况，为他深入中国北方腹地研究奠定了基础。

1918年，桑志华扩大在中国北方的科学考察范围，对山西、陕西、内蒙、甘肃、青海等中国北方腹地进行考察和采集发掘活动。他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哺乳动物皮张、昆虫标本以及2,000余件矿物标本。

1919年6月，桑志华前往甘肃庆阳考察时，在庆阳以北约55公里首次发现了丰富的上新世蓬蒂期化石。甘肃庆阳的重大发现，使桑志华将未来一段时间考察的重点放在了甘肃庆阳周边。1920年，桑志华在鄂尔多斯到甘肃庆阳一带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察工作，发掘出标准的蓬蒂期动物化石。6月4日，幸家沟出土了一件距今1.8万年的石核，成为中国出土最早的第一块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此后又发掘出两件石片，直接打破了自1882年以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论断，更将中国的文明史上推了几十万年，是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一次重大发现。

1921年3月，桑志华发出《向传教士呼吁书》，号召华北地区的传教士收集古生物化石，为在天津建立博物馆提供实物标本。6月，泥河湾村教区传教的樊尚神父积极响应桑志华的呼吁，到天津拜访桑志华，告知其在住宅附近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包括猛犸象齿、鹿角、犀牛长骨、带前额的水牛角以及蚌科化石，并表示愿意将化石相赠并邀请桑志华一同前往化石发现地进一步考察。之后，他还向北桑志华邮寄了蚌科化石，这一线索直接促成日后泥河湾地质遗址的发现。

1914至1922年间，桑志华将搜集到的大量的标本和化石分几批运回天津，储存在法租界的崇德堂内，逐渐地占据了崇德堂的全部房间和地下室。因此，桑志华向耶稣会建议在建设天津工商学院的同时，在教会土地上也同时建设博物院专用馆舍。

1922至1937年

1922年，法国天主教会和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采纳桑志华的建议，献县教区修道院长卜神父拨出一块紧临天津英租界马场道清鸣台的空地的一部分用于修建博物馆，这块土地是教会1909年因曾拟建学校而购得。因此，博物馆与天津工商学院得以同时修建，兴建博物院的资金由教会向社会募集。

192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德日进接受桑志华的邀请来到中国，受聘于北疆博物院，他与桑志华联合组成“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该考察团远征探险旅行持续了两年。

1923年，桑、德考察团前往内蒙古三盛公、萨拉乌苏河地区和宁夏灵武水洞沟地区进行科学考察，1934年前往张家口以北的戈壁东部地区考察， 发掘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动植物标本。

1925年3月9日，北洋出版社出版了《黄河白河十年行程录(1914—1923)》，记录了桑志华自1914年至1923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北方以黄河海河流域为中心的科学考察的成果。3月20日，桑志华开始在马场道南侧建造一座占地300平方米，高21米的三层楼房，作为陈列室，并为其取名为“Musée Hoangho-Paiho de Tientsin”，中文名称为“北疆博物院”，又称黄河白河博物馆。

1927年4月19日，法国领事在北疆博物院旁的天津工商学院大厅授予北疆博物院院长桑志华法兰西共和国铁十字骑士勋章。

1928年5月5日，天津北疆博物院举行开幕典礼及大型展览，多国领事、政要及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均派员参加了典礼。新落成的陈列馆向公众展出了植物标本2万种，动物标本3.5万种，岩石与矿石标本共7,000种，动物骨骼化石1.8万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还面向公众举办了普及科学知识的讲座。

1934年，耶稣会神甫、天津工商学院汤道平教授调入北疆博物院，参与了桑志华对山西、河南等地的科学考察工作。

1934年6至8月、1935年5至6月，桑志华两赴山西榆社盆地，发掘并搜集了大量上新世哺乳动物化石，质量和数量均超以往，是桑志华在中国25年科学考察中的最后一个重要发现。

1937至1949年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占领华北，桑志华的采掘工作被迫中断。日军占领天津后，1938年年底，桑志华返回法国，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采掘与研究工作，罗学宾继任北疆博物院院长一职。1939年6月，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8月，天津遭受水灾，天津市区被淹，北疆博物院被淹没达1米。

1940年6月，趁日军解除对天津英、法租界封锁之际，部分工作人员携带部分藏品转移至北平使馆区，以建立私立北平地质生物研究所。在崇德堂图书馆及工商学院任职的法籍耶稣会士盖斯杰留守北疆博物院，北疆博物院的南楼清空后租借给工商学院使用，北楼的一、二层则租给工商学院附中使用，后来工商学院校长刘乃仁兼任北疆博物院院长。直到1947年，北疆博物院的工作正式停摆。

1949至2014年

1949年后，北疆博物院由津沽大学代管。1951年2月，教会委派任职于私立津沽大学的法籍教授明兴礼神甫兼任北疆博物院主任。此时，北疆博物院暂时成为私立津沽大学的附属博物馆。

1951年4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以反革命间谍罪将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院长卜相贤逮捕，教会与政府间关系紧张。7月3日，私立津沽大学校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拟将津沽大学献给国家，并请政府明令改为国立。”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私立津沽大学更名为“国立津沽大学”，教会退出并由政府接管，津沽大学的法籍教授、北疆博物院主任明兴礼神甫随即返回法国。同年，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接管北疆博物院。

1951年，国立津沽大学委派地理学教授董绍良接管北疆博物院并担任主任。9月26日，举行北疆博物院接收典礼，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黄松龄主持仪式，时任天津市长黄敬出席。此时，北疆博物院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四人，经济还未独立，标本、财产尚未清点。

周二至周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6：00

周一：全天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参观需要提前两天预约，预约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两种方式。参观需严格按照预约时间，参观时间限时1小时，参观过程中严禁拍照和摄像。

免费

乘坐13路、685路、862路、871路、902路、904路、906路至外国语大学站下车。

北疆博物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集动物、植物、地质、古生物、古人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重点收藏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自然科学标本。馆藏标本已达40万件，居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

北疆博物院，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内，北疆博物院是桑志华一手操持创建起来的。虽然当时是一所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但由于和工商大学同在一个大院里，互通互补，犹如一体。1927年5月出版的《工商大学校刊》第一期载文说：博物院“裨益于该大学学生，良非浅鲜”。“事实上，该院固无异为本校之科学图书馆，本校所授的哲学及高中之生物学各项课程，须要任何标本参考，均可立致，而于有研究兴趣之各教授与师生均着先鞭，耳闻目睹，无形中本校师生研究学术之风气，自然比较浓厚也。”

博物院不但设有陈列室，还有实验室，后来又新建了试验馆楼和公共博物院，共占地2000多平方米。展室陈列的各种标本，每星期三、六、日对外开放。

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德日进任副院长。在他俩的努力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标本日益增多。桑志华25年来发现的四个古动物群点：甘肃庆阳的三趾马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和石器、河北阳原泥河湾和山西榆社的上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各种标本都在这里。

北疆博物院

1928年，南开大学的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富，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质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沈士骏还写道：“北疆博物院只有一个主任（院长），一个助手和一个修理工人，一个杂役，依比率比我们南开人少。但他们的标本是无法估价的。完全由外边采集，除旅费外不妄费一钱。”

桑志华、德日进二人在博物院从事科学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很多著述。据《河北大学史》载：“工商大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有德日进、桑志华、暴安良、侯仁之、林镜瀛等44位教师发表和出版的112种著述（含译文），其中，以法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师著述占59%，而德日进1人有著述41种，桑志华有16种”，“桑志华、德日进等倾注大量心血，从事探索中国北部兼及亚洲的人文、地理、地质、气象及动植物为对象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其成果为世人瞩目。”

北疆博物院

桑志华回国后的第二年，因天津遭受水灾，博物院一部分展品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此后，曾以搜集、保存和研究集于一身的北疆博物院便由发展 期 转入保管、利用的维持期。

到1952年馆藏标本达20万件，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藏品基础。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 接受了北疆博物院，更名为天津人民科学馆。1956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1997年又新建了规模宏大、馆藏达40万件的大型现代博物馆，1998年竣工并向世人开放。

从桑志华来华到如今的91年间，北疆博物院经历了西学东渐、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也经历了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的历程，她将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融的结晶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