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编著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0年。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17世纪英国社会中各种职业人员的补充和学科间兴趣的转移、清教主义与科学的假说、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课题范围的影响、以及人口、社会和科学的相互影响等问题。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考察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及清教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17世纪英国清教徒对科学成为合法的社会建制是有贡献的。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即科学只有在某些确定类型的社会中才能获得重大而持久的发展，这种社会必须为科学发展提供文化和物质上的条件。

20世纪30年代初，默顿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进修研究生课程期间，应盖伊之请，撰写《机械发明史》的分析性书评，此文被发表在由萨顿主编的科学史刊物《艾西斯》上。由此，默顿又参加了萨顿的科学史讨论班，并同索洛金、亨德森等学者一起从事研究工作，这为他奠定了多方面的知识基础，并把他的兴趣吸引到科学社会学中。1933年，默顿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两年后写作完成，1938年，该论文发表在《艾西斯》的专刊《奥西里斯》中，并在1970年以论著的形式于纽约出版。

在该书中，默顿肯定科学理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通过对科学内在逻辑的探索取得的，同时默顿又显示了17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部分是由于科学的外部因素促成的。这些社会的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的证实，被安排成以下四个步骤来进行：

步骤1：证实几个重要问题

作者提出的问题是：17世纪的英国，在文化的不同领域，例如宗教神学领域、艺术领域，科学领域等等，是否存在兴趣中心的转移？在科学的不同领域是否也存在兴趣中心的转移？默顿搜集了大量的科学史上的案例，例如《国民传记辞典》上所载不同时期人物的职业分布，《哲学会报》所载科学论文类别在不同时期的分布，重大发明和发现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等等，证实的确存在兴趣中心转移的事实，即17世纪中期与该世纪初相比，在英国科学技术领域成为兴趣的中心，而在神学、诗歌领域却呈现兴趣衰退的趋势；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英国科学界的兴趣集中在物理学和形式科学领域，到了后期，兴趣日益明显地转向有机生命的科学领域。这些事实，推翻了科学兴趣中心完全是由各门科学内在逻辑发展所决定的论断，并使得默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学因素影响了科学兴趣中心的转移？在他看来，自17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和技术日益争得了一份应得的注意力。科学再也不是一种游荡的运动，只是在不时的发现中找到支支吾吾的表现，科学已获得社会的认可并组织起来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发生成的，人们倘若要想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那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寻找。

步骤2：考察清教与科学的关系

因为17世纪的英国，宗教是文化价值的占主导地位的表现，而清教主义是当时各教派所接受的共同价值的核心。默顿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使命，对新教伦理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他发现，理性化的清教伦理体系，以颂扬上帝、与人为善为目标，而把科学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它鼓励人们献身于科学事业，于是科学在发展之初获得了清教的支持。为了对此作实证研究，默顿研究了英国第一个科学组织“皇家学会”，并指出，皇家学会核心小组主要人物是神职人员或笃信宗教的人士。此外，来自其他方面的材料证实：新教徒具有推崇科学技术研究的倾向，相对来说，新教徒在优秀科学家中占压倒多数。

默顿指出，社会家并不是信仰的卫道士，不论这信仰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当他已经揭示出凝结在宗教里的价值和支配着这些价值的表现的文化倾向中的思想感情时，当他已经确定出这种思想感情在何种程度上引导人们趋向或远离科学事业或对此根本毫无影响时，他的任务按照其最初纲领即告完成。其次，默顿认为，应该把宗教与神学区别开来，宗教伦理是指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而神学是关于宗教的系统思想或说教，前者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科学，而神学家们总是激烈地反对那些他们认为触犯教规的发现。再次，默顿还指出，某一价值观的主观定义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将宗教领袖本人的言论、态度和倾向同他所创建的学说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

默顿通过对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一八二五年版）的分析指出，清教主义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第一、颂扬上帝与社会功利主义；第二、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第三、理性主义。默顿还分析了清教对科学的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首先表现在清教伦理对科学活动的赞许上，其次，在清教伦理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默顿指出，清教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相似（或相容），创造了尊重科学的气氛，科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从而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促进了科学活动的蓬勃兴旺。为了进一步解释在科学技术内部，为什么兴趣集中在特定领域，默顿执行了步骤3。

步骤3：考察经济和军事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影响

默顿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力量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兴趣引导到特殊的领域？是完全出于个人兴趣，而与社会及文化的背景根本无关吗？默顿首先对采矿业作了考察。他发现采矿业的发展向科学家和发明家提出了实际问题，诸如“使矿坑中的空气流通”问题，如果研究并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带来某些经济上的奖励和更高的声誉，这引导科学家和发明家选择自己国家国民经济中最迫切的特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默顿对交通运输业进行了调查，进一步指出，个人经济收益极少激起科学家的动机，而社会声望和知名度不断增长的领域更为吸引人。对军事技术的考察同样证实了这些论点。关于科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究竟是完全受经济军事方面的支配，还是丝毫不受这方面的影响该书没有作简单化的选择，默顿较为严格地列出他的结论：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可观地影响了17世纪英国科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粗略地讲，差不多30~60%的当时研究，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种影响。

但是，默顿拒绝把科学简单地视为技术或经济需要的结果，他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克服赫森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默顿强调，重要的是应该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他们的研究所起的社会作用区分开来。对动机水平上的分析和组织水平上的分析加以区分，因此，经济需要对科学产生的影响是在社会水平上发生的，而不是要求每一位科学家都选择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此外，默顿援引俄裔美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观点指出，经济需要扮演一种促进和指导科学发展的角色，要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前提，即：该社会对于革新赋予较高评价，具有成功发明的传统而且惯于技术发明、而不是其它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

步骤4：人口和社会互动与科学的关系

默顿对人口密度的增大对科学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仔细识别，他指出，人口密度增多的效果首先在于指引科学发明兴趣集中于某些领域，而不是加速发明率；其次是引导人们对发明活动作更高评价，因为大量人口中的发明会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默顿对社会互动，以及文化背景、功利主义和信仰进步等因素与科学发展的联系，附带作了讨论。

该书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17世纪的英国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严谨而翔实地考察了宗教、经济、军事技术以及人口和社会互动等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该书的发表，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诞生的标志。它开创了关于科学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考查。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默顿对17世纪科学的争论，较明显的收获是所谓默顿命题，它代表一种类型的研究，它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展示出科学史研究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的相互关系。

1938年，《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首先刊登于《奥赛厄里斯》杂志的创刊号上，1970年，纽约霍华德·弗蒂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该书的汉译本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范岱年翻译。

罗伯特·金·默顿（1910－2003），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学派当代的代表人物，193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41年起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执教，美国“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主席，曾任1956~1957年度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著有《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