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五省自治，即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935年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实际上是成立汉奸政权。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0日前宣布。25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这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囊括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实施进占华北的第二个步骤：扶持傀儡上台，操纵“华北自治”，将华北分离出去。日驻伪满“大使”南茨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华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为此，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及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到华北各地活动，威逼利诱，妄图策动原北洋军阀巨头孙传芳、吴佩孚、曹锟，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出面组阁，建立所谓“华北新政权”。

接着，日本内阁也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发表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声称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要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抛弃欧美，转向亲日政策。其实质是日本要独霸东亚。为策划侵略的具体行动步骤，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等，于10月上、中旬先后在大连、天津、上海召集关东军和驻华各地文武官员会议，以便将“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于是，在华北一幕幕“自治”丑剧，连连开场演出。

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军队，华北驻屯军也进行调动，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恶化的危险。11月24日，日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雨宫巽向中国政府代表陈仪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12月18日，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悬持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的要求。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