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的指示，1947年3月25日，华北财经会议在晋冀鲁豫边区机关驻地邯郸武安冶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等各解放区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薄一波为大会主席。华北财经会议历时月余，作出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定》。华北财经会议对于解决战争条件下的军需物资供给，发展生产，保证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中国北方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各解放区的军民交往、物资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当时各解放区的财政金融还没有统一，各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并各自发行货币。当时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和发行能在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1947年，解放区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自卫战争后，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号召全党：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但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解放区的财经情况已陷入困境。加上各解放区之间的经济割据，区与区之间的关税堡垒严重，许多解放区在与邻区的物资交换中赔了钱，财政收入日趋减少。这种状况，不利于解放区克服财经困难，共同对敌。在此情况下，冀察晋中央局提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

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采纳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指出：“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认为应立即召开此项会议……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此时，晋冀鲁豫地区已经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战争干扰较少，中央决定选择邯郸召开这次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华北财经会议筹备处，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

华北财经会议从1947年3月10日开始，到5月11日结束，共62天时间。出席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大会主席团主席为薄一波，成员有南汉辰、栗再温(晋察冀)、薛暮桥(华东)、王任重(华中)、杨立三、戎伍胜(晋冀鲁豫)、白如冰、陈希云(晋绥、陕甘宁)、刘子久(中原军区)，秘书长为陶希晋，副秘书长范若一。

整个会议分为座谈、报告、讨论与总结三个阶段。

3月10日至3月24日

华北财经会议原定于3月1日召开，但由于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代表未能通过封锁线到达邯郸，3月9日，会议决定先开座谈会，一边开会，一边等待两区代表。

座谈会从3月10日开始至24日结束，共15天。中心议题是讨论贸易与金融问题，重点解决冀中区争购外来物资，致使在外汇与货币上负担过重的矛盾。

3月10日，薄一波主持会议。南汉辰针对解放区经济上的封建割据情况，提出三条意见：①各区间的统制应取消；②关税堡垒要减少到最小；⑧要一致对法币作斗争。

薛暮桥就山东地区与友邻区存在的食盐、货币两大问题也作了发言。

3月11日，薛暮桥主持会议。王元波就冀中的情况作了发言。他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加上封锁与倾销相结合、倾销与吸收相结合，破坏了冀中的出入口工作，冀中贸易赔了钱，以粮为主的财政收入大大亏空。这样，冀中就不想与渤海交换法币，用沦盐抗渤海盐。同时，对冀南食盐棉花作了扣留。这是只看到冀中的困难，而对于从战争全面出发认识不足的结果。他提出急需解决的问题是；①冀中外汇如何解决?②外货如何取得合理价格，保证需要，减少中间利润?③外汇困难，实际是出口困难，运输困难，如何解决出口问题?④解决问题时，步调如何取得一致，集中力量统一对敌?⑤各友区交换，以减少对敌依赖十分重要，但如何从上至下地贯彻，搞通下层思想?

3月12日，南汉辰主持会议。刘岱峰作了《一年来的贸易工作情况》的发言。他说，一年来，我们是不知己，不知友，也不知敌。过去我们只怕冀中物价涨，影响冀南物价，从昨天冀中同志发言中，深刻感到冀中对冀南物价起了掩护作用。

接着，林海云也就冀南工作作了发言。他说，冀南为了增加收入，在对外贸易上总是想垄断，特别是对主要产物——棉花的掌握管理上，提出对济南等地的出口由冀南专营，因冀南出口必经各友邻区，就想把友区也管起来，名义上是为了对敌斗争统一，实际上是怕出口税被友区征走，减少自己的收入。

3月13日，杨立三主持会议。吕镜符作了《渤海盐产及运销情况之介绍》的发言；何幼奇作了《冀鲁豫工作》的发言。

3月14日，薛暮桥主持会议。周伯易作《友邻区税务关系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李友三作《太岳区工作》的发言，李一清作《太行区工作》的发言；杨文汉作《冀东情况介绍》。

15天的座谈会，围绕贸易与金融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晋冀鲁豫小组提出：各区对外出入口贸易，只在出入口地点收一道税，内地不再重收，出入口税税率应尽可能一致。

冀中小组认为：冀南棉花可以过境出口，但不同意自由贸易。

冀南小组认为：物资工作中，不应要此拒彼，冀南棉花布匹销售中，冀中就可以大量组织出口，这对冀中也有利，对全解放区都有利。

山东小组认为：管理大盐很成功，对各区的输出，只可以取消差额税，不应停止专卖。

经过讨论，座谈会初步达成以下协议：

①在交换地区开设混合市场，各区货币可依自然价格交易；②边地银行互相依照比值兑换，出入手续费共收千分之十(入五、出五)；⑧各区互存汇兑基金。

3月25日至4月13日

3月24日，座谈会结束，陕甘宁和晋绥两区代表还是未能到会，3月25日，大会主席薄一波宣布会议不能再拖了，“从今天起正式开会”。薄一波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撤离延安后的形势之后指出，中央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兵源接济问题；二是财政困难问题。他说，战争是长期的，单靠任何一个地区不可能供应战争，各地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支持战争。同时，后方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搞财经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胜利。

从3月25日到4月13日，共20天的时间，是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阶段。这个阶段，以工作报告的形式为主，对各区的财经工作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中原军区的代表先后作了报告。晋绥、陕甘宁代表于4月7日赶到，也作了报告。

3月26-27日，薛暮桥代表山东区作了《山东的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3月28日，南汉辰作了《晋察冀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4月8—9日，南汉辰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的报告；4月10日，刘子久作了《怎样解决我主动出击到蒋管区时的财粮问题》的报告，4月11日，陈希云作了《晋绥财经工作》的报告。

(一)关于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1946年、1947年两年中，山东普遍组织土地合作社，办集体农场，因未办好，生产下降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棉布、棉花缺乏。

山东财经工作实行了①紧缩发行，厉行节约，平衡收支，合并机关商店；②掌握物资，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出口，提倡用土货，改变高价人口、低价出口状况；③扶植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群众性经营等做法。取得的主要经验是：①掌握物资、稳定物价。本币发行要由工商局掌握，各地不许乱发货币，不许压低法伪币值。本币与法伪币比值要依自然价格运行。②开展外贸工作以有利交换、保护生产、保障军需为原则，主要办法是争取出超，争取主动。⑧对内贸易在于扶助生产，保障供给，调剂供求。调剂区域性差额的办法是组织运输；调剂季节性差额是秋收春吐。生产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贸易要分清敌友，取消限制，进出不封锁，友邻区互相帮助，发展经济。

(二)关于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主要问题是贸易各区的计划性与全区的盲目性、货币物价全区的计划性与各区的盲目性的矛盾。 ·

为解决这些矛盾，晋冀鲁豫提出发展生产是平稳物价的基础；公营商店要以平稳物价为主；银行发行货币要采取紧缩政策，要把大规模紧缩和小范围的紧缩相结合、大量透支和贸易上的抛售物资相结合等政策。晋冀鲁豫金融工作的主要经验是：①群众彻底翻身后，必须发放生产贷款，扶助群众生产。②在合作社普遍发展起来后，生产贷款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③贷款要集中贷给贫苦农民。贷款期限，根据生产情况自愿确定，分配采取民主评议，手续愈简单愈好，贷款利息一律照顾群众利益。

(三)关于晋察冀的财政经济工作。报告指出，①从1946年开始进入城市以后，晋察冀生产上重工轻农，农贷23万万8千万，只贷下去20万万，工业投资单公营新华实业公司即达50万万。②边钞在反攻前发行不统一，一直到现在仍未完全统一，1946年8月统计，边钞在冀晋占66．6％，冀中占38．5％，冀东占14．4％，察哈尔占27．1％，热河占2．8％。⑧对伪蒙疆银行券，采取开始承认、逐渐压缴、贬值、收回。政策是打出去，走群众路线，动员合作社村政权、群众团体，到唐山买东西回来。

(四)关于晋绥的财经工作。晋绥的财政经济，主要问题是在1946年取消食盐管理后，乡村现洋复活，农币市场缩小，贸易出超，金融波动；针对以上情况，实行了手工业生产提倡标准币，禁止现洋黄金法币交易的办法。此外，由于大力发展生产，收入增加，人民负担减轻，部队机关生活得到改善。但也存在铺张浪费现象。

解决办法是实行统筹统支，大小单位家务集中缴公。除粮食外，其他一律不发，由生产自给。组织检查委员会，实行从金库到个人的财产检查，号召私人财产缴公，一次减少个人占用牲口4000头。以此来减少开支，发展生产。

(五)关于华中的财经工作。华中财经工作主要问题是，没有把支持战争和发动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搞财政的很多机会没有开展好，致使出现了财粮困难。解决的办法是，离开根据地，深入到蒋管区，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发展财政。用阶级斗争办法，打土豪分田地。①组织随军政府，保证作战缴获没收资财交公，保证供给；②原则上是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按当年产粮的十分之一征取，低于国民党的征取；③征收运输由地方干部负责，保管由供给干部负责。

4月14日至5月11日

在各区代表作财经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大会进入分组讨论与总结阶段。

讨论的中心问题是：

①支援战争问题。与会者认为，目前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没有雄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在财力物力人力的使用上必须是“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

②发展生产问题。讨论的焦点是三种经济形式(公营、私营、合作)以哪一种为主。意见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出过“大量的自由发展生产是必要的”和“应提出自由发展，而不是齐头并进”。

③统一与调剂问题。

④独立自主问题。

有关金融工作的几个要点是：一是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负责领导和调整各地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在财政上作适当调剂。二是各解放区间应大力开展物资交流和贸易往来打破互相封锁，实行自由交易，采取同样的政策；邻区货币要互相支持，并在财政上互相调剂，协助贫穷地区，避免苦乐不均现象。三是贸易金融货币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为战争服务，并应加强对敌经济斗争。贸易工作的方针是“对外管理，对内自由”，办法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以有利于对敌经济斗争。对内贸易主要是调剂供求，平稳物价，藉以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货币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为了达到平稳物价的目的，首先必须排挤蒋币(把蒋币逐出解放区市场)，使本币在市场上取得独占地位。在本币独占市场以后，必须慎重掌握货币的发行数量以免引起物价的剧烈波动。为此应当：(1)争取财政收支大体平衡；(2)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棉布等重要物资；(3)在秋收以后和春荒时期货币流通要根据需要数量多少不同作适当调剂。

1947年4月25日，薄一波集中讨论的意见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

一、财经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准备产生一个决定，已经起出草来，从保证长期战争供给及土地改革与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方向出发，基本上要争取独立自主，完全不依靠，而且是与美蒋斗争的经济体系，根据10年来的经验，提出财政、经济各种不同政策，如财政、华北人民负担政策、整理村财政、财务行政、开源节流、贸易、税收、金融、货币等均有详细规定，正在讨论中。

二、大家根据逐次长期战争供给的观点，拟建议将银行发行、各区脱离生产人数、人民负担标准及可以调剂贫富的几种统税、专卖收益归中央，以便中央斟酌各区财经情况适时给以指导，又能机动调剂贫富，如补助晋绥、陕北或其他临时开支。

三、各区相互关系亦进入解决阶段，办法：自行提出困难和要求，由大会研讨解决办法，如晋绥、陕北提出70万匹布，150万斤棉花，大家认为这小的很，由太行北岳完全负担起来，用货换或干脆帮助均可。

中共中央5月4日批准同意由会议通过产生一个正式决定。

在形成《华北财经会议决定》之前，大会起草了一个《华北财政经济综合报告》，这个报告分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财政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经济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三个部分，报告指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放手让私人资本和私营经济自由发展，把公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在组织领导方面，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

报告指出财政工作的具体问题有开辟财源、精简节约、人民负担、粮食工作、调整战勤、财务行政等。经济工作的重要问题是改造农村的贸易机构和金融机构；在消灭旧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时，同时设法消灭半殖民地性，即消灭对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上的依赖。

5月11日，在《综合报告》基础上，大会通过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这是华北财经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共分9个部分：

一、经济建设必须奖励土货，抵制美蒋货，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实行保护政策。

二、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

三、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

四、开源取之于民，改进公粮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

五、整理村财政。

六、调整战勤。

七、贸易和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

八、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出击部队的粮食等供给，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措，不应单靠后方补给。

九、组织领导，集中统一成立财经机关。

这次会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平衡。

华北财经会议形成共识，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落实会议决定，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1947年7月中旬，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成立，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办公地转移至河北平山西柏坡。

华北财经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大转折时期召开，及时总结了一年自卫战争以来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调整了各解放区货币贸易关系，便利了人民物资交流，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财经基础。华北财经会议最后的综合报告里面，对人民的负担有着明确规定，而当时的战争形势，虽说军需还十分紧张，但是对人们的征收，为了保障民力，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执行。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果，就是缓解了军需和人民负担之间的一个矛盾问题。华北财经会议为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建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