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泉护村》内容简介：以渭水-华山为中心涵盖北方西半部江山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多元呈板块结构的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1959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渭水之旁、华山脚下的华县泉护村这一典型的史前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新发现了
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身的泉护二期文化，将揭示的泉护一期文化，即西阴文化遗存分为三段。后者是继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仰韶遗存分期之后，对同址同类史前文化遗存所作的规模最大的分段（期）研究。同时，在以往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华县队又通过对老官台、元君庙等遗址的研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渭水-华山为中心区域的史前考古文化的序列与谱系。本著作的发表，虽迟于发掘时间40余年，但其包含的信息，从当前的学术界状况来讲，仍是新鲜的，并具有领先的学术水平。
李水城离京赴美作学术访问的前夕，于1999年5月22日给我写了一信。这信是由关强转给我的，提醒我应为《华县泉护村》写个“后记”，还提出要写的一些内容。而今当我面对《华县泉护村》校样，找出这封信再读时，也觉得需为这本书写个“后记”。
如“第一章”所记，我于1973年编写完《华县泉护村》后，便送苏秉琦师审阅定夺。当时，他头上还被戴着资产阶级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不仅失去自己专用的工作室，连自己的住房已被挤占而住在一室半的房子内。这样的条件，给他带来的审阅乃至保管这部手稿的困难，是可以想像出来的。事后，他很难为情地告诉我：他把这手稿用包袱皮裹了起来，放在室内一个地方，后经家人收拾什物挪动，怎么也找不着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京定居了20余年，积累了一些家什，原住的房子比较宽敞，被挤进面积很小的房子后，为了腾出点空问便于生活和工作，必须把物品挪来挪去。将一些一时不用的物品堆积起来，这样，一时找不到那件物品的事，或忘记那件物品放在何处，是会经常发生的。听了先生的话后，我内心忐忑不安，感到多半还能找出来，甚或可能找不到了，有些着急，但想到不能急坏了先生，便说：这事您不必着急，终究会找到的。那时，已交出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出版事宜，遇到了阻力，迟迟未能落实下来，加之，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工作，以及编辑《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和《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等工作，已几乎整个地占据了我的身心，所以，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未向秉琦师问及这稿子的事。大约是在80年代后期吧，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已找到了《华县泉护村》，同时，把1973年的手稿交给了我。
这是在“
文化大革命”之后，这本手稿第一次落在我的手中。“文革”开始，我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继之，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分子，一直靠边站着。后来一派掌权了，我看来看去，看到这掌权的造反派，青面獠牙，凶恶得很，比以往的某些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毅然地走了出来，参加了原同当权的造反派对立而被打成反动组织的一派。当权的造反派知道这事后，把我骗了去，关了房子里的灯，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这一揍，更使我铁了心，回到淑芹正在坐月子的房间，便对她说，我是要干下去了，你已不能待在长春，回三岔河去吧，把元君庙和泉护村这两本手稿带走，这是国家的，好好保管起来，我今后出了事，你就交给北大。第三天，我找了两个朋友随我护送淑芹到了火车站，她只身带着孩子和这两本手稿回到了三岔河。后来，我和淑芹所经历的艰难，就不用在此多说，总之是这两本手稿终于被她精心地保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