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由前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1930年代创建的有较大影响的龙门联合书局合并而来，于1954年8月成立。1993年8月，恢复使用“龙门书局”副牌。科学出版社比邻皇城根遗址公园，是一个历史悠久、力量雄厚，以出版学术书刊为主的开放式出版社。1993年，科学出版社荣获国家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近年来，科学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组织结构、选题结构、市场结构、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科学出版社比邻皇城根遗址公园，她是一个历史悠久、力量雄厚，以出版学术书刊为主的开放式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保持“三高”和“三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科学人”忍韧的奉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变革与创新的主导思想，在“立足科技，面向教育、多种媒体、综合经营”出版方针指导下，依托中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出版社”的金字招牌，充分挖掘国内外优良出版资源，重视重大出版工程建设，形成了以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社科（H）为主要出版领域战略架构与规模。科学出版社在国内拥有自己完善的出版、发行网络，下设龙门书局、上海分公司、武汉分公司和成都分公司，同时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出版公司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2011年7月19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之后，经中央批准组建的又一国家级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作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这标志着我国出版传媒领域的资源整合、兼并重组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标志着我国出版业在国家层面上的人文、教育和科技三大优势国有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为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揭牌并讲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出席并讲话。

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崇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工信部副部长刘利华，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程东红等出席，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主持。

科学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组织结构、选题结构、市场结构、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其目标是：立足知识创新工程的源头，以知识创新成果的归纳整理、传播转移、普及提高为己任，把科学出版社办成中国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综合性最强的国际化出版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科学出版集团。

科学出版社至2010年共出版图书20000余种；期刊300余种，20000余期。现每年出书2000余种（其中外文版图书30余种），每年出版的科技学术著作占全国同类书的12.5%。期刊150余种（其中外文期刊29种），出版的学术类期刊占全国同类期刊的15%。还积极发展以科技为题材的音像和软件、光盘等电子出版物。

自1982年以来，科学出版社在连续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比中始终名列首位，有40余种图书获一等奖或特别奖，先后有200余种图书在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的评奖中获奖，在历届优秀科技图书评奖和科技期刊评奖中始终名列前茅。

1993年荣获国家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

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2023年11月1日，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学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建设的PubScholar公益学术平台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该平台提供公益性的学术文献服务，为有相关需求的机构、社会公众等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学术资源。

科学出版社出书7000余种（含重印书），期刊200多种。由北京地区出版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近几年连续刊发的《北京地区出版社竞争力排行榜》年度报告中，科学出版社的竞争力位居全国科技类出版社榜首，在全国出版社中名列第三、四位。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期刊大都是在国内一流和国际上有影响的期刊，许多期刊被世界权威的SCI、CA、SA、EI等六大检索系统收录。

科学出版社在上海、武汉、沈阳、长春、成都、深圳等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或发行站。在改革开放中，为进一步加强与外界的联络，在美国纽约、中国香港分别设立了科学出版社纽约出版公司和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出版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也设在该社。

作为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核心企业，科学出版社正积极推进集团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完成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建设，即建立集团科技内容资源平台，以适应数字化出版和内容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将集团建设成为中国优秀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和国外优秀科技成果的引进中心，成为以STME为主要出版领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科技出版集团，为促进中国科技走向国际做出贡献。

《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来科学出版社重大出版工程建设引人注目，优良出版资源富集，品牌优势凸显。一批批凝聚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的重要成果、反映中国最高科研水平的重大出版项目和原创科技著作落户科学出版社。这是科学出版社对诸如国家“863”、“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给予持续关注以及长期重视重大出版工程建设的成果。2005年，历经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辛勤耕耘和通力协作，一部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学术巨著，共计126卷册的《中国植物志》在全部出版完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570位两院院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科学社有20项入选，在申报的451家出版社中独占鳌头。由钱伟长先生任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40卷）进入运作阶段；由路甬祥副委员长任总主编的国家级重大出版工程《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20卷）已经完成，其后续工程地方卷、地图集也正在进行中；继《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之后，《中国出土磁器全集》也进入了编辑出版阶段，《中国出土器物全集》系列丛书初具规模。这些重大出版工程有益地提升了科学出版社在图书市场中的品牌影响与竞争能力。

《中国植物志》

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1978年已出版了18卷的《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99年Flora of China进入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005年共计126卷册的《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被570位两院院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中国植物志》是由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辛勤耕耘和通力协作、跨越半个世纪的集体结晶。这部旷世巨著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包括9000多幅图版，共计5000多万字，126卷册，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作为我国宏观生物学领域最重大的学术成就，《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出版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对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对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植物志》在收载植物种类、编纂内容、正确鉴定植物种名、文献引证、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及其科学性等方面已超过中国在20世纪出版的同类著作，有的还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中国植物志》先后获卷册、科属、或阶段成果奖192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奖30余项。

《10000个科学难题》

《10000个科学难题》是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四机构联合征集一万个科学难题重大活动的成果结晶。征集的内容包括各学科至今未能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学科优先发展问题和前沿问题、国际研究热点问题和在学术上未获得广泛共识，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等。征集的对象主要包括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和学部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学科评审组成员，以及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等。40余名院士组成了这次征集活动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等。征集活动计划在2007—2010年间完成。2007年先行启动三个学科领域：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逐步扩大到其他学科。四机构希望通过本次征集活动及《10000个科学难题》图书的出版，能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激励我国科技人员勇于献身科学，攻克科学难题；普及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热爱科学的兴趣，培养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从1925年起执教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理科教员严幼芝先生，在教学时经常需要参阅一些图书资料，而在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或者价格十分昂贵，或者质量不佳。他目睹这种社会现象和自己的切身体会，遂产生为广大读者提供高质廉价图书的愿望。1930年6月，经各方集资，严幼芝在上海尚文路龙门师范学校的旧址借两间小屋办起出版社，故取名龙门书局，自任经理，出版的第一批书是供上海交通大学教学用的70余种课本。经过一年多的摸索，龙门书局在图书质量提高的同时，营业额也直线上升，南京中央大学、杭州三江大学等以及不少外地读者也纷纷要求订货。由于龙门书局的资金、设备和印刷力量有限，那时只能承印预订的业务，没有条件自办出版发行，盈利不多。

1932年，严幼芝为了把业务再向前推进一步，同股东们商议，决定追加投资，将龙门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请郑通和先生为董事长。这时，书局从国外进口了一台石印机，增添了一些工人，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从此，既能承担预订图书的出版，也可以储存一些常用的科技课本以应付门市部销售，印数增加，成本也相应下降。那时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前来订货的也不少，原有资金又不敷周转。经股东会商定，再次增资。

1934年，严幼芝为了进一步提高印刷工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决定自费出国深造。行前将书局和印刷厂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以保持印刷、出版和发行业务的正常进行。严幼芝去英、德两国留学三年多，先在英国曼彻斯特科学技术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学习数理化和冶金学，1936年转到德国莱比锡印刷学院专攻印刷技术。

1937年春，严幼芝在国外从报刊的字里行间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年5月初他即赶回祖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日寇又疯狂进攻上海，狂轰滥炸，龙门印刷厂遭殃被毁，化为瓦砾。上海沦陷后，龙门书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收拾残烬，邀请回到乡下的工人重新来到上海，购买一些破烂的石印机器加以修理，在租界内租用临时厂房，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生产。龙门书局在创始阶段的七年中，出书近千种，较好地满足了各校教学的基本需要。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占上海，人们惶恐不安，出版业异常萧条，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利润遽然下降，时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为了维持较高的利润，经严幼芝发起，组织八家出版社联合经营，立即得到同业的赞同，决定共同集资，在人们称之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成立龙门联合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原龙门书局占股份32%。它由股份较多的六家负责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严幼芝被聘任为总经理。

起初，龙门联合书局的发行业务由一家杂志社上海分社承包，1938年收回自办，并由严幼芝等负责组成总管理处，自建印刷厂，设立总发行所和支店专柜。同时，在北平和天津也设立了分店。从此，龙门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跻身于中国书业界。

龙门联合书局在经营管理方面一向精兵简政，精打细算，注意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当时总管理处设于一幢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屋内。总经理室在楼上，秘书、会计、出版、总务等部门在其周围，随时为总经理传递信息、提供资料和处理日常工作，总共不过十几人；楼下是书库和批发部，才六名职工。

龙门联合书局虽然并不大，但出书品种很多，而流动资金有限，时有捉襟见肘之虞。久而久之，流动资金周转迅速成了龙门经营管理上最突出的特点。它对原材料的周转期限，成品、半成品的库存时间均有很高的要求。在生产流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发生了重大故障，都可能影响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转，甚至出现危机。所以经过不断总结经验规定了严格的供求对路、以销定产的出书原则。书稿大多由使用该书的大专院校提供或推荐，需要什么出什么，需要多少印多少。对于畅销书和大部头书，龙门设立了好几个毛本栈房。存储毛本，有利无弊，既能减少积压资金，又能随时装订成书。同时对装订规格，可以根据销售情况任意改变，比较机动灵活。

龙门联合书局董事会中的主要成员来自教育界。他们懂得人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比较能关心职工和善于用人。在职工队伍中，大多是青年，练习生经常占全员名额的三分之一，他们学习努力，工作积极。这样既节省开支，又培养了一批适应龙门需要的人才。

龙门业务的迅速发展往往受资金短绌的限制。为了扩大再生产，1942年起，年终盈利就很少发放股东的股息（8厘）和红利，而采取升股的办法（龙门股东以学界居多，入股不只是谋利）；对职工的年终分红也常以股票代金（职工得到股票后，很容易按票面值转让），借以增加流动资金。

1945年秋，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版行业进入激烈竞争阶段。为了谋求发展，龙门联合书局决定组建科技图书编辑室，以适应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其科技图书的选题一般是经人推荐，初步认可后，即与在上海平素关系较密的几所主要大学的教授或一些厂矿单位的专家交换意见，对社会需求、读者对象，做到心中有数。选题确定以后，物色著译者或约请推荐人撰写，签订约稿合同，在合同上还标明版税率，一般为定价的10%~12%，每季度根据销售量结付一次版税。龙门的编译人员完成本单位交办的翻译书稿则不付给版税或稿酬。图书的印数和定价也是由严幼芝和程克猷酌定，编辑人员很少过问。从账面上反映，一本书的印制成本约占定价的30%~35%。

龙门的专职编辑人员甚少，主要聘用特约编辑，机动灵活，按件致酬，节省开支，同时采用编校合一的办法，由编辑与出版人员共同兼顾图书的设计、校对（如系翻译稿，每个校次都必须对照原文），由于分工粗略，却培养了一些出版工作的多面手。

在科技图书出版业务发展的同时，龙门约请了23位大学教授、工程界知名专家组成一个工程图书审核委员会，作为编辑出版业务的咨询机构，对龙门出版工程方面的图书发挥了一定作用。龙门由于出书目的和读者对象比较明确，各类图书出版后颇受学界欢迎。在科技图书编辑室成立以后的两年中，陆续出版了编著和翻译的科技图书近200种，其中不少成为大专院校和高中的课本或参考书。如：《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上下册）（严济慈）；《材料力学》（季文美）；《机械制图》（沈正功）；《电工原理》（张钟俊）；《燃气轮机》（陈学俊）；《实用机构工程手册》（柴志明）等。这些书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的书曾多次重印，直至解放后仍有读者。

龙门联合书局早期出版的科技图书，在印刷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书稿经编辑室主任审阅后发排，送交自设的小排字房。排字房除了铅字架外，只有一、两部脚踏印刷机。起初只有两名排字工人和一名学徒，后来又增加一名排字工人。稿子排出，至少送校三次，由编辑人员校对，态度极其认真，出书绝少发现书中有排印差错。校改完毕后，即在脚踏印刷机上打印清样，清样用道林纸，再送编辑室。印刷时，仍在自己印刷厂采用石印方法印刷，不送外厂。这样做为的是充分利用自身现有条件又免受别人制约。随着科技图书的出版量不断增长，起初有些小厂来承接图书的排印装任务，不久龙门与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艺文印刷厂等签订了长期合同，这才真正走上了铅印出版的大道。那时一般图书的印数3000册左右，上万的很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龙门联合书局领导层意识到科技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必有其广阔的发展前途，希冀大展宏图。鉴于早已解放的东北地区有不少大专院校、工矿企业，对于科技图书有殷切需求，遂于1949年8月派人前往沈阳设立分店。由于当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和一些小书店均不销售科技图书，龙门沈阳分店成了独家经营，零售兼批发，生意兴隆，尤其逢年过节，门市九折优惠读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沈阳分店几乎包揽了龙门版图书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龙门又派人去西安等地开设分店，扩大发行业务。

自1950年起，北京、汉口等分店为扩大营业额，方便图书馆、科研单位和广大读者选购各类科技图书，除销售龙门版图书外，还经销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图书，深受读者欢迎。据统计，北京分店有一个月经销外版书的销货额竟高达销货总额的70%。

1953年龙门联合书局为适应科技图书的编辑出版业务大幅度增长，加强了编校力量，并改善了工作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龙门又吸收了一批职工，分布于各个部门。过去龙门联合书局的出版物基本上都是通过自己的发行网进行的，出版者与读者直接见面，易于交流供求信息。解放以后，龙门的出版物交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发行，部分仍由自设的门市部销售。为了进一步扩大发行，1951年8月龙门联合书局与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亚书店等十三家出版单位组织了一个联合发行机构――中国科技联合发行所（简称科技联），严幼芝为主任委员。龙门和以上几家的各地门市部都成为科技联的门市部，并在其他不少城市设立代销处，其发行网点几乎遍及中国。

“五反”运动中，科技联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被认为在中国设立发行网是与国营的新华书店、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相抗衡，运动以后即告解散。龙门除了保留上海、北京两地的门市部外，各地分店也陆续撤销，其发行业务交由新华书店办理。

从1950年起，为响应党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严幼芝多次奔走于京沪之间，在出版科技图书方面，根据龙门原来基础，按照第一届中国出版会议确定的在业务上逐步走向专业化的精神，经出版总署安排，与高等教育部建立联系，接受高教部下达的苏联科技教科书的编译出版任务。当时龙门的编辑人员大多不懂俄文，于是突击学习。由于龙门采用编校合一制，这些高教课本编辑加工后，根据各人的业务水平分工承担三个校次中的初校（一般工序）、二校（关键工序）、三校（把关工序）。任何一个校次都必须认真对照原文，要求严格。由于人少任务重，资金匮乏，往往出现一部书稿分几批发排的情况，几个校次采取流水作业，同时进行，工作相当紧张。龙门还承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加工定货任务，总生产量逐年有大幅度上升。仅以历年图书的用纸情况为例：如将1949年用纸量作为100，1950年为385，1951年为1073，1952年虽经“三反”、“五反”运动，仍为599，1953年为1679。

与此同时，龙门图书的发行情况，连年也有大幅度上升，以1949年发行金额530037769元为100，1953年已达5728。销货增长，开支相对下降，1949年开支占发行金额的27.24%,1953年下降为14.23%。

中国科学院鉴于出版工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1949年11月1日成立之日，即在科学院机关设立编译出版局（后改称编译局），主持出版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科技编译出版机构。当时编译局以出版中国科学院和各自然科学学会主编的学术刊物、中国学者的科研专著和翻译出版国外的优秀科学著作、组织编订自然科学名词为主要任务，同时还接受出版总署委托，承担对商务印书馆和龙门联合书局提出的科技书稿审查任务，并且向各大学、科研机构征集选题和书稿，再向商务、龙门推荐，因此早与龙门联合书局有着业务关系。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认为有必要加强出版工作，乃于1954年2月成立编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并规划全院的出版工作，确定编译局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于编译局不是一个独立对外的出版单位，在广泛开展组稿活动方面亦受到局限。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加强编辑出版力量成立自己的出版社，才能使编译局从繁重的出版业务工作中摆脱出来。

当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兴未艾，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提出了同私营出版业中经验丰富、作风正派的出版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的方案，借以弥补科学院的人力不足，也可以为国家改造一部分私营出版企业。这样，在出版总署主持下实现了关于龙门实行公私合营问题的会谈。经过两次十分顺利的会谈后，发表了《会谈纪要》。出版总署于1954年5月26日正式批复龙门联合书局，批文称：你局原已有若干公股，并早已为国家担任加工订货任务，事实上已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条件业已成熟，我署同意你局公私合营，并决定改组为科学出版社。

龙门联合书局从1950年4月起经过多次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至此终于成为我国较早实行公私合营的出版单位之一。1954年7月，筹备工作宣告结束。这时，中国科学院指派著名古生物学家、前编译局局长杨钟健为科学出版社董事长，龙门联合书局推任原龙门董事长沈溯明为科学出版社副董事长。7月27日召开了科学出版社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由正、副董事长轮流主持，听取周太玄、严幼芝分别作的科学出版社筹备工作经过的报告。最后一致同意：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日期定为8月1日，并提前于7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7月29日下午，举行科学出版社成立大会，上级机关和各方来宾数十位莅临庆贺。大会由科学院办公厅严希纯处长主持。科学院编译局周太玄局长致辞，他详细报告了科学出版社的筹建经过，阐明了会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等。最后，严希纯正式宣布科学出版社董事会和主要负责人名单。

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赵仲池，经理严幼芝，副经理于强。同时宣布科学院编译局的大部分编辑出版部门并入出版社。编译局作为科学院领导出版社的建制仍然保留，周太玄任局长，赵仲池任副局长，名词室仍隶属于编译局。

为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科学出版社全体干部职工以极大的热情，根据“侧重基础、侧重提高、兼顾普及”的出版方针，为科研服务以出版科学成果为主，以平均年出书500种、期刊140余种的速度出版了大量专著、论文集、基本资料和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图书和期刊，积极推动科技出版工作的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展，先后与德国施普林格等40余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出版了《配位场理论方法》《中国自然地理》《工程控制论》《值分布论及其新研究》《中国土壤》等一大批优秀科技书刊，自1982年以来先后有200余种图书在国家或省部级以上的评奖中获奖，在历届优秀科技图书评奖和科技期刊评奖中始终名列前茅。

1984年和1992年为适应科学出版事业的发展，中科院和新闻出版署先后批准出版社出版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并继恢复上海办事处之后，又相继设立了广州、长春、沈阳编辑室和武汉办事处。

1985年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办公室挂靠科学出版社。并先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和中科院的办院方针，经中科院批准制定了科学出版社工作指导方针与任务和《科学出版社三年工作规划要点》（1988—1990），以及《科学出版社八五发展规划纲要》。

1985年科学出版社被批准为事业单位，1987年中科院批复同意我社确定的三年经营目标，1990年为支持优秀科技书刊的出版，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科学出版基金，由中国科学院每年从科学事业费中拨付基金专款300万元。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科学出版社，接受出版基金资助的出版物统一安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得以出版。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段时间的工作主要是使科学出版社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从内向型向国际型和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同时提出“以书养书、以外补内、以副补主”的工作策略，以逐步增强自我发展的实力和能力。先后在香港、纽约和莫斯科设立了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纽约分公司以及莫斯科金狮等合资或独资公司。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优化选题加强经营，减少亏损等措施。

1993年8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恢复“龙门书局”，主要出版文化、教育、科普类图书。同年10月我社与其他14家出版社一起成为首批获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表彰的“全国优秀图书出版单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在历届全国优秀科技书刊的评奖和首届国家图书奖的评奖中，科学出版社始终名列前茅，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是，科学出版社的亏损日趋严重，压力愈来愈大，至1994年期刊出版的亏损已近400万元。加快改革进程，走企业化道路，尽快走出一条双效益道路已成当务之急，并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的生死存亡。

1993年5月社党政联席会通过了《科学出版社改革总体方案》。在此基础上于1995年1月又通过了《科学出版社转换机制推进结构性调整的实施意见》。1995年7月经院批准《中国科学》杂志社成立。1996年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成立期刊中心，实行全成本核算，对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实行二级独立核算，对行政干部实行聘任制，对专业技术职务实行“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在全社推行目标管理和综合指标的考核，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努力，明确了科学出版社的定位和发展，并将其归纳为坚持“两为”方针，一个目标，两个传统，三个服务，四个特色和五项措施。

20世纪90年代是充满诗意的年代，充满青春的年代，也是充满挑战的年代，充满深化改革的年代。走过40年创业、发展和壮大的科学出版社，在新一届智慧创新型社领导的带领下，又迈上了创造辉煌的旅程。在1995~2004年的10年征程中，科学出版社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痛苦过程，经历了艰难的“爬坡”、“上台阶”和“双突破”的难忘战斗，经历了多少次大展宏图的谋略、策划与规划，经历了许多日日夜夜的拼搏与奋进，朝着既定目标向前，终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走向辉煌的今天。

科学出版社第七、八、九届领导班子

第七届常务副社长、社长汪继祥第七届总编辑兼党委副书记侯建勤第七届党委书记卢盛魁

第七届副社长董方明第七届副社长丁乃刚

第七届副社长向安全第七届副总编辑吴瑰琦

第八届社长兼党委书记汪继祥第八届总编辑吴瑰琦

第八届副社长向安全第八届副总编辑林鹏

第八届副社长刘培文第八届副书记张良吉

第九届社长兼党委书记汪继祥第九届总编辑向安全

第九届副社长兼党委副书记刘培文第九届副总编辑林鹏

第九届副社长张小凌

1994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视察科学出版社时，在全体干部大会上指示：科学出版社要通过改革与调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1995年10月新上任的（第七届）社领导班子，及时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的高度、宏观战略的高度，放眼中国，放眼世界，锐意创新。为了打开新局面，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新观念，加大改革力度，在保持“三高”特色和“三严”作风的基础上，调整出版发展战略，创新、创新、再创新。具体发展思路与方略是：更新观念，开创有科学出版社特色的“双效益”道路

新的领导班子认为，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找准自己的位置，加大改革为度，主动进行结构调整，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经营机制，闯出一条有科学出版社特色的‘双效益’道路，路才会越走越宽”。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以改革为动力，以结构性调整为主要手段，以转换机制为中心，以提高双效益为目的，以全员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要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确保实现经营目标的指导思想，采取了“超常规发展”的措施，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

这样，通过1996年的“爬坡”，1997年的“上台阶”，1998年的“全面突破”，科学出版社在保持原有学术书刊出版传统，学术著作出版品种稳步上升(从1995年的373种上升到1998年的554种)的情况下，基本脱贫，扭亏为盈，走出困境。1999年和2003年，第八第九届社领导根据我国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动和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带来新的信息，开始了“二次创业”和再创新高，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立足科技，面向教育，面向未来，用市场化手段实现知识创新成果的归纳整理、传播转移、普及提高，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产业化服务，为科技成果国际交流服务，为培养优秀人才服务，经过10年努力，把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办成以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为主要领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媒体集团，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办社方针确定为：“立足科技，面向教育，多种媒体，综合经营。”围绕总体发展目标和办社方针，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了体制机制转化战略、人才战略、精细化管理战略、产品和销售战略和职能战略等10大分类战略。2003年再一次调整发展战略，把科学出版社和龙门书局两个品牌同时经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大变化。如今科学出版社在经营规模、两个效益、体制机制改革、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化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业绩喜人，科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

调整图书结构，确保学术著作出版

1995年以来，科学出版社三届社领导班子始终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正确的出版方向，在制订发展战略中，一直把主攻高层次学术专著、基础理论、国家重大项目、基本资料和社会公益性图书放在首要位置。一方面在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给予保证，另一方面根据科研、教育、生产和人才培养需要，及时开发和推出一批批为科学研究基地服务、为发展高技术产业基础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具有先进水平的专著、基础理论、高技术与应用技术的系列图书。

加强人才引进，着力培养帅才，实现人才代际转移

在1996~2002年的7年间，科学出版社先后引进170人，其中博士10人，硕士65人，大学本科生75人，实现了人才代际转移，使科学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和出版特色得以保证和发扬。

在完成队伍更新、人才代际转移的过程中，科学出版社一如既往，加强员工培训，并致力于培养与时俱进的学习型人才。至2002年，先后派遣23人到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进修、深造，同时鼓励职工在职或脱产攻读MBA等学位。此外，社内还组织各种中短期业务培训，新入社的人员必须经过1~6个月不同形式的业务培训，考试合格方能上岗。自1996年至2003年的8年中，参加职工培训的人员约3500人次。在人才使用上，不拘一格，大胆起用年轻人。科学出版社的中层干部、首席策划，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实践证明，他们已在各种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更贴近市场实际，有的已成为将帅人才，为出版工作与时俱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拓宽基金资助渠道，保障高水平学术书刊出版

基金资助出版项目是科学出版社重点学术著作与重点学术期刊的重要支撑。自1990年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以来，经过13年的发展，资助图书1000种，学术期刊1797种次。除此之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专著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材基金全部资助项目、华夏英才基金资助项目等也在科学出版社出版。5.加强作译者队伍建设，确保学术著作高水平、高质量。

出版高水平、高质量学术著作，不但需要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更需要一支高水平的作译者队伍。科学出版社以其良好的声誉，优良的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出版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作译者队伍。1996~2004年在科学出版出书的作译者中，有院士200余位，博士生导师600余位。不少作者称赞科学出版社是“缔造院士和博导的摇篮”。中国科学家甚至一些境外著名科学家，都把重要学术著作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以此作为一种荣誉，以确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如今，科学出版社在作译者的心目中已成为中国科技出版界的第一品牌。

先进的理念、战略、方针、措施，创造出骄人的业绩。

品种翻番，周期缩短

如前所述，学术专著、基础理论、基本资料、论文集、应用技术、工具书、综述、科普类图书和各类学术期刊，是科学出版社传统出版物的集中体现。但在上级停止亏损补贴后的1995年以前，每年初版书的品种徘徊在320种左右。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至1998年回升到554种，1999~2001年平均每年出书达807种，为1995年的2.16倍。科学出版社出版图书4000多种，期刊近200种，日均出书8.2种，期刊2期以上。众所周知，历史上困扰科学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的另一个难题是出版周期长。1996年以后，为了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科学出版社拨专款400多万元并配备专门的人力，建立起社内计算机管理网络。同时还为编辑部配备了大量最新型计算机，为编辑采集最新信息、处理稿件，与作译者交流和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此举大大提高了内部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如今，书刊生产达到“优质、准期”的目标，有效地缩短了出版周期，从以往平均300天以上，缩短为平均150天以下。

加大投入，加快重点图书出版进展

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前组织的很多优秀的大型丛书和承担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而迟迟不能完成。1996年以后，加大了财力、人力的投入，使这些图书得以尽快出版。例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共10卷，1982年开始工作，至1995年只出版了4卷，其余处于停滞状态。2001年社里配备专人，拨出资金，于2002年郭老诞生110周年之际全部10卷重新出齐，受到好评。《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划出版30卷，1995年前一卷未出。后配备人力，加大投入，199~2002年已出版20卷。《中国动物志》，1996年以前，每年仅出版1~3卷，1997~2002年平均每年出版10.5卷。

三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被科学家遴选1999年中国科学十大新闻之一。

瞄准前进目标，扩大出版领域

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来，提出立足科技、面向教育的出版战略方针，在继续出版基础理论学术著作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和需要，积极调整和开发更贴近实际及具有活力的出版物。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从传统的科学（S）、技术（T）领域扩展到教育（E）和医学（M）类图书领域；在教育类图书中，又从中小学教材、教辅类图书延伸到大专类教材、教辅类等，大大提高了科学出版社的综合性、前沿性和出版空间，开始与国际大型出版机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科学和社会发展方面：出版了中国三大年度报告：《科学发展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创新与未来》《科学前沿与未来》等一系列图书。

●在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开发出版了《九章算术》（英文版）、《固体内耗理论基础——晶界弛豫结构》《应用物理学丛书》《分析化学新方法、新技术丛书》《现代生物技术译丛》《移植免疫生物学》《现代生物系列》《生命科学专论系列》《‘863’生物高技术丛书》，以及《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精编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南》《细胞实验指南》等实用类图书。

●在地球科学领域：开发出版了《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和未来》《中国矿情》《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西北地区水资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其中，《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系国家“九五”重大丛书出版项目，由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主编，它与我社80年代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13卷本）是姐妹篇，分别代表了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系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由中国工程院主持，钱正英主编。共10卷。这是紧密联系中国西部大开发实际的一套高层次、高水平的创新性、权威性著作。

●在技术科学领域：开发出版了《时序逻辑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材料科学和技术科学丛书》《现代仪器仪表技术与设计》《微电子学丛书》《自动控制原理》(第四版)、《计算机视觉》等。

●在医学领域：打破科学出版社不出临床类图书的束缚，按照医学书离不开临床诊断的实际情况，开发出版了《现代临床医学丛书》《现代临床影像学丛书》，以及外科学、诊断学系列等应用性更强的图书。

●在教育方面：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开发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和投入巨资开发的《现代生物学精要速览系列》《全美经典学习指导系列》，以及《计算机组成原理》《大学物理》等。2003年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专门成立了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将全面、系统地出版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各类教材和教辅图书。

●在辞书方面：及时更新出版了《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四版）、《新英汉数学词汇》《新拉汉英无脊椎动物名称》等，开发出版了《汉英生物学词汇》《英汉汉英MBA专业词典》《英汉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词典》《工程数学手册》《水文学手册》等重要工具书精品。

●在考古学领域：1996~2004年间出版了中国考古重要著作《天马-曲村》（4卷）等151种，以及长江三峡地区等大量考古发掘报告、考古论著、论文集等学术著作。编辑力量和出书规模不断壮大，已成为国内考古类图书出版的一支主力军。

●在经济建设领域：为配合加入WTO之后国内经济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专门成立了经营管理图书编辑组。短短几年时间，已出版了《知识经济系列丛书》《中国管理科学丛书》等百余种经济类理论与应用性著作。并正在加强力量，扩大出书规模。综上所述，科学出版社已从单纯出版研究理论性学术著作的窄路，转移到多元化、更贴近科研、生产和教育等需要的宽阔道路上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学术期刊方面：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198种，约占全国4800种科技期刊的4%，学术水平居全国科技期刊的领先地位。

生产、经营两手抓

进一步深化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不断加强经营计划和精细化管理，使科学出版社的书刊品种、总产值、销售额和利润等项指标成倍增长，或连年翻番，经营业绩卓著。

获奖书刊大面积丰收，位居中国前茅

科学出版社的出版改革，自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一步一个台阶，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7年中，科学出版社共有132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图书奖，获奖品种居全国科技出版社前茅。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7种，国家图书奖和提名奖9种，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32种，中国图书奖3种。2003年更是丰收年，共有4种获国家图书奖和7种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科学出版社的期刊在学术层位和综合质量等方面是一流的，被同行公认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国家队。其中《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等35种刊物（2003年）被国际检索系统SCI等收录，占被《SCI》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的47%。科学出版社期刊在1996~2002年的全国评奖中，获奖种数和获奖等级均居全国之冠。如1996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31种，占全国获奖期刊总数（417种）的7.43%；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11种，占全国获奖期刊64种总数的17.19%；获国家期刊提名奖1种，占中国获奖22种的4.55%；2002年获国家期刊奖7种、国家期刊奖提名奖7种、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10种，分别占中国获奖期刊总数30种、50种、99种的23.33%、14%和10%；在“中国期刊方阵”中，科学出版社有88种入围，占中国716种入围科技期刊的12.3%。其中入“双高”（高知名度、高水平）期刊9种，占全国80种的22.5%；入围“双奖”（国家期刊奖、国家提名奖）期刊7种，占中国58种的12.0%；入围“双百”（百种科技、百种社科）期刊21种，占中中国122的17.2%；入“双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期刊51种，占中国496种的10.28%；在国家权威机构评出的2001年度百种杰出学术期刊中，科学出版社入选30种，占中国30%。

龙门书局自1993年恢复以来，继承龙门“专为青年学子出版学习用书”的传统，集中力量致力于文化、教育类图书的编辑、出版，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经营、创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在教辅书界形成品牌和规模。1999年龙门书局被誉为教辅界的“三架马车”之一；2001年被《中国图书商报》列为“文教新六家”之首。已成为与“科学”并驾齐驱的著名品牌，并成为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核心之一。根据发展需要和行业趋势，2003年龙门书局经调整成立了龙门书局一、二、三分社。三个分社分别出版中小学学习辅导书；中小学教材和配套教辅；语文、外语、奥赛、工具书等类教辅图书。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更新速度十分迅速，为了及时将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引进国内，将中国优秀著作推向世界，在以往对外合作基础上，根据“形成国际战略合作，争取海外出版资源，开发国际出版市场”的目标，科学出版社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外科技出版现状的跟踪研究和版权贸易，开展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构建了新的国际战略伙伴合作格局。合作机构从以往的几十家发到200多家。引进外文版图书翻译出版或影印出版。1996~2002年有1049种外文版图书列入选题出版计划，其中翻译844种，影印205种。一些经典名著，如《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现已达到跟踪同步出版。云集国际知名专家、学者400余人的大型丛书《材料科学和技术科学丛书》共23卷，也全套丛书同时引进。引进版图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科学出版社历史上任何时期，其中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已形成规模和市场。2001年科学出版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先进单位”。2003年更上一层楼，共引进版权312种；全年接待64个出版公司24批百人次来访，出访40家出版公司，实现60多个合作项目。

科学出版社的国际声誉不断提升，出版资源丰富，国际STM出版商协会在中国首选我社加盟，德国最大的威卡集团把我社作为中国的唯一合作伙伴。如今通过图书、期刊、繁体字版等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确立了科学出版社在引进和输出科技出版市场的主导地位。

图书流通渠道或销售渠道是图书进入市场的关键，可以说销售是出版社生存与发展的命脉，其重要性不亚于编辑出版部门。为此，从1997年开始科学出版社不断探索渠道信息，挖掘销售潜力，发现市场资源，开辟流通渠道。根据我社产品特点，分别成立新华书店、科技民营、文教民营、教材和北京等业务部。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社图书（特别是文教、生活类图书）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销售网络，以区域代理制为核心，在全国形成主渠道新华书店和二渠道民营书店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销售渠道。同时通过区域代理制实施二次分发，把销售网络迅速从二级发展到三级。现已构筑起中国省、市、地的庞大销售体系与平台，销售网点达1000多个，有力地保障了出版社图书的传统化和个性化的市场进入。

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和形象的一面镜子。科学出版社把企业文化建设同各项工作相结合，使科学出版社的团队精神进一步提升，各级领导和广大员工的敬业意识、战略意识、创新意识、奉献意识得到不断加强，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多项表彰。（业文化硬件建设方面，会议厅、学术交流厅、多功能厅、健身房、球场等一应俱全。经常举办学术论坛、报告会、业务交流会；组织各类球类比赛；每年举办职代会、春节联欢会、团拜会；院社领导关心职工生活，走访离退休老职工和看望困难职工，极大地鼓舞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增进了亲和力和凝聚力；办公条件、住宿条件大大提高，办公楼和住宅楼林立。绿化、美化、环境卫生、计生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和社区授予的先进单位称号。2002年国际社区研讨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代表参观了我社花园式的环境。）

●科学出版社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

●最早在科技出版界建立一套选题策划、规划、组稿、质量、出版、以及发稿、设计、校对、三审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规定，并按形势的发展不断修订更新。

●创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培训、上岗的措施、方法和经验。

●在中国最早（1989）设立资助科技期刊和科技图书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并建立了一套完整、可行的出版基金申报、评审制度和基金管理办法。

●在出版界率先（1985）建立了音像室，为配书出版音像制品做了有益的探索试验。

●在科技出版界最先成立技术室，开展计算机排版试验，并探索配书出版电子出版物。

●最早开发出中国专题地图集和卫星影像图的出版，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国地学成就，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国争了光，受到各国专家的高度赞扬。

●科学出版社在全国国家图书奖、优秀科技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的图书奖项中，始终名列榜首或前茅。至今，累计获得上述各级奖项105个，其中1等奖占有优势地位。

●在科学出版社的作译者群体中，院士、博导占50%以上。

●科学出版社1993年获得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

●科学出版社在全国科技界组织机构最大、人员最多(连同离退休人员约750人)，这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科学出版社拥有一支庞大的编辑队伍，涵盖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数百人，仅编审、译审、副编审以上高级编辑曾达100多人。

●世界级顶尖科学家（包括陈省身、丘成桐、钱学森、华罗庚等）意在科学出版社出书。

●科学出版社最早编写创作出版了《校对手册》和《著译者手册》，为本社和全国培养编辑出版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出版一直是我国专家学者心目中中国科技出版界的第一品牌。

●科学出版社是缔造院士的摇篮。

●科学出版社是播种机，为中国科技出版界培养、输送了众多编辑出版人才。

●2001年科学出版社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全国科技类出版社排行第一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改革实践，科学出版社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辉煌业绩！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年鉴》报道，科学出版社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全国科技类出版社已由1995年的第12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1位！在国际上，科学出版社已与世界近20个国家或地区200多家出版公司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些外国主要出版单位把科学出版社作为与中国进行科技出版业务合作的首选单位，并正在逐年扩大合作范围和规模。

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之一，成立至今，一直保持着“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严格”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立足科技、面向教育、多种媒体、综合经营”的出版方针指导下，依托中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出版社”的品牌优势，充分挖掘国内外优秀出版资源，重视重大出版工程建设，形成了以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为主要出版领域的战略架构。

在STME战略指导下，科学出版社不仅每年出书6000余种（含重印本），更是我国出版科技期刊品种最多、学术质量水平最高的大型科技出版社。自1954年成立以来，累计出版各类科技期刊300余种，32000余期；2007年出版期刊188种，1354期，2008年计划出版期刊189种。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技期刊包括综合指导、学术、技术和科普四大类，以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为主体；这些出版物主要报道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和技术科学等学科的先进和重要研究成果，已形成了品种多、学科门类齐全的规模效应。

通过科学出版社和各加盟期刊编辑部的共同努力，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技期刊无论在刊载论文层次、科技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及总被引频次排序、获国家级基金资助率和国家重大成果获奖率，还是在历届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中，均名列前茅；许多期刊在国内外期刊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更有多种期刊入围了SCI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专心致力于期刊出版服务的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中心，是集期刊管理、咨询、印刷、发行等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机构。长期以来，为加盟期刊提供了优质的编辑、印刷、发行和广告等期刊出版及相关性业务服务，为我国科技期刊事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