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秀荣，1946年出生 ，天津汉沽人，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声乐研究学会理事。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谁曾想这样一位著名的歌唱家，不仅亲身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还曾与山西电力有着不解之缘。

她是新中国颁发的第一张居民身份证的获得者，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公民”；她是著名歌唱家，电影《归心似箭》里那熟悉的“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的旋律，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她是原山西电力系统职工，许多山西电力人在电视上看到她都会感到非常亲切……

要说起这位“中国第一公民”单秀荣的故事，还要从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如何诞生说起。

1946年，单秀荣出生在天津汉沽。在她8岁那年，因为父亲调动工作，全家由汉沽迁到了山西太原。由于部分亲属还在汉沽，所以这么多年来，她经常往来于太原和汉沽。也算是半个太原人。

1963年，单秀荣初中毕业到太原一电厂参加了工作。因为爱好唱歌，就参加了工厂的宣传队。1965年初的一次偶然机会，她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演出，正赶上中央音乐学院去招生，学院的老师那天正好在台下看演出。听了单秀荣的演唱，感觉她在声乐方面很有可塑性。演出刚刚结束，他们就到后台找到单秀荣，问她“你想上学吗？”“当然想上！”单秀荣脱口而出。几天之后，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老师来到她所在的工厂，找到领导提出能不能送单秀荣去上学。领导说，为国家输送人才，当然同意。就这样，单秀荣凭着自己对音乐的爱好和理解，又有领导和朝夕相处的厂宣传队的大力支持，从初试、复试一直到三试，顺利过关。6月份文化课考试合格。8月初录取通知书就到了单秀荣的手里。其实，单秀荣虽然几次参加考试，但一直到录取通知书真的发到手里，去还是不去她还没拿定主意。当时，她的母亲不愿意让她去。她姐妹七个，只有她和父亲两人上班，她虽然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但在60年代，20几块钱，对九口之家也是个补贴。这个时候，她父亲的一句话决定了单秀荣今后的命运：“砸锅卖铁也要上学！”

就这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人，走进了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这对单秀荣来说，真是太偶然了。但是接下来的学习，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她的同班同学，除了来自什么音乐附中的，就是省市级文艺团体的，而单秀荣进入音乐学院之前连钢琴都没见过。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毅力，她就像上满了弦的钟表，紧张忙碌地充实自己，完成学习，收获果实。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69年毕业时，学校正式分配的名单还没下来，单秀荣就被提前选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工作，担任独唱。后来调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她不辞辛苦，经常深入山区乡下进行学习采风。尽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是她都特别珍惜每一次采风的机会，像勤劳的蜜蜂一样不断吸吮着民间艺术的营养，使她的民歌演唱风格日臻完善。就这样，单秀荣凭着一股汉沽人特有的朴实、真诚和吃苦的精神，很快在演唱事业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收获着成果。

“别闹了，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相声演员郭德纲甩出一个包袱，台下笑作一团。观众都明白，这是把身份一词调侃说成身份证。身份证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张卡片几乎成为身份的代名词。然而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身份的证明却是一件困难烦琐的事情。

1980年，34岁的单秀荣刚刚调入中央歌舞剧院不久，因演唱《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大量革命歌曲，她已经名扬全国。虽然身为名人，但她也一样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头疼。“外出住宿要介绍信，领取汇款要介绍信，就连坐火车买软卧车票也要求有介绍信。”单秀荣对当年的往事感触颇深。

当时，单秀荣家住在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大院内。从大院门口步行十余分钟便是东四头条邮局。因时常要领取灌制唱片所得的汇款报酬，单秀荣经常来往于两处。虽已是著名演员，邮局工作人员也早已熟识，但按照规定，她必须开具一张介绍信。“每次取款前，我都要到剧院的办公室开介绍信，内容大致是证明此人是本剧院的工作人员。”这种冗繁的程序，已经演变成单秀荣生活中的习惯，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办事步骤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除了介绍信，当时证明身份的还有户口本、学生证、军官证等多种手段，混乱的身份证明途径造就了办事效率的低下，出台统一的身份证明迫在眉睫。不但办事效率低，那个时代的身份证明也极容易伪造。户口本是一户一本不便携带，而介绍信缺乏防伪手段，给当时社会治安带来许多问题。

1983年，事情迎来了转机。当年5月9日，公安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随后，公安部开始筹备发放居民身份证工作。此时，单秀荣并不知道她将获得“中国第一公民”的荣耀，她依然揣着介绍信往来于家与邮局之间。而事实上，那段“证明身份混乱”的日子，即将走向尽头。

1984年春天，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派出所成为了第一代身份证颁证的试点单位。派出所负责把4万余名居民的原始户籍资料，转变成一张张崭新的身份证。因为当时国家关于颁发身份证的细则尚未成形，只有国家颁布的试行条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加之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派出所要完成这次庞大的信息采集工作，真可谓是一场艰难的战役，其中艰苦不言而喻。

当朝阳门派出所开始搜集居民照片时，单秀荣的爱人帮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单秀荣在电话中打趣说：“你是户主，说不定你还是第一个拿到身份证的。”

1984年8月底，第一次发证的日子终于如期而至。当天傍晚，朝阳门内大街文化部宿舍大院内挂满了彩灯，音乐声回响在院内。颁证仪式之前，还燃放了鞭炮。公安部、北京市发证领导小组、北京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这里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居民身份证颁发仪式，380名居民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的持有者。单秀荣成为第一个领取身份证的居民。

“从来没想到会成为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居民。”单秀荣从东城区公安局的领导手中接过身份证，意外中带着惊喜。

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增多，各项社会改革的实施，个人与单位集体关系的渐渐疏远，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大大增强。人们不再把单位看作个人生活的全部归属，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种工作的场所。在工作之外，投资炒股、买房购车、进出宾馆、探亲访友、外出旅游都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公事私事都找单位开“介绍信”也成为了历史。

1979年，由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归心似箭》拍摄完成，可是李俊导演总觉得最后几个画面显得有点空，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李俊导演反复琢磨，想出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之后又请著名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才形成了这首《雁南飞》。最初也找了一些人试唱，但效果都不理想。这时，录音师想到了单秀荣。因为在这之前，他曾为单秀荣录制了《沂蒙颂》的插曲《我为亲人送鸡汤》，所以对她的声音非常熟悉，于是提议让她来试一试。

为了唱出这首歌的韵味，单秀荣拿着曲谱独自回家揣摩了好几天，还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其实，单秀荣的丈夫可算是一位专业的老听众了。每次单秀荣接到新歌都要先唱给他听一听，这一次也不例外。她丈夫原来也在部队工作过。他就启发单秀荣，你想一下，假设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呢？是啊，我会是什么心情呢？单秀荣想着想着就唱出了歌词：“雁南飞……”这一飞就飞得很远，她把这个“飞”字从字头到字尾都做了处理，用以情带声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电影一经放映，《雁南飞》这首歌曲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电影插曲《雁南飞》的成功，确立了单秀荣在演唱领域的地位，也为她今后演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单秀荣从事音乐事业以来，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配唱主题歌和插曲，这些歌曲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广为流传。她还先后录制了20多盒独唱专辑和唱片，如抒情歌曲集《雁南飞》、《祖国美》、《中国北方民歌》、《放风筝》等。香港雨果制作有限公司还专门为她录制了CD中国民歌专辑《走西口》。中国唱片总公司将单秀荣的专辑列为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系列。此外，她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部分省市广播电台录制了400多首歌曲。评论界和舆论界对单秀荣和她的演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单秀荣还先后赴德国、奥地利、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台湾地区访问演出，并参加了1992年在日本举办的“环日本海艺术节”的演出，均获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的单秀荣已经64岁了，但是她退而未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兼职声乐教授。她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声乐的知识和技巧。在教学实践中，她还运用民族发声与西洋发声相结合的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更重要的是那种从工人到歌唱家的理想与执着，而这些才是通往歌唱家的成功之路。

2010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单秀荣出版了一套歌唱艺术全集，单秀荣从自己曾经录制的500多首歌曲中，精选出90首不同风格的曲目，分别纳入《放风筝——九州风筝篇》《开花调——山西民歌篇》《送情郎——中国民歌篇》《扬州慢——古代诗词篇》《雁南飞——影视创作篇》五个专辑。

2025年1月，参加《第二十一届北京新春音乐会》。

多年以后，时任朝阳门派出所指导员的余嵩谦解密说，之所以选取单秀荣为第一个领证公民，主要是因为她是辖区内名望最高的歌唱家，演唱过多首革命歌曲，政治上可靠，也有说服力。

那时，单秀荣尚未意识到其所代表的荣誉。领到全国第一张身份证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此事。媒体将她称为“中国第一公民”。1984年初秋，单秀荣就去邮局尝试了一次。她独自走在去往邮局的路上，不时往“的确良”衬衫兜里按按，感觉硬硬的东西还在，心又踏实下来。“的确良”的衬衫兜里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她为电影《归心似箭》录制主题歌《雁南飞》的200元汇款单，一个是她刚刚领到的“身份证”。平时只认单位介绍信的邮局工作人员，对这张他们从没见过的“身份证”感到了一些犹豫。同时，她崭新的身份证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一个老大爷反复问她：“这能用吗？”还有个小孩对那一串长长的数字感到好奇，还有人不断追问她：“为什么你有，我没有呀？”

单秀荣回忆说，实际上，去银行储蓄，酒店住宿，只要有钱就可以，根本没必要让对方知道身份，身份不好的人即使有钱，也享受不到服务，还要受窝囊气。身份证制度实施之后，就可以避免这些尴尬。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头脑灵活”的人能不依靠集体，自找致富门道，在当时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单秀荣有时也会“走穴”。“那时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50多元，收到的稿费、演出费等一笔就有几十元上百元。”每次单秀荣去邮局取稿费，都要到单位开介绍信，别人就不免会羡慕地问，谁又给你寄钱啦？这是我的劳动所得，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也觉得没有必要都跟人汇报。”身份证制度的实施，单秀荣有了自己的“隐私”。“这是我的私事”，这种意识也开始慢慢萌芽。“公私分明，工作和生活分开”也就自然成了规则。

自从媒体报道了第一代身份证颁发的事情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邮寄给单秀荣的信件。“《新闻联播》中说了地点和名字，观众们就给我写信，主要是希望我能签首日封，大家都认为首个身份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后，文化部宿舍大院收发室每天都堆满了来信。单秀荣抱着信件回家，从中取出首日封，认真写下名字，再贴上邮票回寄。

1985年9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国家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当日已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听到这个消息,39岁的歌唱家单秀荣有点失落,自己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身份证将不再是稀罕的宝贝,“马上人人都有了”。

截至1991年，全国已组建103个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所），形成了从翻拍、扩印、印刷到塑封的“一条龙”制证流水线，制证周期逐步缩短，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身份证。

转眼时光就进入了21世纪，身份证颁发20余年，早已没有人再质疑身份证的功效了。这张小小的卡片让社会变得更加有序清晰，也让办事更为高效便捷了。2001年，北京警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到单秀荣，希望收藏建国后的第一张身份证。

这位一生行事低调的老歌唱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把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身份证无偿捐献了。“我只是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第一公民的荣誉属于国家，和荣誉相比，我觉得更具纪念意义的，是身份证所带来的划时代的变革。”她说。

在《人民音乐》1994年第五期上发表题为《民族声乐唱法的探索和实践》的论文，获得同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