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参与抗战的三千多名华侨汽车司机及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

1939年，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

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后，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尴尬发现他们面临的头等难题，竟然是很难找到会开车和修车的机工。然则，从头培训司机只能贻误战机。国家等不起！

1939年2月，一则紧急通告在拥有800多万华侨的东南亚各国迅速传播――“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账总会或分支各会接洽……”通告末尾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胞侨领深切注意办理是要。”这是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带领下的“南洋华侨筹账祖国难民总会”向南洋华侨发起的倡议，号召有驾驶和机修技能的南侨，回国支援抗战。

1939年，3200多名机工响应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9批回国，这些机工在抗战历史上被称为南侨机工。

2022年10月29日，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在重庆永川去世，享年96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开始封锁沿海交通通道。1938年10月以后，从香港至广州和广西的两条国际通道均被切断，滞留在香港的2万多吨军火，必须转从刚建的滇缅公路运入。滇缅公路崎岖不平，地势极为险恶，没有技术熟练的驾驶员是无法胜任的，国内缺此人才。得知国内车辆、司机严重匮乏，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

1939年，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司机和修理工，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毅然回到硝烟弥漫的祖国，在抗日运输线滇缅公路上，战胜无数艰难困苦，任劳任怨，勇往直前，流血牺牲，从缅甸运载军事物资进入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条公路全长1146公里，由云南昆明直达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高山、穿过大河，行程七八天，当时国内司机与修理工十分匮乏，蔡汉良他们的到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根据蔡汉良讲述，南侨机工从海外回来，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人人要闯过四个“生死关”：

险路关——滇缅公路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湍流，稍有不慎，便车毁人亡。

雨季关——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一到雨季，泥泞塌方，险象环生。

瘴疟关——滇缅公路途经世界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

空袭关——日寇为封锁滇缅公路，时常派飞机空袭、轰炸，愈演愈烈。

1939年，南侨总会发出的招募通告中，对机工有几点明确要求：一是能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修理工。二是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持有当地汽车驾驶执照者。三是略识中文，略会讲汉语，无不良嗜好。四是应募者须持有当地筹赈会或商会介绍函，知其平素确具爱国志愿。

在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日夜兼程抢运抗战急需物资。他们要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高黎贡山，横穿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等激流险滩，公路两旁常常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南侨机工不仅肩负着急难险重的运输任务，还要面临恶劣的道路环境和自然气候、日军飞机成群结队的狂轰滥炸和蚊虫肆虐、疟疾等疾病高发带来的生命威胁。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2年间，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及其它无法统计的各类物资。1000多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

当时，在滇缅公路上有许多运输单位，有军队的、官商合办的及商人自办的，而在诸多的运输单位中，南侨机工的收入是最低的，在物价飞涨的当时，一些机工入不敷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工甚至要靠海外亲人的资助维持生活。在行车沿途，“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员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全，辛苦难以方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沿途城镇中，客栈与鸦片烟馆、妓馆相混合，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1940年初，关心南侨机工工作、生活情况的陈嘉庚先生在呖到机工们的反映后，立即派南侨总会的刘牡丹先生专程前往滇缅公路进行实地调查。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刘牡丹先生回南洋向陈嘉庚先生作了详尽的汇报，在报告中说：“所经各站设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

嘉庚先生心急如焚。经过思考，他作出在滇缅公路上设立站、每站建几个停车场的决定。同时，南侨总会还给每送蚊帐、毛毯、工作服、隆重衣、运动鞋、奎宁等日用，并两次致电西南运输处，建议在沿途设立机丁宿舍、停车场。

总会赠送的物品大多被腐败的国民党官员们贪污了。

陈先生派往国内的巡视员庄明理向总会汇报了这一情况。年3月下旬，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慰问抗日军民。在此期间，他访问了延安，与毛泽东等人会谈，并两次赴滇缅公路考察、慰问机工。

陈先生到达重庆后，及时了解了南侨机工的情况，在4月22日召开的欢迎南侨慰问团大会上，陈嘉庚先生发表训词，指出：“侨胞回国服务，目的是抗日，要求国内管理者对于他们衣食住以及医疗问题要特别注意，新闻报纸应多多供给他们阅览。是其求适当，既衣能暖、食能饱、居住地点能合乎卫生，使他们白天工作、诊间可以安息。”

7月30日，陈嘉庚先生再次就机工生活问题致电蒋介石：“西南运输处输不力善，尽人皆知，事关抗日军运重事，毋庸多赘，在新加坡曾多次致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均座否。”

1940年1 1月，年过花甲的陈嘉庚先生再次回到国内，对滇缅公路整条路段进行了考察，并带钱到沿途医院看望了生病及受伤的机工。

年底，陈先生回缅甸。事后，缅甸华侨筹赈会在陈先生授意下购买了100辆车、一些修车工具和大批柏油送交西南运输处，由畹町至惠通桥一段由此铺上了柏油路。

1942年4月底，机工们为抗战运回的军用物资总数达45万吨。为此，机工们付出了1000多个生命的代价。

8月，中缅运输局撤销，华侨运输先锋队一大队随之解体。南洋沧陷，三易其主后的西南运输处已更名为滇缅公路管理局。这时，已是车辆残破、人员四散的管理局无法为机工们的复员问题负责，只好将机工们作遣处理，自谋出路。此时，太平洋战争已全面爆发，海外的资助也断了，沦落在街头的机工们生活无着，成了一群真正的难民。贫病交加，使10多名老弱侨工惨死在昆明城边的地窖里。

“不能就这样坐以待能，尤其是不能等着当亡国奴。运输队虽然解散了，但我们依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抗战出力。”困境中，侨领侯西反第一个发出了呐喊。

他牵头组织起华侨互助会，专门解决机工的生活、疾病及医疗等问题。，远在南洋的陈嘉庚先生，也在四处奔走，为国内受难的机工们力争着每一份合法权益。

有250多名南侨机工接受盟军招募，分两批赴印度机场从事军事运输工作。

1989年7月7日，这是中华民族全民奋起抗击日寇发动侵华战争52周年，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50周年的纪念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在风景秀丽的西山公园半山坡上，建立了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用汉白玉砌成，碑身高9米，碑座高3米，代表着“九·三”胜利节，碑身上端雕有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正面锈刻着“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11个大字，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立”，碑前平台下面有两层七级台阶，代表着“七·七”抗战。碑座正面刻有“赤子功勋”四个大字，在碑的侧面和背面，铭刻着碑文，碑文如下：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沧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汕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气同仇，义填臂，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1939年在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000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沧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辐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呕，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梯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1000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病为国损。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南侨机工共有3200多位，其中有5位女性（李月美、陈乔珍、白雪娇、吴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