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疯狂地破坏了中共南方工委辖下的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史称“南委事件”。南委事件是继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集团制造的又一起破坏团结抗日，迫害共产党的严重事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南方局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在南方局一旦被迫停止活动时，下辖各地的党组织仍然能够有领导地进行工作，194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南方局之下设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1940年9月、10月，南方局先后召见张文彬、方方，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会员（简称“南委”）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初驻梅县，后移驻大埔县。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南委下辖的党组织有：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江西省委、广西省工委、琼崖特委、湘南特委、潮梅临时特委（后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大埔县委和1942年2月成立的闽粤边委。

1941年5月，中共南方工委派谢育才到江西接任省委书记。谢进山接上关系第四天，即由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带路去吉安（李已在此前被特务密捕叛变，并在特务的秘密挟持下引谢），于7月15日到达吉安市被特务密捕。谢育才在狱中面对特务的诱降不动摇。接着特务又密捕了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颜被捕后叛变，导致江西省委机关和省委电台被破坏，全部工作人员被逮捕。至1942年间，江西省委属下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多数党支部相继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逮捕。由于特务控制了电台，对外严密封锁，南委在大半年时间内，对此毫不知情。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破坏江西省党组织的同时，又策划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及其属下组织。利用叛徒以原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联系，报告假情况。1942年4月，南委在不明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电台被控制的情况下，通过电台通知江西省委派人到曲江联系，同时派出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准备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

谢育才在狱中察觉到特务利用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联系，意识到南委将遭到破坏。为争取时间出狱向南委报告，遂填写了“自首书”，从而获得松监，改为软禁。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不备，抛开他们未满周岁的婴儿，越窗逃跑，于5月22日到达福建平和县南委交通站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得悉，一方面电告已派往曲江准备与江西省委接头的郭潜立即撤离，一方面指挥部署转移。南委机关人员立即清理档案文件，转移到百侯待命；副书记张文彬撤向兴梅转往东江，宣传部长涂振农绕道饶平转往潮汕；加强电台的隐蔽和武装保卫。方方随即转移到百侯指挥撤退。至5月底，南委机关人员已从原住地全部撤出转移。

5月中旬，江西国民党特务机关由特工总干事兼赣南视察员庄祖芳率领特务、叛徒共十多人，往曲江，会同广东国民党调统室特务及军、警、宪多人，实施对南委及其下属组织的破坏。5月26日，在曲江的郭潜被特务秘密逮捕叛变，出卖了在曲江的南委交通站和因香港沦陷经党组织营救、撤回广东乐昌隐蔽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住址，并于27日凌晨带特务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组织部长饶卫华和交通站长司徒丙鹤夫妇，廖承志也于5月30日被逮捕。

6月初，庄祖芳一伙又在郭潜的引领下从韶关驱车兴宁，纠集了国民党闽粤赣边区绥靖总司令特务长林彦丰等数名武装人员，经梅县、松口，于6月6日到达大埔高陂镇。刚上码头，叛徒郭潜便看见了在候船往潮汕的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和交通员王亚华，涂振农和王亚华当场被捕。特务叛徒控制了真真照相馆，逮捕了照相馆负责人党员蔡选英、二楼鸿达行交通员杜修田，以及先后进入照相馆的高陂中学师生十余人，高陂中学校长王道生为营救师生与特敌说理也遭逮捕，杨保华后来也被诱捕。当日在高陂被捕的还有撤往东江、途经高陂镇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及随行丘鸿耀。

当晚，特务叛徒一伙押着王亚华扑向大埔角，分别包围了方方的住地老屋和天成号商店。次日凌晨，副乡长黄必盖发现有人包围老屋和商店，急中生智，敲响铜锣高喊“土匪来了”，群众闻声起哄助威，纷纷带器械起来。敌特惊慌失措，慌乱中对群众进行鸣枪威吓。待压下群众进行搜捕时，老屋已空无一人。遂将天成号洗劫，逮捕店员曾友深，返回高陂镇。7日晚敌特押着张文彬、涂振农、丘鸿耀、王亚华、杜修田等登船溯江而上，经梅城转达兴宁，将张文彬等关押在闽粤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兴宁监狱。不久张文彬、涂振农被转投江西泰和县马家洲监狱。王道生、杜修田、罗鸿才、蔡选英、杨保华等人被解押丰顺、兴宁，其余被转押在湖南、曲江等地的国民党监狱。

在南委事件被捕人员中，廖承志在狱中坚贞不屈，经党中央和南方局营救，迫使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张文彬铁骨铮铮，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高尚品质，最后被折磨致死。丘鸿耀坚强不屈，被敌人用开水注入肛门，壮烈牺牲。杨保华、蔡选英坚持革命气节英勇牺牲。涂振农自首叛变，后在江西某地任国民党专员，解放后被镇压。杜修田、王道生、曾友深、罗鸿才等监禁数年后获释。

发生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后，广东各地党组织十分危急。粤北省委各部负责人及电台工作人员紧急疏散。省委秘书长严重急电南方局和周恩来，报告有关情况，请示应变办法。南方局和周恩来即电告中共中央，同时连续电示南委和广东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安全第一，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南委书记方方应立即停止工作，转移到安全地区；南委所属各地党组织，必须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决彻底地将一切已暴露的干部撤到游击区，其余干部找社会职业做掩护；割断已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除沦陷区以外，暂停组织活动；党员以群众身份实行勤业、勤学、勤交友；重新建立交通线，立即斩断与上层的公开关系；从事武装斗争的干部，不能同时领导秘密党组织，做秘密工作的干部，不能同时领导武装斗争。8月，南方局电示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再次强调：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中央指示。

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还决定：撤销南委领导机关，工作停止，南委电台停止使用；南委书记方方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1943年5月，方方到达重庆。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南委事件终于得到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