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加劳铸炮厂，澳门最早由葡人经营的制造厂。葡萄牙人在澳门留居后，为了安全防卫，陆续在澳门各险要点建筑炮台，扩大对火炮一类武器的需求。 引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卜加劳(Pedro Bocarro)在西望洋山麓竹仔室村尾选择地点开设铸炮厂，由卜加劳亲任经理。

铸炮厂所需铜材大半购自日本，铁矿，硫磺之类则从邻近澳门的地区就地取材。生产的大炮分铁炮及铜炮两种，铁炮始自华工，铜炮创自葡人。铜炮射程远而且耐用，英，法战争时，英国名将克灵顿就曾使用该厂生产的铜炮在半岛战役中大显威力。到17世纪20年代，该厂已发展成为一间具有相当规模的铸炮厂，不仅生产大炮，还生产炮弹，火药，甚至敎堂的铜钟等。

明朝政府获悉后，曾多次派人到澳门购买大炮。 1624年（明天启四年）购买4门，1629年（明崇祯二年）购买10门，崇祯皇帝还给安置在北京城门上的澳门大炮赐名为“神威大将军”。

卜加劳逝世后，铸炮技术后继乏人，加上欧美各国不断改进军械技术，生产出了钢炮，澳门铸造的铁炮，铜炮销路每况愈下，卜加劳铸炮厂终于无法支撑而倒闭。为纪念以炮厂所在地命名的铸炮斜巷，50年代中期也易名为高可宁大街。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时代。其时，随着耶稣会士的东来，东西方在宗教传播之外，火器技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交流。近代西洋火器东渐既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工具”，也是与中国固有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此时传入的欧式火炮——中国人称之为“红夷大炮”，原只是欧人海外贸易浪潮下所带来的一些火器实物，但随着满汉冲突以及晚明民变的持续扩大，双方操作并仿铸了大批量的红夷大炮，这些火器就成了鼎革之际各个政权加强军备竞赛的重点项目，而炮学的相关知识与技术，也因缘际会地变成了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第一课。该火器的技术性能远胜于中国的传统火炮，在此时的国内外战争中得到了大规模的运用，其装备的数量、在攻坚中的被重视程度以及火器的操纵理论与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明廷重臣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人怀着匡时济世的雄心，竭力主张使用红夷大炮以抵御后金女真人的入侵。同时，耶稣会士也出于宣扬天主教的意图，有意将火炮技术传入中国。于是这种迫于现实需要与西人弘教愿望的结合，促成了红夷大炮在明末中国的广泛流传（注：顾卫民：《明末耶稣会士与西洋火炮流入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5期。）。令徐光启等人意料不到的是，他们的军事努力在明清两朝的实际成效极其有限。

时明政府已经逐渐习惯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并把澳门的葡萄牙人当作传统华夷观统治秩序下的一个新的外夷藩属。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为了使之合法化，不仅在经济上向中国交纳每年2万两银子的税金和5百两地租银，而且在政治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结好中国当局的机会，除对地方官进行不间断的馈赠和贿赂外，还出动舰船帮助明政府镇压叛兵。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止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对手的侵夺，澳葡当局在澳门各处建有大小9座炮台外， 还建有被远东的葡萄牙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卜加劳铸炮厂。该炮厂制造了大量的各式铜铁大炮，不仅能满足澳门自身的防御需要，还可以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出售，使澳门成为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基地。这就为中国引进红夷大炮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注：李巨澜：《澳门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之关系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鉴于此，徐光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过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募购了80多门西洋大炮，从而拉开了红夷大炮传入中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