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3点40分），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安徽省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原先很穷，少年时到钱庄学徒，渐渐积累经验自己开了一家小钱庄逐渐致富，后来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卞仲耘长大时家庭已经比较富有。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这时又有热心抗战的同学拉她参加奔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后来确定，卞仲耘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8年填写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很快被国民党破坏，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党组织负责人要卞仲耘立即离校，前往内地大学继续求学。于是她来到了成都，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求学，后转入齐鲁大学。

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又在华北局《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创作工作。

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

1966年夏，卞仲耘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时，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

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

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6年，毛泽东病故，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

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垚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

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外校人员袁某，她因私人恩怨认为卞仲耘有男女问题，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煽动学生情绪。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2014年一月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即宋要武）向文革中受伤害师生道歉，现年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卞仲耘夫）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卞仲耘与丈夫王晶垚生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

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

2006年1月27日，摄影家贺延光访问已经85岁的王晶垚，尽管当时距卞仲耘遇害已过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仍不禁黯然神伤；贺延光以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伤痛四十年》。

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即宋要武），2014年1月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惟当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声明痛斥道歉虚伪，拒绝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