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苏联教育家、 文学理论家、政论家、美学家、剧作家、艺术理论家。有《论国民教育》、《克伦威尔》、《俄国文学论文选》等许多著作。

1875年，卢那察尔斯基生乌克兰波尔塔瓦一开明官吏家庭。曾在基辅第一中学上学。从15岁起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曾参与领导学生组织，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接近劳动解放社。后中断了这项工作，在法国居住了一段时间。

1895年卢那察尔斯基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回国，参与恢复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流放期满后回到基辅，属布尔什维克派。1904年去日内瓦编辑党的《前进报》等。1904年底回到莫斯科，参与报纸编辑与宣传工作。1906年出国。出席党的联合代表大会（“四大”）、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一度接近马赫主义者，宣传“造神说”。侨居国外期间加入波格丹诺夫集团，参与组织“前进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区联派，8月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

卢那察尔斯基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革命。革命后至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委会学术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初起任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与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驻西班牙全权代表，12月在赴西班牙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死于法国芒通。骨灰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

卢纳察尔斯基致力于“综合美学”体系的建构。在《艺术家总论和艺术家专论》（1903）与《实证美学原理》（1904）中，倾心于从心理-生理学与社会-哲学这两个路径进入美学研究，以关于人的能量哲学构筑美学学科的范畴体系（美与悲剧、崇高与英雄等）。他提出美学是“生物学最重要的分支”，主张美与生命发展的统一。他提倡研究美感的心理生理规律，认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在历史演变中是有阶段性的，先是“前审美阶段”，即直接的情感反射阶段，然后才有“审美阶段”，即有意识的、人类特有的、对世界包罗万象的观照。

卢纳察尔斯基重视“艺术和革命”的紧密关联，捍卫现实主义的、革命的艺术，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的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与美学·艺术对话录》（1905）里，他提出最伟大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艺术应当教会人们热爱生活，成为争取美好生活的手段。他颂扬战斗的、肯定生活的艺术，否定沮丧的、颓废的艺术，提出艺术要同无产阶级运动相联系。在《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1907）一文里，他主张文艺批评既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悲观厌世的颓废主义倾向，也要反对排斥、歧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庸俗社会学。他认为，不关注艺术作品起源与原因的评论是片面的，仅仅揭示艺术作品美感力量的批评也是片面的。

卢纳察尔斯基还关注无产阶级文学的建设路径。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信》（1914）里，他反对“取消派”的观点，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认为艺术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武器，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并善于利用艺术。他驳斥认为“写工人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指出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局限于描写无产阶级的斗争，认为写工人的作品不一定是无产阶级文学，工人写的作品也不见得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他也不同意波格丹诺夫认定艺术是纯粹的阶级等价物，进而无产阶级文学只能是来自无产阶级中间的艺术家的事业。

卢纳察尔斯基善于将文学批评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他没有把文学批评简化为政治斗争的直观教具，而是把批评文字写成独特的艺术作品。他善于将深刻的社会历史考察同细致的美学分析有机融合，以多姿多彩的风格给人以美的享受。他对L.N.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省长》与《黑暗》、高尔基的剧本《小市民》《仇敌》《避暑客》《野蛮人》的思想艺术分析，生动展示出他的评论是以其细腻而真切的审美直觉力而引人入胜。

卢纳察尔斯基的文艺观点独具一格，总体来看，他肯定审美自由，肯定艺术创作相对于外部指令的独立性。这一立场，在《科学性的艺术著作概论》（1922）、《艺术与革命》（1924）、《西欧文学史》（1924）、《艺术史上的社会学因素和病理学因素》（1929）、《作为人类行为样式的艺术》（1930）等理论著述和《论托尔斯泰的创作》（1926）与为M.M.巴赫金的专著撰写的书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1929）中体现。

卢纳察尔斯基是20世纪俄罗斯文论界最具美学与艺术修养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学说为苏联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艺术评论与艺术理论、美学和苏维埃社会的审美教育，奠定了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