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建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原始社会的北方以牛河梁为中心的红山诸文化，再现了大批史前建筑群落。本文通过对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红山遗址内的主要建筑遗址和方国城邦建筑进行调研，试图揭示远古建筑的美学与环境设计意识的内在联系。建筑是在原始的巢居和穴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形式是利用固体材料来建造空间，以满足于人的居住和需要。人在建筑的实践中于天性，“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此，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建筑一直沿着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轨道发展而来，成为社会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古老的建筑倭肯哈达，及原始石屋鸽子洞，表明旧石器时的建筑意识还没有形成。

殷商以前（公元前27世纪顷），未有固定之城郭宫室。至尧之时（公元前23世纪顷？），则“堂崇三尺，茅茨不剪”，后世虽以此颂尧之俭德，实亦可解为当时技术之简拙。至舜所居，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初期之都市已开始形成。且宫室已渐华侈。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12世纪顷），纣王广作宫室，益广囿苑。然周武王革命之后，已全部被毁。箕子自朝鲜“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而伤之。其后约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予以发掘，发现若干建筑遗址。其中有多数土筑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础，行列井然。柱础之上，且有覆以铜櫍者。其中若干处之木柱之遗炭尚宛然存在，盖兵乱中所焚毁也。除殿基外，尚有门屋，水沟等遗址在。其全部布置颇有条理。后代中国建筑之若干特征，如阶基上立木柱之构架制，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筑组合为一院之布置，已可确考矣。

与殷末约略同时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迁至岐下，相量地亩，召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朝门庭，咏于《诗经》。

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在今长安之南。《诗经》亦有赋此区域之建筑者。

据《诗经》所咏，得知陕西一带当时之建筑乃以版筑为主要方法，然而屋顶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丰镐建筑虽已无存，然其遗址尚可考。

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

成王之时，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此为中国史籍中关于都市设计最古之实录。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盖自三代以降，中国都市设计已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

夏代早期的宫室

我国的原始社会时期是指从原始人群开始出现（距今约五十万年前）一直到夏朝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为止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人类出现，原始社会也就产生了。

在原始社会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只能制造简单的石器，通过狩猎和采集维持生活。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得到了全盛，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磨光石器流行，并发明了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使用天然金属。到了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人类学会了制造青铜，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生产力有较大发展。随着农业和畜牧业在生产中地位的提升，男性逐渐取代女性取得了社会的主导地位，父系氏族公社形成了。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产品的剩余之后，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随之也出现了阶级。许多文明的原始社会解体后都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创造了象形文字，产生了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艺术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

新石器文化遗址

中国境内，在距今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原始人群曾利用天然崖洞作为居住住所。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即距今约五万年以前，中国原始社会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在黄土地层上挖掘洞穴，作为居住之所。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在利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逐步发展为地面上的房屋，形成聚落。从全部挖掘在地面以下的袋穴，上升到半在地下的浅穴；从露天的穴口,到用树枝等在穴口上搭盖遮蔽风雨的棚罩。穴居时代积累了对黄土地层的认识和夯筑的技能，在搭盖穴口顶盖的过程中也积累了木材性能的知识和加工的经验技巧。穴口周围堆土培实，以防地面水流入穴内；顶盖上留出洞口，以便排烟通风等等；这些措施，逐渐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屋顶形式。在南方某些低洼或沼泽地区，还从巢居逐步发展出桩基和木材架空的干阑构造。这些可以看作建筑的起源。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可以看到当时的聚居点已经是有规划的形式，半坡遗址中显然已能分出居住、烧制陶器、墓葬等区域范围；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大房子”；居住区外围挖有宽而深的壕堑，作为防护之用。

可以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建筑的特点已经开始萌芽。半坡遗址中许多小房子全都以一个大房子为中心,这种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竟然如此深刻长久地遗传下来，后来发展成为集合若干单体建筑组成“组群”的总体布局原则。

原始建筑-建筑格局

姜寨遗址

古文献结合考古证明，远古的建筑分为巢、穴这两种形式。如韩非《五蠹》、《易·系辞》和《墨子·辞过》等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按象形古文解释，宫和室都是在相同的屋顶下，有台阶或两个分隔空间的为“宫”……这类文字的构成，在红山诸文化中均能找到佐证。如“小河沿”遗址，就是圆形双室房址，按现代说法是个越层的套间。“千斤营子”和“小河西”的早期建筑中，房屋朝向均坐北朝南，东南向设门，此遗俗延续至今。

典型的“兴隆洼遗址”是新石器中期唯一揭露清楚的聚落，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该遗址与附近14处史前聚落构成关系。158座排列有序的房址集中在环城壕内，城壕内有一“寨门”，与《魏书·勿吉传》“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从梯出入”的记载吻合。据考证“这一原始公社成员300余人，每一座房址为最基层的一级社会组织，每一排房址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第二级社会组织，围壕内便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第三级社会组织——氏族部落。”清理完毕的“兴隆洼”房址已经超出了1000个。“富河”棚屋房址，系森林草原型原始建筑的典型；沈阳“新乐”再现了距今7200年前的原始聚落。

原始建筑-考证价值

南方较潮湿地区，“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阑式建筑。如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干阑建筑构件，甚至有较为精细的卯、启口等。既然木构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将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阑木构誉为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干阑式民居这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它具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地区非常适用。它距今约六、七千年，是中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可以说，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代表意义。

此外，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联的套间式半穴居，平面成“吕“字型。套间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在建筑技术方面，开始广泛地在室内地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洁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装饰。

《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这种大自然所天然赐予的洞穴是当时用作住所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例如在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会晚期，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竖穴式穴居并无差别。山西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因此推测，巢居是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过的一种原始居住方式。《礼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缯巢”，可见“巢者与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开。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会公共建筑遗址被发现，如浙江余杭县土筑祭坛，内蒙古大青山和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石砌方圆祭坛，辽西建平县境内的神庙等。这些发现，使人们对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们为了表示对神的敬之心，开始创造出一种超常的建筑形式，从而出现了沿轴展开的多重空间组合和建筑装饰艺术，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飞跃。从此建筑不仅具有了它的物质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义，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