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是阎连科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4年。

小说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地方，这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他们视健全者为另类。主人公柳县长想用重金购买列宁的遗体以发展旅游经济，结果受活庄被柳县长发现了，于是，这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开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受活庄的村民们通过组建“绝术团”，到处巡回演出，红遍了方圆百里。最后却以悲剧收场，村民的钱被抢劫，柳县长的荒唐举动也受到了惩罚。

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参考消息》登了一个100字左右的小消息，有几个政党觉得应该把列宁遗体火化掉，而苏联共产党觉得应该把他留下来。当时的政府说没有保存他的经费。阎连科看到了这个短新闻，心灵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和冲击，因为是列宁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一位革命鼻祖式的人物生前死后的命运，令他想到了很多问题。

20世纪50年代长江发大水的时候，武汉人扛着沙包去抗洪抢险，沙包里全是沙子和石灰，石灰见水突然蒸发的烟雾，会把人的眼睛蒸瞎。有一大批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双眼失明的人被当地政府安置在一个村庄里，盖了两栋楼，叫盲人村。

通过一个一百字的报道和盲人村，加上阎连科长时间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观察，最终在一年的时间里，阎连科创作完成了《受活》。

茅枝婆

茅枝婆是所谓的“革命烈士后代” ，但她和革命的关系虽源远流长又有些暧昧不清，茅枝婆的母亲是一个资深红军，在部队中生了她，母亲一度蒙冤被打成“叛徒”，后被平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茅枝婆也就成为烈士后代，成为“最小的红军女战士”，在一次战斗中，茅枝与战友失散，在一个墓地里躲避敌人时，又被红军排长强奸。悲愤交加的她在一个人流浪的过程中被一个叫“石匠”的受活人挽救并留在了受活庄。留在受活庄的茅枝婆一度和石匠结婚生女，革命意志消沉，英雄无用武之地。随后发生的入社、“铁灾”（大炼钢铁）等灾难使茅枝婆的革命理想一个个破灭，她对权力和组织失去了信任，并陷入深深的忏悔和自责之中，从革命乌托邦的积极追随者变为坚决反对者。

柳鹰雀

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柳鹰雀。这是中国式权力文化培育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官场畸形儿。柳鹰雀生于饥荒年（1960年），原是一个被爹妈遗弃的孤儿，是社校（“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简称）刘老师的养子，人称“社校娃”，从小接受马列主义经典和官厅社论的教育 。精通权力运行之道的养父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临死前，他给柳鹰雀一把开仓库的钥匙，仓库里有教导柳鹰雀飞黄腾达的技巧。养父死后，柳鹰雀运用各种手段步步上升，很快当上了县长。

从作为故事隐含线索的茅枝退社事件来看，作者是在有意回顾一段历史，一段受活庄入社后的革命历史。在这段革命历史里，受活庄经历“大跃进”时期，村里的粮食被外来的圆全人抢光。紧接着“红罪”时期来临，红卫兵到访受活庄，村民被轮流拉出去批斗，很多人因此丧命。有着“革命血统”的茅枝原本想要带领受活庄入社，进入“乡民的天堂”，却让受活庄经历了浩劫。由此造成茅枝入社与退社的矛盾，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茅枝厌恶县委书记柳鹰雀的原因。克尔凯郭尔指出，“反讽的意义不在于个体的存在，而是整个形态下的整个现实”。作者将受活庄入社后的革命史作为一个源点，从而折射出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整个革命史。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在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的短暂的粮囤足满的日子后，接踵而至的“大跃进”和“文革”却让他们一贫如洗。革命的意义在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是缔造全新的社会梦想，然而现实与理想却相去甚远。

小说在追溯革命历史的同时更是将当下乡土中国的境遇展露无遗。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沿海沿江经济带保持高增长态势，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的社会节奏下，作者将视线转入内地，转入山区，对豫西耙耧山脉下贫困的双槐县加以关注。可以说，双槐县只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像双槐县这样的贫困地区，在中国还有很多。作者所要关注的就是生活在这样空间相对封闭，但是已经受到全球化浪潮影响的普通人。柳鹰雀这样一个寻求发展双槐县经济，想要摆脱贫困县帽子的县委书记也想顺应时代的潮流。他希望通过购买列宁遗体，修筑列宁纪念堂来拉动双槐县的经济。这样一个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带着他的理想主义精神最终幻灭在追逐时代的路上。但是不难看出作为中国乡土环境中的一分子在面对时代潮流时所存在的焦虑感。作为县委书记，他必须要带领他的领导班子完成脱贫的帽子，以提高他的政绩，而这样的解决方式就是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以茅枝婆为代表的经历过“革命洗礼”的老一辈，面对新一轮的“革命”所表现出来也是焦虑。当绝技团已经习惯了外面的世界不想回来，受活庄里的人不想呆在受活庄，也想加入绝技团到外面去赚钱，甚至连自己的外孙女也不愿意在退社的协议上按手印的时候，茅枝婆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更是不言而喻的。她所管理的受活庄正受到外来新的一场革命的影响，如同当初她看到外面的世界在热火朝天的大搞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一样，革命遗留下的阴影使她害怕卷入这场新的“革命”中。

面对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焦虑，作者试图在他的反讽叙述中对抗全球化的浪潮。柳鹰雀购买列宁遗体的伟大计划失败了，最后双腿被压断，成为残疾人留在受活庄。茅枝婆终于完成了她三十多年来的诉求，成功退社，绝技团的残疾人们也都回到受活庄，受活庄似乎回到了平静。阎连科以这样一种反讽式的结局，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金钱至上的现实社会。仔细探究作者如此的用尽笔力去对抗一个不可能胜利的强大对手，以巨大的反讽结局呼唤受活庄的人“回家”这样的设计，不难发现整部小说“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正是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

《受活》突破以往现实主义文本创作的两大关键正是具有中国地域色彩的文本内容与作者对荒诞夸张手法的变形运用两相结合，才产生了奇诡陆离、亦真亦幻、令人匪夷所思的艺术效果，似乎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开辟出新的天地，至少在小说丛林中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 狂想”既不完全是主观生活，也不是客观生活，而是活跃在两者间的梦想意识的实现。在《受活》里作者阎连科杜撰了两个梦想：一是在健全人世界之外一个独立的残疾人世界“ 受活庄”。既有由入社到退社的历史，又有庄人挣钱——遭抢——梦醒返乡的现实遭遇； 二是柳县长的政治狂想与迷乱，由产生到破灭到苏醒过程。所以从该小说的内容机制来看，绝不能仅仅简单的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阅读程式加以解读，而是更应注重其梦幻性和象征性。在作品中，作者为营造荒诞、神秘物事，在某些部分不时的设置一些物象和奇闻异事，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神秘色彩。

阎连科在《受活》的叙述语言中融合书面语和口语、普通话和方言，对地方方言的大胆开掘和运用，对民间语言的采写和再造，都是一种努力的学习和尝试。首先《受活》整个作品神秘荒诞气息的传递是通过文字来实现和完成的。不同的作家带有不同的语言个性，或者说，语言实际上就是作家的一种风格《受活》的语言舒缓、自然，平易近人。用阎连科自己的话来说“，希望让语言回到常态的语言之中。”摆脱以往叙事者那种居高临下、字正腔圆的宣告姿态，使视点和口气降低下来，像说话、聊天、讲故事般与听者促膝长谈，亲密无间，拉近了叙述者与倾吐对象之间的距离。

《受活》在叙述形式上与之前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各卷、章节还有页码的设置都采用单数，不用双数。在传统观念中，双数表示一种吉祥寓意，单数则预示着不祥，所以小说对于单数的偏爱，也就预示了某种不幸。再就是絮言。絮言原本是指松散的语言，围绕中心思想的发散描述。但在《受活》中，絮言的作用不止如此，它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具体的作用有以下几个：一是对文中出现的具体方言词语的解释。比如小说的名字受活，就是豫西人最常用的北方方言，意思是享乐、快活，也含有苦中作乐的意思。第二个作用是解释与词语相关的事件，交代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背景。这个作用更为重要。比如絮言部分介绍受活庄，就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受活庄的来龙去脉，在介绍入社和红四时也非常详尽。而有些絮言甚至独立成章，比如第一卷第五章的絮言——死冷，第五卷的五、七、九、十一章的入社、红四、天堂日子和铁灾等都以絮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发展的一个历史背景。也就是说，阎连科试图以这种形式将历史与现实黏合起来，以达到叙述的完整性。但在粘合的过程中，却又不免地产生了罅隙，使文本有一种分裂感。比如我们把絮言的背景进行置换，不写“大跃进”“文革”这段历史，而是写民国时期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仿佛也能行得通，这就造成了絮言叙述的历史和正文之间的某种断裂，絮言不是一个充分且必要的存在。就此看来，阎连科试图用絮言形式进行创新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缺陷。

《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200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被《南方周末》评为30年来10部最优秀作品之一。《受活》日文版获日本国际推特文学奖首奖。。

当代作家李洱：《受活》有一种呼啸山林的悲壮，有一种血气，有一种牛粪上盛开的恶之花似的妖冶迷人。这是极限的书写，也是极限的阅读。

当代人文学者刘再复：说《受活》把荒诞推向极致，便是说它充满奇诡的把席卷中国的非理性的、撕心裂肺的激情推到喜剧高峰，令人震撼。但《受活》的奇还不在于此，它的奇还在于写得非常冷静，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

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组委会：《受活》是一部具备探索性、试验性的小说。它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既真实生动又出人意料，作品对深度的追求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优秀作品，是一部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史”。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

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为日语、韩语、越南语、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挪威语、以色列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等20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