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唐诗合解》是成书于清朝雍正年间的一部诗歌选集。全书凡16卷，其中古诗4卷，唐诗12卷，作者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王尧衢。

王尧衢，字翼云，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事迹不详，《古唐诗合解》有尧衢自序，写于雍正壬子年季春之月，即雍正十年（1732年）。

总集的出现最早可上溯至晋代杜预的《善文》和挚虞的《文章流别》。从《隋书》到《四库总目》均以后者为先，骆宏凯于此有所驳正，云：“最初选集列代之文以成一书者，当自晋杜预之《善文》始。……《隋志》列挚虞《文章流别》为总集之始，虽不免数典忘祖之嫌，然其书分集与志、论三种……历代选家诚未有似此详备者。”（《文选学》“纂集第一”）文章多了，必然会出现总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宗旨不外乎二，即如四库馆臣所云，一则网罗放佚，一则删汰繁芜。前者是由少而多，是倾力搜罗、集腋成裘的工作；后者是由多而少，是佳中择优、平中取奇的工作。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一类，最早的总集是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后成就较大的当为梁代的《玉台新咏》这与建安以来、特别是齐梁以来诗歌数量的大增分不开。

诗至唐而盛，唐诗数量极大，选集自然也就很多，当时就有唐人选唐诗，其后历代唐诗总集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这之中，王尧衢的《古唐诗合解》是明清以来诸多选本中流布较广的一种。然而，是书虽流传较广，王氏的诗学思想却较少有人加以关注，这与相关材料的匮乏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读书选诗标准的审视来考察王氏的诗学思想便成了一个重要而可行的途径。

选集反映个人价值取向

《四库总目》、《御选唐诗》条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即多高华之制。”显然，选家的审美取向对其择取作品会有直接的影响。

唐诗之妙，可谓美不胜收，王尧衢更欣赏哪一类呢。对此，作者在该书“凡例”中有较为明确的表述，即“唯取格调平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人所时常诵习者，载入兹篇。”这是王氏的选诗标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

该书受其他思想的影响

明清之交的诗歌思想以王夫之、钱谦益、叶燮等人为代表。其后的康雍乾三朝则以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四派影响最大。遍观清初至康熙年间诗论诸家，与王尧衢诗学观关系密切的有三个人，即叶燮、沈德潜和王士祯。其中，王尧衢与叶燮的诗学思想渊源至深，承继关系最为密切。詹福瑞先生在《唐诗合解笺注》一书中对此已有较为全面的阐释，故不再赘述。这里需略加考辨的是沈、王二人对王尧衢的影响。沈德潜论诗力主“诗教”和“温柔敦厚”，其“格调说”是清中叶较有代表性的诗歌理论派别之一。

在宗唐宗宋的问题上，沈氏更偏重于学唐?这与叶燮的宗宋不同?他认为“诗至有唐为极盛”（《古诗源序》），对唐诗推崇备至。这与王尧衢的诗学观颇为相类，王氏选注唐诗即带有浓厚的宗唐色彩，他在《古唐诗合解·凡例》中说，“诗至唐而诸体皆备，唐以后至今，皆本唐诗以为指归。”“夫诗体多变……至盛唐而极其盛。”同时，两人又都对唐诗与古诗的源流关系给予高度重视。沈德潜在《古诗源序》中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这亦与王氏的思想相类，他在此书的“凡例”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而且，王氏将古诗与唐诗合为一编，这本身即可说明问题。此外，他对“格调平稳，词意悠长”之作格外重视，这又与沈德潜“格调说”的主张略为近似。《古诗源》成书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比《古唐诗合解》早约十年。联系到沈氏与叶燮的师生关系这一因素，我们似应对沈德潜的影响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