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是当代作家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创作并于《现代文学》发表的14篇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71年。

《台北人》由十四部短篇小说组成，描绘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台北众生相，“台北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指的是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民党成员以及家属跟随蒋介石撤退，这些民国遗民既包括军官、贵妇、名媛等上流社会人物，亦包括教员、佣人、舞女等下层社会平民，他们都无奈被动地背负上了“台北人”的身份，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从繁华开阔的大陆中心地带流落到封闭寒酸的边陲小岛，台北人身上展露出的那一份繁华散尽的悲悼之情。

尹雪艳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人物。小说开篇第一句写下“尹雪艳总也不老”，这就将其塑造成一个终生不老的超然的女性形象。并且，小说中还提到了尹雪艳的命格特殊，命中带煞，克他人，这是道家文化中“八字批命”的常用说法。白先勇将尹雪艳的“终生不老”与“命中带煞”放在一起，突出了这个女性角色不同于常人的一面。将人性与“非人”性特质形成冲突，在读者心中打下尹雪艳充满神秘色彩的深刻烙印。

朱青

《一把青》中的人物。朱青原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学生，见到“我”的时候，是害羞而内向的，然而在她的爱人死后，她迫于生活的无奈，去卖唱，这个时候的她，已然不再羞怯，可以自如大方地在舞台上表演，再后来变得风骚放荡了许多。面对生存的困境，营长太太放下自己的身份地位去经营琐事繁杂的饭店，朱青也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习性去军队里唱歌。

金兆丽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人物。原本是上海百乐门时代出过风头的舞女。来到台北，在”夜巴黎“的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她趁“徐娘半老”之时，为自己“找到个户头”。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功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么四十岁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在她身上，爱情、婚姻、家庭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了她在风月场中角逐的种种手段的延续。她也失去了一个女性的正常感情，成了一个变态人。

卢先生

《花桥荣记》中的人物。卢先生一生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人生无常这四个字。生活中本来平顺的他，突遭战乱，被迫离乡。满怀希望地打算战争结束后，回到大陆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结婚。结果，世事难料。无法回到故土的卢先生无奈地选择了与一个洗衣女结合，但是，洗衣女又背叛了他，让他尝尽世间冷暖。最后，卢先生在命运无常的折磨中，抑郁而终。积聚的财物终会散尽，登到至高之处必然会坠落，相聚终会分离，而人们活着终将走向死亡。这是人生无常的痛苦，不可避免。可见在白先勇的笔下，卢先生已然占据了所有方面的无常，在无情的命运面前，慢慢地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神鬼传说总是充满了好奇，这就导致了许多作家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喜欢用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增加人物身世的复杂性来吸引读者。通过传统文化的渲染，人世命运的无常性更容易被凸显出来。

蓝田玉（钱夫人）

《游园惊梦》中的人物。蓝田玉原是南京秦淮河畔得月台名伶，擅长昆曲，尤长于名段《游园惊梦》，被钱鹏志大将军看上，娶为填房，但由于两人年龄悬殊，使她事实上是在一种生命的死亡状态下享受这种外在物质形态的荣华富贵。钱将军去世后，当年的蓝田玉经历了将军夫人的显赫后又成为一介平民，一切辉煌成为过去，一人独居台南，孤独黯然的消磨自己的岁月。小说中的钱夫人，这位曾是繁华热闹的”舞台“上的主角人物，如今却只是站在舞台一旁的一位”看客“，众人的精彩出场一次又一次勾起她对往事的伤心回忆。钱夫人一生的经历其实早已被流逝的时间和不可更改的命运所操纵，曾经的荣华富贵终将谢幕，最后只留下些许残存的记忆，偶尔在别人的晚宴中被唤起，今昔对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苍凉是时光流逝和命运流转的必然结果。

余教授

《冬夜》中的人物。余教授年轻的时候也是时代的弄潮儿，如今的自己疾病缠身，靠着大学教书的工作勉强度日。年轻时文学是他的热爱，而现在，文学研究仅仅是自己获得生存的手段。

今昔之比

白先勇在《台北人》书前引录刘禹锡的《乌衣巷》，点出了《台北人》的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以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大陆情结

在《台北人》中，作者没有选取政治视角，也没有采用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人为中心，紧紧抓住人的命运的大起大落，在人生际遇中寄托人生变迁的深沉感慨，表现“台北人”的“大陆情结”。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首先《台北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现人生际遇的大起大落，在人生命运的感叹中回响着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脚步声。真实的历史事件既构成了故事情节的背景，也构成了人物描写的框架，为“大陆情结”的艺术审视和展现提供了生活依据。其次，《台北人》所描写的“台北人”不管是来自四川的、湖南的、广西的，还是来自上海的、南京的，都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都具有中国大陆人的音容笑貌、气质性格。他们的忆昔、思亲、怀乡、恋土、念旧之情，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具有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由于时间距离的拉开，历史变动已经淡化，命运感叹不再那么沉重，那种“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大陆情结”作为一种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至情至性突现出来，这正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体现。再次，象亲友聚会、除夕守岁，唱曲打牌，种花养草，以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门庭冷落、世事无常等细节描写，也都是经得起生活检验的。还有《台北人》贯穿着中国大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红线，表现了作家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责任和勇气。

宗教情绪

白先勇总是不自觉地带着宗教情绪进行他的文学选择和创作，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就是作家在这种情绪参与下精心模塑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宗教情绪并非实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变体，即作家个体对于生命的宗教体验，将宗教情绪引入文学沉思，这使《台北人》在主题和创作构思等诸多方面与台湾同时期的乡愁文学作品产生差异，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

《台北人》中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对自身命运不可把握的悲剧。《台北人》中白先勇用佛教的宿命论观点解释人的命运，把人物的生存活动看成是孽海中的升沉。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以悲伤的命运而告终的幸运儿和显赫人物的故事，展示他们由顺境到逆境的命运变迁，这种看起来有些模式化的悲剧范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从这种不断的重复中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作者的一种急于表达的欲望，他要将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认知传达给读者，告诉他们一个简单悲伤的道理：历史总在重演，但这种重演并非毫无意义，他们都遵循着某种神秘的必然法则。

叙事技巧

白先勇的小说在技巧上，匠心独具。在《台北人》中，作者总是设法借用一个最合适的旁观者的眼睛来观察事态，然后又用这个人的口气叙述出来。有时这个旁观者又兼当事人，有时旁观者变得虚化，出现了全方位视角（全知观点），但这个视角仍然带有借代性，并非作者自身，而且这个不知身份的叙述者还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和评判方式，在一篇小说之内常常转换方位，显得灵巧而透彻。这种技巧看来事小，实际上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对那种单一的主观形态或单一的客观形态的摆脱，是对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之间拙陋的直线关系的舍弃，是对同一事物有无数表现途径、而其中又必有最佳途径的承认，因此，这在小说技巧论上具有入门性的意义。

语言特色

《台北人》中的人物，身份各异、方言各别，但令人惊奇的是白先勇在对他们语言的设定上总是那么真实和贴切，既可高雅到够分，也可下俗到骇人，而且运用几种方言也得心应手，但不展览方言到别地读者难于接受的地步。在语言上，他一方面得力于优秀传统文学的陶冶和谙悉中国式的语气节奏的特殊表现力，一方面又得力于各种方言而增添了表达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但最终他的语言法典只有一条：“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在这方面，他一再反对作者本身的干扰，更厌恶那种拉腔拉调的所谓“新文艺腔”。以对话为枢纽，他要求作品的整个语言系统都走向细致和扎实，能够精微地扣发出读者的真实情感机制，而且把这看成是写好小说的重要基础。这一主张和实践，使白先勇在写实的领域身手不凡，但如前所述，他又有强烈的象征欲动，因而就达到了写实和象征相依为命、相得益彰的佳境。

2000年，《台北人》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七位。

《台北人》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创作并于《现代文学》发表的14篇短篇小说，后于1971年以《台北人》为书名由台湾尔雅出版社结集出版。1978年以后，中共的文艺尺度放宽，《台北人》里的故事因此有几篇得以在期刊上露面，但均未取得原作者的同意。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小说选》，收录了《台北人》中的20篇作品（除《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在此之后，《台北人》在中国大陆有不同版本出版。

白先勇，台湾作家。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他的小说被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在海内外拥有读者无数。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重新整理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记》，并撰有父亲白崇禧及家族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