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举（1881—1934），字若卿，广东省惠阳县人，广东将弁学堂第一期毕业。宣统元年（1909）任广东黄埔陆军学堂及法政学堂教习、学兵营督队官。宣统三年（1911）参与组织广东北伐军。任广东陆军第三混成协参谋长。民国元年（1912）2月任广东陆军第一旅旅长，兼全省总绥靖处参议，9月任高阳绥靖处督办。民国2年（1913）通电响应龙济光主粤，任广东陆军第二师师长，同年去职赴北京，任北京政府陆军参谋本部咨议。民国5年（1916）返粤，任两广护国军第五师师长，两广都司令部参谋长。民国6年（1917）秋任闽粤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民国9年（1920）夏率部回粤，任中路指挥、第二军代理军长。秋，任肇庆善后处长。民国10年（1921）率军入桂，任粤军前敌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民国11年（1922）任粤军总指挥，炮击总统府。9月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民国12年（1923）4月随陈炯明退踞惠州，任各路总指挥，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惠威将军，委任广东军务督办。民国13年（1924）5月被北京政府委为广东省长。民国14年（1925）10月所部被国民革命军击败，逃往香港。晚年创建工读学校，并捐资建广东西湖医院。民国23年（1934）病逝于香港。

叶举，字若卿，清光绪七年（1881）出生于惠城区的书香门第，其父叶竹君，曾掌丰湖书院教席。1904年，23岁的叶举考入广东将弁学堂，以优异成绩充任学兵营排长，并于第一期毕业，叶举和邓仲元均受教于学堂总办周善培 （字孝怀）。周善培是晚清思想活跃的政治人物、将弁学堂创始人，极受梁启超和岑春煊器重。冯自由所著之《革命逸史》称周“思想新颖，议论豪爽，日以提倡新学为务”。叶举是周善培的得意门生，进入军政界后亦受其影响。将弁学堂是满清政府为了在两广创办新式陆军而设立的军官学校。将弁学堂招收学生十分严格，精选文武兼备的人才录取，学生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门学科，兼读经文，并操习步队、马队、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战术与战式。叶举从将弁学堂毕业后，于1909年任广东黄埔陆军学堂及法政学堂教习、学兵营督队官。1911年，叶举参与组织广东北伐军，任广东陆军第三混成协参谋长，1912年2月任广东陆军第2师第1旅旅长，逐渐成为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

叶举所处的时代是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变局，尽管此时满清政权已被推翻，但各种深层次的力量仍在互相较劲，这显然不是刚30岁出头的叶举所能清醒认识的。人回过头来研究当时的历史人物，不宜用现行的主流价值观来评价当时人物的一言一行，否则将无法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用眼光来看，叶举就是一个偏离于主流的另类人物。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派遣刺客暗杀于上海火车站；6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并且出动军队南下。眼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当即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在袁世凯南下军队压力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以袁世凯的全胜而结束。袁世凯让亲信龙济光进驻广东，控制南方各省。起初，叶举被龙济光升为代师长，但很快就被陈炯明的反袁思想所吸引，去职投靠陈炯明。遗憾的是，“二次革命”在广东缺乏基础，龙济光的济军大兵压境时，许多陈炯明部属已被收买。比如1913年7月30日龙济光由梧州进军广州时，驻守肇庆的统领李耀汉即变节附袁，让陈炯明痛失东面屏障，情势危急。为了组织龙济光军队东下，陈炯明命令叶举全部驻守在三水县河口至芦包一线，并让钟鼎基为叶举策应。让陈炯明想不到的是，钟鼎基也被收买，不服调遣，使得叶举这条防线没来得及布开，就让济军占领了三水，广州败局已定。陈炯明、叶举等人无法控制局面，只好先后逃往香港。

在香港、南洋期间，陈炯明指出袁世凯政府“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并集资接济广东各地的反袁斗争。1916年1月，陈炯明等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成立“讨逆共和军”，与济军正面开战。在这期间，叶举一直追随陈炯明左右，已成心腹。袁世凯、龙济光垮台后，桂系军阀把持广东军政。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而掀起“护法运动”。1918年援闽粤军成立，陈炯明任叶举为总司令部参谋，入闽后升任参谋处长。1920年援闽粤军回师广东，任叶举为中路总指挥。1921年，粤军援桂，任叶举为西江第一命令传达所所长，指挥杨坤如等部攻下南宁、龙州，随后任驻桂粤军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此时的叶举，已是陈炯明的左右手。

从1922年开始，出于对北伐的态度，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日趋严重。这一年，叶举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错事，那就是不听陈炯明劝告，率粤军炮轰孙中山驻广州总统府。事情的起因是，1918年9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孙中山非常不满，于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组织国民党非常国会和召开两院联合全议，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这样，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的混乱局面。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孙中山闻迅，连发三封电报给在惠州隐居的陈炯明，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对策，又派人到惠州催驾，希望能得到陈炯明支持。但陈炯明不赞同孙中山的做法，又不想被人误解“迫宫”，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孙中山见陈炯明不听召唤，非常生气，于6月12日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表明对陈炯明的态度和下令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若不服命令，就使用武力。

据《陈炯明叛国史》记载，孙中山对在座所有媒体说：“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此时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背道而驰已忍无可忍，这番话相当于向陈炯明摊牌，要严厉制裁陈家军。孙中山这番狠话的结果，自然引起陈家军的极大不满，也就成了叶举炮轰总统府的“6·16”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6月15日，叶举在广州发表通电，促请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实现对国人的承诺。是夜，叶举与洪湘臣、杨坤如等紧急聚会，密谋武力驱逐孙中山，于是拉开炮轰总统府的序幕。叶举炮轰总统府之举，不但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彻底分裂，也使自己背上千古骂名。但对于叶举炮轰总统府一事的过程和动机，历史各种说法不一，并有很大出入。在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所撰《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中，讲述的情况大概如下：

1922年4月，陈炯明拒绝前住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事宜后，孙中山正式向陈炯明摊牌，免去其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陈炯明退居惠州后，叶举见孙中山这样对陈炯明，非常气愤和不平，遂率粤军主力从广西回师广州，要与孙中山讨回公道。孙中山闻迅，下令叶举率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否则以武力镇压，并威胁说：“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这番话，更加引起粤军强烈不满，一致要用武力将孙中山赶离广州。在此紧要关头，退隐惠州的陈炯明急忙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到广州劝止叶举。叶举阅陈炯明信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听了陈猛荪的回报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打碎在地。就这样，1922年叶举指挥的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的“6·16”政治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但叶举等人炮轰总统府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他们开炮前先让魏邦平等有意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所谓“炮轰总统府”，是总统府内守军拒绝向粤军缴械解散，“粤军开土炮三响吓之”。又据香港《华字日报》报导的全过程是：“晨，粤军围攻粤秀山孙文之总统府，初时殊不得手，盖该府驻有李安邦所部一营有手机关枪三十一杆。粤军司令杨坤如派所部数十人拟搜缴府内军械，孙部佯言愿缴，诱各兵进内，突以手机关枪射击之，立即全数倒毙，无一幸免。且死者尸体均分作两截，若腰斩然，亦可见手机关枪之猛烈也。旋叶举令开炮助攻，以开花弹射去。午后孙部不敌，被缴械解散。此次总统府之战，计孙部死伤十余人，粤军死伤三四十人。平民为流弹所伤者二三人。”

在当年香港出版的中、英文报章，均找不到粤军有“炮轰总统府”的标题新闻，却有孙中山于次日（6月17日）下午，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的大标题新闻报道。也就是说，这是一次由叶举指挥、杨坤如具体执行的武装驱逐孙中山离开广州的政治事件。当时叶举围困总统府的兵力有2万余人，孙中山的卫队仅50多人。在这次事件中孙中山方面仅伤亡十余人，而叶举方面却死三四十人，平民为流弹所伤者亦仅二三人而已。事后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如果叶举真要致孙中山死地，孙中山能跑得了吗？所以叶举当年炮轰总统府之事，是被后来政治斗争所夸大了。孙中山撤出总统府后，叶举在广州城张贴布告曰：“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说明叶举炮轰总统府的动机是护法，不是叛乱。据《申报》1922年6月28日报道，叶举的鲁莽之举后让广东时局陷入混乱，叶举本人也急于解决这么棘手的局面，便于6月20日在文澜书院召集大会商讨解决办法。当天叶举并没有到会，由参谋长徐军鹏做代表，而孙中山海军方面以汤廷光总长为代表。徐军鹏在会上说：“叶总指挥亦抱顾全桑梓之心，故自冲突以后，即严令部队停战，各父老昆弟，如有和平解决办法，无不乐从。”议长陆孟飞亦斡旋说：“叶总指挥亦粤人，孙中山亦粤人，同是一家人，而发生冲突，岂有不可和平解决之理。”在各界人士极力调解下，广东时局一度缓解，陈炯明也在粤军众将领的戴拥下回到广州，重掌广东军政大权。

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后，叶举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陈炯明退踞东江，叶举又担任各路总指挥，设总部于平山。在此期间，叶举曾通过其师周善培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搭上关系，1923年被北洋政府授以“惠威将军”称号，1924年5月又被委为广东省长、军务督办。1925年初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一次东征，叶举所统领的部队在平山、淡水被东征军打败，叶举遂弃军逃往香港，经香港再遁往天津投奔北洋军阀。1927年北洋军阀被北伐军打败，叶举退出军界，结束了充满矛盾的军旅生涯。

叶举晚年寓居香港，不受日本和反动势力利诱，潜心向佛，保持晚节。同时，他与同居香港的陈炯明保持着往日的情谊。1930年春节，叶举因病不能到陈炯明处拜年，他写诗一首托人送给陈炯明，寄托对旧上司的祝福。陈炯明很高兴，写了一首题为《赋祝叶举健康兼筒仲伟》长诗回送叶举，诗中曰：“为问叶君近若何，龙马精神回复否？曾子闻言座中起，云是达人能消受。收拾忧患入禅心，排遣病魔开吟口。今晨珍重托寄声，祝公幸福高冈阜。陈词未毕向怀探，一纸新诗持在手。我生草草作劳人，悔与风雅睽违久……”接着陈炯明高度赞扬叶举：“忆昔幕府多才将，唯君缓带殊赳赳。能读父书露头角，远承家训矜操守……功成不肯居人先，身退恒恐落人后。自从解甲息海隅，风骨棱棱益不苟。”最后陈炯明遥祝叶举：“愿君食熊日日肥，健如耕牛胜百亩。龙蛇起陆赤手搏，好把精神重抖擞。”这首诗道尽两位革命同志暮年“相濡以沫，相嘘以湿”的动人景象。1934年叶举在香港病逝，终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