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迪生，归国华侨，祖籍广东梅县，生于南非，中国著名半导体专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拓者，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三次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中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第六届副主席，诗人、书法家。中共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叶迪生，1937年出生，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出生于南非好望角。高级工程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1961-1983年先后在天津整流器厂、无线电元件八厂、第四半导体器件厂任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副总工程师。1983-1984年8月在天津市半导体器件公司任副经理、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4年8月至1992年4月在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任副总经理、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1992-1993年任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外经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书记、书记。1993-1997年任天津市副市长。1997年任天津市政府顾问。全国工商联第六届副主席。被选为中共天津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1980、1982年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叶迪生是一位华侨，1937年出生于南非好望角。他父亲虽然生活在国外，但却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父亲在当地创办学校，向华侨子弟传授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那一时期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闻名世界，他父亲就给刚出生的小儿子起名叶迪生，希望将来儿子能成长为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

然而，南非种族歧视特别严重，华人要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叶迪生的父亲是当地的侨领，曾经组织华侨，为争取华人权益，与当地政府及其地方黑恶势力进行过多种多样的斗争，但南非的种族歧视仍然日益严重，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也因思念祖国，思念家乡，他父亲抛弃在南非的家业，携全家回到广东梅州。

那是1941年，叶迪生4岁，依稀的记忆里，他的家乡那时穷得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更不要说汽车，他和弟弟是坐在两只箩筐里，被挑夫用扁担挑着走回老家的。当时中国正在抗战，国民经济本来就很落后，加上日本侵略者疯狂破坏和掠夺，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饿殍无数，就连叶迪生，也从小就知挨饿的滋味儿。从那时起，父亲就不断地教育叶迪生说，一定要学好文化，长大后科技救国，只有让中国富强起来，中国人才不会再受外族的欺负。

抗战胜利后，1946年，叶迪生随家人迁居广州。1950年广州解放3个多月时，叶迪生进广州二中上学。国民党的飞机那时经常侵扰广州上空。敌机一来，警报大作，防空的机枪声爆响，叶迪生和同学们就得跑出课堂，去安全的地方躲避。当时有三位年轻的老师解放前是地下学联进步学生，叶迪生身为班长，是重点培养对象，三位老师常给他讲革命思想，鼓励他要奋发学习，把自己努力锻炼成为祖国需要的人才。解放后叶迪生学唱的第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他们教会的。

1956年，叶迪生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光学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区野玫瑰无线电厂。那是一家很小的工厂，藏在劝业场附近一条很小的胡同里，生产上仿造前苏联的工艺，半导体生产对杂质的介入要求万分之几的精度，可那时工人们生产完全凭经验，使用的工具竟然是饭勺。叶迪生是工厂唯一的大学生，他通过对半导体相关知识的努力钻研，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半导体制作方法，在他的努力下，厂里建起实验室，生产推行标准化和规范化，而且从一开始就做技术研发的工作。短短3年，他研制出来的大电流高压硅片，就赶上当时美国的最高水平。1965年全国工业成果展上，叶迪生所在小工厂生产出来的高压硅片，被展在最高的位置上。

曾经一连十年，每隔两周，叶迪生就要自费去一趟北京，去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追踪、了解世界半导体技术发展的状态，然后在他的小工厂里，用极其原始的设备进行研发。“文革”动乱中，无数单位停产停业，叶迪生却开始率先在全国摸索起一条研发半导体技术的新路，即研制MOS集成电路，这条路子后被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直至今日仍是全世界研发半导体技术的方向和方法。

叶迪生真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创造出很多奇迹，他发明的电子产品，填补了国内许多空白；他研制的半导体元件，被军事科研部门运用到飞机、甚至是卫星的制造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某型战斗机所用半导体器件经常出现故障，导致飞机飞行中电源突然关闭，通讯中断，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反复调研，不得结果。一天叶迪生接到空军司令部和国家第四工业部下达的指令，要他参与这一攻关项目。叶迪生仔细检查、试验，发现原设计存在着半导体器件与电路不匹配的问题，他修改设计错误，拿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当时参与这一攻关项目的还有国家其他科研部门的专家组，叶迪生设计的方案与他们的方案差异很大，他们希望叶迪生认同他们的方案。叶迪生坚持自己的设计，科学面前毫不让步。结果几种不同的设计方案同时试验，最后证明只有叶迪生的方案正确无误。

叶迪生那会儿非常年轻，却已为中国电子科学的发展作出很多贡献，中国许多高级科研部门都知道天津有个叶迪生。

“文革”结束后，国门打开了，社会上涌现过一股“出国热”，不少具有海外关系的人，奔向物质生活丰富的西方。

1979年2月，早已定居美国且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大哥，回国探望病重的老父亲，临别时想把国内包括叶迪生在内的4个弟弟全部带走，移居美国的手续他给办理，几个兄弟一听全都同意，唯独叶迪生不愿离开。

为了动员这位小弟，大哥特意让叶迪生在广州华侨大厦和自己住了三天三夜，其间不停地劝说他，“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出去深造几年，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大哥苦口婆心地讲。岂料叶迪生主意已定，毫不动摇。

最后，大哥没办法，去病房里求助老父亲，说：“这老四太不听话，说什么也不跟我走。他吃过那么多苦，如今好不容易等到国家开放了，有机会离开了，可他却不走。”

大哥期望老父亲能够帮他说服四弟，不料老父亲却说：“老四不愿走，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儿。我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国家当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搞建设。再说，我们叶家也不能都去美国，还得留条根在祖国啊。”

大哥只好放过他固执的四弟。

叶迪生为什么不走呢？就因一个多月以前，1978年12月23日，他听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决定了中国命运的报告。

那是在济南山东大学操场上叶迪生晨练的时候，大喇叭里突然广播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广播员那兴奋的声调和报告的内容，让叶迪生听得热血沸腾，立刻意识到中国科技发展的春天出现了，多少年来一心盼望着能在科研领域里有所贡献的他，听到这消息怎能不亢奋？当时天气很冷，叶迪生冻得发抖，他跑步取暖，一字不落地听完那篇长长的广播。

叶迪生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文革”中受到过冲击，但其爱国心从未改变。因为，他觉得与解放前差点当亡国奴的日子相比，“文革”中所受的一些政治委屈算不了什么。相反，锢禁人们思想的樊笼打开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不仅不走，还要抓住时机在科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

政治“解放”后，叶迪生焕发出冲天的干劲，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搞出很多科技发明，研发出来的半导体器件多达50多个品种，今天被科技界认为很前沿的非晶硅太阳能电池，他在那时就已着手组织攻关了。他在的那家小工厂，产品畅销，年利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达到了500多万元。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连数年被评为天津特等劳动模范，还被评为中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江泽民同志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亲自接见叶迪生这位来自一家小厂的工程师，听他的工作汇报，并安排他给全国军工企业的领导们做专题报告。

1982年“五一”劳动节那天，胡耀邦同志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接见叶迪生等天津的全国劳模。胡耀邦同志握着叶迪生的手，冲着满屋的人说：“好哇，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中国有个叶迪生。”就这一句话，叶迪生心里“腾”地一下，感动得他差点流出泪来。他万没想到这么高的评价竟是出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注：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想假若父亲还活着，老人家该多么高兴啊！父亲早就跟他说过，给他起这么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期望他能像美国的爱迪生那样，于科研上对祖国、对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如今他多少总算是做到了。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天津接见劳动模范、表扬叶迪生在科技战线上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消息。

很巧，当天在香港某渡口的一报摊上，叶迪生工作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二哥等待渡船，闲来无事买份《人民日报》，一眼便在头版的报道里看见了他家老四的名字，而且还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哎呀，这个老四不简单啊！”二哥惊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叶家兄弟几个全都跟随老大移居海外，大家都在挂念着老四叶迪生，不想老四竟把自己发展得如此成功。二哥把消息迅即传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轰动了整个叶氏家族。大哥很快从美国来信，夸奖四弟说：“看来你的抉择是正确的。你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是咱叶家的骄傲！”

叶迪生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他投身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开创并主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时候。

1984年7月，叶迪生被调到塘沽筹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领导对叶迪生寄予厚望，叶迪生开始想不通，彷徨中他曾给远在美国的大哥写信，征求大哥的意见。大哥给他回信说：“你一定要去。从国外的角度看，如今中国已真正进入到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是真正的要走强国的道路了。中国早就该走这样的道路，你能被派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对你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非常光荣的使命。”

叶迪生没想到连海外的人也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即将大步走向世界的行动，由此下定彻底改行、再塑人生之路的决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被真正地推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叶迪生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里，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继续进行他所热衷的发明创造。

刚到开发区时，叶迪生任管委会副主任。那时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海边一片荒芜的盐碱滩，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像包工头儿一样整天灰头土脸地奔波在各个工地上。在管理上开始他是外行，譬如何为国民生产总值？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他一点也不懂。他把会计、专家请来虚心求教；把美国哈佛大学厚重的《经济管理学》捧来苦读；他像过去攻读科技文献那样，认真学习当代国际最新经济知识，广泛吸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关于管理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都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叶迪生干脆就把邓小平同志所有涉及改革开放的讲话和文章全都收集起来，仔细研读，认真吃透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思想，首先解放他自己的思想，找出前进的方向。他和同事们不断提出在当年可被认为是非常大胆的理念，如“让投资者赢得利润，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建立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投资者是帝王，项目是生命线”和“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在这里首先是公仆”，以及后来的“引进巨人型企业，与巨人同行，努力培育自己的巨人”之战略思想，等等，而正是在这些大胆经营理念和超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白手起家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点点地打开了局面。

叶迪生对国家贡献突出，邓小平同志两次接见他，一次是1986年8月21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李瑞环小声告诉邓小平说：“他是47岁的总经理，是技术人才，对国家有过贡献。”小平同志亲切地握住叶迪生的手，微笑着鼓励他说：“好啊，还很年轻嘛！”；另一次是转年夏天在北戴河，邓小平同志与他握手的照片，还被收进了《邓小平》大型画册。

后来，叶迪生官至天津副市长，但直到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仍然舍不得离开改革开放的事业，当组织上准备给他在另一机构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时，他说：“我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开发区，当顾问。”

如今，重庆道55号仍有叶迪生一间办公室。70多岁的人了，他每天仍去“上班”，办公室里到处是文件、报表和计划书，还有他给有关政府部门或相关企业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写的建议。记者采访时，从他的名片上看到，至今他仍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和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家的高级顾问，而且还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顾问。他的秘书说：“这老先生的‘顾问’可不是徒挂虚名，尽管他早已经退了，但整个心思仍是在天津对外开放的工作上，别看岁数大了，工作的热情和劲头，仍比劳模还劳模。对他来说，功名早已不在他的眼里，他只想看到祖国越来越富强。”

叶迪生，刚刚退下来的全国侨联副主席，他4岁回到祖国，如今72岁，仍在每天坚持“上班”，仍在为祖国努力工作。

多少年来，叶迪生人生之路坎坷不平，但无论任何时候，他对祖国的忠诚，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永不改变，因他曾经目睹过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和所遭受的欺辱；因他有一位从小教育他要永远爱国的老父亲。

日前采访叶迪生，谈及共和国60年走过的历程，说起国民经济由弱到强一步步繁荣壮大的发展变化，老先生感受颇深。

记者：您是搞经济建设的，直至现在仍在从事着这一工作，您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这60年的经济发展？

叶迪生：如何看待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得把它分成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我们是关起门来搞经济，现在知道了，那是一种在封闭状态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的计划经济的方法，但那时是被逼无奈，人家封锁你，你想开放也走不出来，我们只好在继承下来的旧生产力的基础上搞自力更生，加上那时总搞整人的政治运动，还有几场战争的消耗，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不过我们也不是没有成绩，军事国防，特别是“两弹一星”，完全是靠新中国自己的科技力量打造出来的。中国工业基础虽然落后，但仍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平台。后30年，我们之所以成功，现在看来主要是因为在原来30年的基础上我们解放了思想，打开了国门，很快地学会了如何利用全世界的先进生产力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发展政策符合了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发展规律。今后，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记者：您觉得您自己这60年过得怎样？

叶迪生：我的人生目标，从小处说，是实现我父亲的愿望，做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科学家；从大处讲，就是书生救国、科技强国。如今我已70多岁了，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基本算是达到了。前30年，我当学生和工程师，人生的道路比较坎坷，但我于电子科研上，还是为国家作出了一些贡献；后30年里，我当管理者，和大家一起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的道路非常艰辛，但我觉得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我和我的同事们努力奋斗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