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雅各，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他从事高等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技术工作40余年，注重学以致用，培养了一批林业科技人才。他极力宣传森林富民强国之道，倡导广修林政，开展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设计和建设了武汉大学校园及武汉珞珈山地区的造林绿化。他以森林生态学的观点提出了防治森林虫害的战略思想。

叶雅各，又名雅谷，1894年4月30日生于广东省番禺县。其父在美国旧金山金矿当劳工。他随母在家。7岁入私塾读书，聪明好学。及长，其父回国，在广州开办小型碱矿，家境稍裕。此时，叶雅各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毕业后于1916年自费入菲律宾大学学习。　叶雅各在求学时期，目击“洋木”进口日增，而国内童山濯濯，水旱灾害频甚，感触很深。在当时北洋政府林政不修，又少有人重视林业的情况下，他毅然为振兴中国林业献身，选读林学，于1917年又赴美深造。191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科学学士学位；1919年又入美国耶鲁大学森林学院学习，获森林硕士学位，奠定了他终身致力于林业的基础。

1921年，叶雅各离美赴欧考察森林情况后回到祖国，就任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时年仅27岁，为中国林学界少数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痛感中国林业十分落后，要振兴林业，必须首先培养愿为林业奋斗献身的人才，并动员全国有爱林思想的人们共同努力。

1928年7月，叶雅各受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教育部）指派，任“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简称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6年任农学院院长，直到抗日战争武汉沦陷为止。在这10年中，他竭诚协助“建委会”主任李四光，多次寻找勘选校址，以林学家的眼光，选定了虽系荒山造林困难，但依山傍水的珞珈山为建校新址。

从1929年起，他按照建委会的规划，在校园、林场、植物园及一切可以绿化的道路网和荒山隙地，亲自进行造林设计。采取自采种、自育苗、自栽植、自保护的勤俭建校办法，到1932年底，整个珞珈山地区，绿化成效显著，但在日军侵占期间，遭受严重摧残。抗日胜利复校后，他立即着手封山补植，不仅使山上树木尽快得到复苏，林木葱茏，而且林相更为美观。几乎每一棵如今耸立在校园内的大树，都是当年叶雅各先生筹划和亲自参加种植的。尤为难得的是，他身为生物系教授（后为农学院院长），此后若干年内几乎整日在幼林中巡视，一旦发现有破坏树木之事，立即严肃处理，决不轻饶。某名教授曾拔了一株松树用来制作圣诞树，叶先生知悉后立即登门大兴问罪之师，直至该教授认错重新种植方休。在如此悉心管理下，不足10年珞珈山上已蔚然成林，鸟语花香，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叶先生实在功不可没。地处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以她优美的园林景色，吸引着武汉三镇的人们，每逢节假日，游人如织，深受各方人士的赞誉。

1936年，他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时，就着手招收林业专修科学生。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贵阳美国陆军工程处返回武汉大学，1946年继任农学院院长，增设森林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他建议，湖北农学院增设森林系，招收本科、专修科学生，为完善湖北高等院校林科专业教育作出了贡献。

1940年，他赴澳门，与先期迁居于此的家人团聚，随即担任澳门培正中学教导主任。1943年，他应广西科学馆兼馆长李四光之请，任科学馆秘书长。1944年八九月间，日军进逼桂林，他不顾个人家庭安危，组织职工历尽艰辛将该馆数十箱仪器设备向后方搬迁，至离桂林240公里处，在日军紧迫下把仪器隐藏在南丹地方一个大岩洞中，因而得以保存。当时广西省政府特此发给奖状和奖金，嘉奖他公而忘私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雅各先后担任湖北省农林厅技术室主任、副厅长，湖北省林业局局长，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湖北省林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常务理事等职。他在年近花甲之时，还以极大热情，经常深入省内外山区林区和林业基层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总结林农生产经验，提倡植树造林要讲究科学，绿化要注重实效，发展林业要急国家之需。为人民群众着想，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未来。

叶雅各在长期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技术工作中，极力宣传森林的重要作用，一贯重视实践，在处事上敢于直言不讳，十分难能可贵。

呼吁人们重视森林

叶雅各于1922年在《森林》杂志第二卷第二号发表的《女子与森林》一文，重点阐述森林的功能与作用；强调其功能可“涵养水源，以减少水旱疫疠，防免雪颓风害”；表述其作用说“森林之产生木材，尽人皆知。而木材者，实人生不可须臾或缺之物也，其重要不亚于布帛菽粟”，人从出生到老死都离不开木材；进而讲到中国因森林贫乏，不仅所需木材仰赖进口，而且自然灾害严重，仅1916—1920年每年从国外输入木材耗银就高达数千万两。他感慨万分地说：“对外之漏卮既增，则国民之经济愈艰，国库日穷，国势日弱……长此不救，吾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位矣”。接着又举例说，“前年北方五省旱灾，赤地数千里，被旱灾民数逾四千万，死亡达数十万人”，“去年水灾漫及全国，遍奉、直、鲁、豫、湘、鄂、苏、皖、川、黔、陕、甘、浙、粤、闽，无处无之。田产之溃决，人民之丧亡，赈济之困难，又斫丧吾国无数之元气。痛定思痛，不寒而栗。”最后他说：“欲早为正本清源之计，弭祸于未然，防患于无形，以从速提倡森林。”他把森林视为富民强国之道，这在20世纪初可堪称有识之士。

1962年，他有感于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民以食为天，而食之所赖是靠庄稼。在今天，年成之丰歉，绝大部分要靠风调雨顺。森林和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多造林有助于风调雨顺。”阐述了森林影响气候的主要原因，森林对温度、湿度、蒸发、蒸腾及雨量的关系，而造林能改变干旱气候。并引证苏联南部某一荒草地带，经过造林后，有林地较无林地多降雨23．7%。在芬兰和瑞典，森林占国土面积40%，因而雨量充沛，从未闻有旱灾。进而列举国内这几年旱灾严重的华北几省，大多是缺乏森林的省分，并以湖北省荆门县的栗溪区和子陵区为例加以说明，各种条件比较接近，但栗溪区因森林面积大，农作物增产；反之，子陵区由于森林少，农作物就减产，充分显示了森林对农业生产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文章结尾说，只是想扼要地说明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想促使大家更好地提倡造林，保护森林，合理利用森林，语重心长，言简意赅。

叶雅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直任教于高等院校林业科系，主要讲授造林、森林经理，教材全系自编。他治学严谨，注重学以致用，早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就敏锐地指出：“栽植森林，固一永久之事业也，收效之日过远，非本人一生所及见。”启迪从事培植森林的人们，应具有长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在武汉大学和湖北农学院任教时，谆谆告诫学生说，在课堂里学习，只是给你们一张步入林学大门的入场券；所学各种林业专业知识，是给你们一把打开森林宝库的钥匙。他还说，林学家的事业在山区，要走最困难的路，爬最艰险的山，穿没有走过的林，去发现前人没有来得及发现的事物。他教学循循善诱，“你晓得了呗！”这是他关心学生的口头禅。为了使学生识别和牢记某些重要树种的特征特性，往往不辞寒暑，步行数里去实地讲授。1956年，他主张湖北林业学校应建在九峰山，原有林场划归学校管理，使教学与生产实践结合。60年代初，他派专人创建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树木园和建立植物标本室，为该所的发展创造条件。综观他教书育人的指导思想是：为中国林业事业培养具有一定领导能力，擅长解决实际问题，并能处理森林业务的学行兼优的人才。

1933年，叶雅各任武汉大学代管平汉路农林委员会主任。他在接收代管并整理扩充该路沿线苗圃时，将河南鸡公山铁路林场从美国引种的池杉（当时叫池柏）转引入武汉大学校园栽植。留存的池杉母树，为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国沿长江中下游诸省的水网湖区、平原丘陵广泛发展池杉奠定了种源基础。1939年，他受“资源委员会”委派，任中央西康科学考察团农林组主任，历时一年，历尽艰险，在西康省（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康定、西昌等地进行了森林考察，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并写有《西康农林考察纪行报告》，为开发祖国森林增辟材源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过深入实地调查，专门撰文肯定杉木是中国针叶树种中生长快、用途广、最适于培育速生丰产林的优良树种，积极支持发动群众扩大杉木栽培。他从建国初中国橡胶资源极端短缺的国情出发，根据本省鄂西自然条件，建议省林业厅在兴山县营建万亩杜仲（含胶树种）林场，并倡导大力发展杜仲造林，试图补救。

武汉大学校区绿化堪称叶雅各而立之年的杰作，也是武汉三镇绿化典范。从其《武汉大学绿化过程及措施的历史》一文中可见一斑：规划设计有林场、果园、植物园、校园、苗圃以及四旁植树，整个绿化面积占校区总面积的2/3。林场是个大片相连的混交林，针叶与阔叶树数量大致相等。山林植树以马尾松、小叶麻栎为最多，次为杉树、枫香等，因鸟多而从未发生过松毛虫。果园占地约600亩，广植桃、梨、杏、苹果、花红、樱桃等。植物园占地150亩，有木本植物300种。大小道路占地200左右，树种繁多，主要由樟树、枫杨、悬铃木、梧桐、白杨、银杏、柳树、乌桕、重阳木、泡桐、洋槐等生长较速，树形较好，成荫较快的树木组成。四旁则以常绿的圆柏、刺柏、桧柏和樱花、梅花、桂花等花卉相辉映。校园以常剪的草坪为主，四围各样乔木环绕，中间有灌木小丛错杂其中。山林保护以结合地形的道路网，在造林前修6尺宽的生土化防火路，每条相隔约300尺，即使火灾发生也能控制在15亩以内。其设计之科学和精致，独具匠心。如诗如画的绿化环境，使全校师生在游憩之时，在森林美景、庭轩幽趣中有所启迪，潜移默化，产生爱林兴林思想。

50年代初，马尾松为湖北主要造林树种，其造林方法普遍沿袭“一锄法”。对此，叶雅各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说，起码要做到整地挖穴栽植。60年代初他撰文提倡在湖北省丘陵岗地以栎类丛播方式大力营造薪炭林，为缺材少林，燃料奇缺的农户发展再生能源。他对当时苏联专家提倡的“密植”方法，普遍推行杉木每亩667株的造林密度表示异议。他认为杉木是强阳性树，应以人工修枝代替自然整枝，他特别赞誉筒状的修枝技术，他主张应根据“群众六七百年来一般每亩植165—400株”的历史经验，采用每亩200株左右的适当密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些论点是科学的正确的。

进入60年代后，湖北省马尾松松毛虫严重发生，开展了大面积化学药剂灭虫。针对这种状况，叶雅各撰写了《防治森林虫害策略的新趋势》一文，把防治森林害虫提高到“如何巩固我们对森林的绝对所有权”的高度来认识，他把防治分为3个部分：（1）测量受害面积和执行控制措施；（2）野外调查关于昆虫蔓延及其活动情况；（3）昆虫产生到成灾密度的原因及其计算方法。他明确指出，依靠一种措施如化学药剂是不行的。一般的执行防治人员会被具有广阔昆虫学识、生物学识、化学药物学识、生态学识及林业学识的专门人才代替。他阐明了生物与植物的环境关系，生物自然历史与广大自然平衡生物的机制森林就有树和昆虫及其他生物的关系。它们演变的方向越来越复杂，由复杂引起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产生安定并达到平衡，免除了突然来临的害虫密度狂增的大灾害，使其它生物的生存受影响。这就是在群落中种类越多，自然平衡的机制灵活，控制昆虫的密度的效果越大。他用森林生态学的观念，提出了靠“平衡”靠“自控”来防治森林虫害的战略思想，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叶雅各为人正直而敢于实事求是。在任湖北省农林厅技术室主任期间，他经过调查，在《湖北建设》月刊上发表调查报告，大胆揭露林场的一些弊端。指出：“各场试验工作多无详细记载，计划书内只略述名称、数量、肥料而已。至于试验目的、要求、方法、费用等，都遗漏殆尽。”报告还着重指出：“林场各自为政，重复试验甚多，有的一试再试，试验多年，仍为初步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提出多快好省地发展湖北林业要突出一个“好”字，没有“好”，则多、快、省就无实际意义。他撰文提倡冬季荒山整地造林，认为在劳力上既不误有严格节令要求的农业生产，又符合树木生长规律，有助于胜利完成本省伟大造林任务。他在《湖北省绿化标准》一文中，不赞同当时各地刚在荒山上栽完树就宣布已经绿化的浮夸风，认为“这种宣布，为时太早”。他按荒山、城镇、公园、四旁……提出了不同绿化阶段的各自绿化标准，以资鉴别其绿化程度，评价造林绿化效果。他还经常告诫参加工作的学生和从事林业工作的人，如果反映情况不实，提供的数字没有根据或根据不足，都会贻害林业大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已病魔缠身，仍然受到很大冲击。然而，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毕生为林业事业奋斗之志始终不渝。1967年12月24日，怀着壮志未酬的心情离开了人世。

叶雅各是一位像梁希说过的那样，“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打‘林钟’”，“由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为振兴中国林业躬身实践，直到丝尽而止的“林人”。他一生对祖国林业立下的功绩，当为后人永远怀念。

1　叶雅各．女子与森林．森林，1922．2（2）：19—24．

2　叶雅各．田野林的利益．农林新报，1924（1）：1—3．

3　叶雅各．清明植树节．农林新报，1925（31）：1．

4　叶雅各．植树节．农林新报，1926（58）：1．

5　叶雅各．植树节的感想．休宁县农会杂志，1926（4）：18—22．

6　叶雅各．江苏省森林政策之商榷．农林新报．1928（131）：1—2．

7　叶雅各．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光明日报，1962年7月5日．

8　叶雅各．群众营造杉木林的先进经验的分析和建议．湖北省林科所编印，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