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大圩位于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地临巢湖，属庐江县纯圩区。

庐江县的地貌大体是“山圩各二分，一水五丘陵”。圩又叫圩田、围田、湖田。北宋范仲淹对圩田的解释是：“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潦则闭闸，拒江湖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南宋杨万里说：“农家云：圩者，围也。”元人王桢言：“复有圩田，谓垒为圩岸，扞护外水，与此（指围田）相类。”

同大镇濒临巢湖，是纯圩区的镇，史载“巢汇焦湖，环三百六十港汊，实为淮西巨泽，众流经络，有陂塘堰港以蓄水，有圩岸闸坝以止水，其为民利莫大焉”。诚如隆庆年间《巢县志》所云：“盖地下而筑堤以障水者，谓之圩田地。其水去退滩者，谓之滩田地。圩田则边湖、边河处有之，滩田地各处有之。”

同大圩内含36口小圩，又外圩8口，加一个紫荆洲。同大圩在1949年7月之前，为合肥、庐江两县共有，之后，全境归属于庐江。据史料记载，清代雍正年间之前，同大圩子圩自西向东逐渐形成，先垦于合肥境，后垦于庐江境。据先人口口相传，清初，合肥县临湖的圩口因埂身单薄，直接面临巢湖风浪威胁，这些圩口为了在汛期不至于各自为政，相对联合协力防汛抗灾，起名为“同心圩（同心抗击风浪）”和“大德圩（联圩功莫大焉）”两个联圩，到了乾隆年间，“同心圩”、“大德圩”又联合成一个较大的圩口，取首字“同大”作为圩名。清嘉庆年间，“同大圩”基本定型，不过，那是指以“同大浦”（亦写作同大脯，“脯”指鸡鸭胸脯肉，意为胸部）为核心的向合肥县境内辐射的沼正、四正、北林、裤裆、同湖套等圩口（见嘉庆《合肥县志》：“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田一千石”），果然，包括《合肥县志》、《续修庐州府志》均没有这些圩口的记录。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将当时的同大联圩，写作“潼大圩”，并援引通志里的说法：“合肥南乡圩口最大者东湾圩，田至三千六百石，次下大圩同大圩，田千余石”。“潼”，从水，或许是取“潼滃蔚荟，林木来会，津液下降，流潦霈霈”的意思。与“同大浦”等相邻圩口，如“南林圩”，嘉庆《合肥县志》说其“在城南九十里”，这个“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是否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当时交通不便，记载并不精确，同时，合肥到同大镇一带，当时有三条路可走，每一条路里程均不相同，这样理解，“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当时，这几口濒临巢湖的圩口，均很低洼，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它们“同心大德”率先联圩，主要是缩短防汛战线，“船大抗风浪”，相辅相成，为了汛期共同抵御巢湖和长江倒灌的潮水。一九六二年巢湖闸未建成之前，巢湖与长江是联通的，所以，巢湖经常出现江潮倒灌，当时的潮水来势凶猛，正如《黄池大水歌》所吟：“不冲不激不澎湃，漫高漫长漫嚣尘。黄地地势低且圹，筑堤种柳名圩田。一圩动是数百顷，耕民缚舍沿郊阡。良苗怀新交翠浪，一刻莽作蛟龙渊。仓皇老释竞祈祷，搬移儿女外牵连。村庄草屋浮断梗，黄流黑气蒸腥膻。市民运土积塍脊，危如燕垒悬杗（房屋的大梁）前。中宵突尔駃一决（马一般快），尽与河伯裾相牵……”。道光年间，合肥洪水连年，位于合肥县境内的今同大镇部分的绝大多数圩口，联圩呼声与日俱增，在合肥县大力支持下，通过彭以温为首的圩董、乡绅、圩民的共同努力，在原同大圩的基础上，不断扩张，几乎将合肥县以小南河为界的北边的圩口全部囊括进同大圩，风雨同舟、众志成城。这个扩张定型了的同大圩，最初圩堤长5400丈，“捍御巢湖山洪水”，面积45000亩（见民国初的《安徽通志稿·水工稿》和1965年的《庐江县志初稿》）。当时的同大圩的子圩情况，我们可以从嘉庆《合肥县志》中得知：“永熟圩：在城南一百一十里，田八十石。马河圩：在城南一百零五里，田五百石。东兴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一百六十石。义兴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二十石。西湾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一百石。沙荡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七百石。杨坡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四十石。义城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石。西城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石。东湾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千六百石。姚家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六十石。南林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八十石。马厂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六十石。”由此可见，同大圩一带的小圩口，是自西南向东北先后而凿，而联圩顺序，正好与凿圩相反。但到了光绪初年，由于隶属不同，庐江县的圩口，仍然被排除在同大圩之外。光绪《庐江县志·水利卷》在论述“北乡”时，云：“自白石山至齐头嘴，河西之圩（即如今的同大圩所含圩口）即便临湖，东北风作湖浪冲击时出险工。河西之四淋沟及小套等七圩，民力尚勤，堤埂亦尚完固，迤北之又沙圩、盛安圩东埂，滨临巢湖，北连合肥同大圩，西北皆系合肥圩田。两圩地势最低，人事又复不齐，圩内子埂全坏，天雨水多，上圩之水顺流下灌，久成泽国。然合肥二十余圩全赖盛安、又沙两圩为之障蔽湖浪。光绪九年（1883），工赈局发银派员，将两圩临湖之埂大加修筑，而去今两年（1884、1885）仍为水浸，人民离散，堤埂渐就塌陷。合肥圩民屡次禀府（庐州府），转饬将两圩之埂设法保护，虽埂由田派，各有段落，势难强流亡失业之民，枵腹从事。现于又沙圩范家拐地方，修建石闸（南闸），盛安圩北合肥界原有老闸（北闸），亦已重修，必俟水小之年，劝令将圩内子埂兴筑，清出河道，然后水路分明，各守各埂，上圩之水不得下灌，庶东作可兴流亡可复。”合肥的同大圩和庐江的九个独立小圩口，一衣带水，唇亡齿寒，庐江的小圩口，“城门失火”，必然殃及合肥同大圩的“池鱼”，正是在这样的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合肥、庐江两县才坐到一个桌面，由庐州府协调，直到光绪末年，庐江的同大圩部分绝大多数圩口才加入到同大圩行列。传统习惯上的同大圩内圩的三十六圩、外圩八口和一个洲，包括原新河乡的12口圩：四成圩、裤裆圩、束家郢、周家郢、尖月、王郢、义兴圩、东兴圩、大马场、小马场、朱小郢、东湾圩。黄道乡的内圩4口：西湾圩、沙塘圩、姚家圩、杨婆圩（现属肥西），外圩的魏垱圩、后湾圩。北闸乡的内圩7口：圣安圩、南灵圩、同湖套、同大补、沼正、四正、义成圩，外圩的灵台圩、凤洲圩、龙心圩、鸡心滩。南闸乡内圩13口：又熟圩、蚂蝗圩、永熟圩、小套子、东沙圩、西沙圩、大沙圩、小沙圩、王沙圩、石头圩、永安圩、姚湾圩、油沙圩，外圩有小王圩、私林沟、紫荆洲。这些圩口，尚不包括圩内的弹丸小圩，如菱角圩、大小葫芦圩，以及沿白石天河河湾和巢湖沿岸滩地的小圩，如米汤圩。解放后的1954（6月31日巢湖水位达12·93，长江警戒水位为9·93米，1954年8月31日，达11·54米，是有水文记载的水位最高的年份）、1969、1983、1998年大水，均未溃破，人们以“同”、“铜”音谐，称作“铜打圩”。1954年，仍属同大圩外圩的后湾圩溃破，时同大区组织全区力量，于当年冬堵口复堤，将后湾圩联入同大圩；1977年，实施杭埠河下游裁弯取直工程，魏垱圩自然纳入了同大圩；1976年，白山大桥兴建，私林圩才被同大圩勉强接收，直到1991年大水之后的复堤，私林圩才正式圈入。杨婆圩1977年由于杭埠河工程，脱离同大圩。一九六九年洪水，安徽圩口几乎“全军覆没”，当听说同大圩安然无恙，毛主席十分欣慰，说，“安徽还剩一个大同圩嘛”。虽然宵衣旰食的开国领袖，将同大圩圩名次序颠倒了，但能惦记一个圩口的安危，无疑是同大圩人莫大的光荣。当然，同大圩1931年后虽没有溃破，但建国前后的大水年成，内涝严重。有民谣儿歌为证：“正月雷打结，二月雨不歇，三月耖干田，我家泔水脚，喝之我家泔水汤，喊我三声老大爷，把你带到同大圩，同大圩水更大，麻子吓得屁直炸。”

石大圩位于同大圩之南，与同大圩以小南河为界。1954年大水后，时石头区截堵魏河、下马渡、连河等众多穿境而过的小河，联柳旺、新兴、永兴、十份、芦子、薛家、夜圩、新齐、吴南陔小圩、荒月等10个圩口而成“十大圩”。1959年大办水利，时新渡人民公社又在原十大圩基础上联7口圩与“十大圩”合并成“石大圩”，以“石”对应同大圩的“铜”，寓意“铜打石垒”，使得圩口总数达17口，尚不包括吴南陔小圩、张志鹏小圩等众多小圩口。石大圩现有圩口主要有：六联圩、永和圩、薛家圩、新齐圩、永兴圩、新兴圩、星夜圩、谭家圩、朱陈圩、芦子圩、柳旺圩、五连圩、排圩、小荒圩、犁头圩、十份圩、荒月圩。该圩1969年7月16日溃破。

1980年，石大圩、同大圩、牛广圩，三圩联成“庐北大圩”，其中，石大圩与牛广圩依存度更为紧密，故有民谚：“南北宫圩、施家湾，老虎颈是铁门闩，要破都不破（或“铁门闩拴不住”），一破到白山”。

同大圩和石大圩，如今计有子圩六十五口。其实，他们的众多子圩中，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数次扩张、吞并、联合的过程。如石大圩内的六联圩，便是由庙城、大黄姑、小黄姑、创兴、长埠、转弯六口圩联合而成。

华夏种植稻谷历史悠久，《诗经》就有咏稻的诗句，如“小雅·白华”：“浸彼稻田”；“豳风·七月”：“十月获稻”。查检《全唐诗》，共得咏稻诗263首，咏麦诗253首，通过诗歌也可以窥见稻麦消长的轨迹。“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杜甫《茅堂检校收稻》），江淮之间，稻作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周礼·职方氏》云：古扬州域，“畜宜禽兽，谷宜稻”，时合肥、庐江均属扬州；太史公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合肥、庐江两地的人民热衷于种植稻子，因水稻乃“谷中之最美者，色有红白，种有粳籼，熟有早晚”，生长期短，所谓“稻走着吃，麦等着吃”，水稻是“手拿黄秧七十七，连栽带割一百一”，在民以食为天的年代，种植水稻，当然是人民的首选。于是，巢湖流域出现了：“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的欣欣向荣局面，和“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的繁忙景象。《周礼》：“稻人六水之法，首潴蓄，次防止，以浍写终之。潴令水入，防止水出，必极盛满无容，然后写之。务使水钟稼地，乃膏吾苗。”就是说，种植水稻，首先要蓄水，其次要防止被淹没，排涝两便的圩，是最理想的种植水稻的土地。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合肥前奠平隆，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后亦广野，故有塘有圩。”为什么凿圩？冈区人为什么对到圩区生活趋之若鹜？嘉庆《合肥县志》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水利”卷中云：“庐（庐州府）属五州邑，合肥地最高，恒忧旱不忧涝。他邑小涝，则合肥大熟。邑境西北尤高，忧旱尤甚。故宰斯邑者，宜以水利为政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圩田得水利之先。圩田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圩田兼能防旱排涝，可以旱涝保收，加之引进了早熟的占城稻种，使巢湖流域稻米产量显著增加，“田地之入，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给”。稻作文化的根深蒂固，庐民对水稻的情有独钟，可以从雍正年间庐江知县陈庆门（陕西周至人，《清史稿·循史传》有载）呈报给知府的《请垦旱地详文》中窥豹一斑。“庐江一邑有从水滨筑埂而树芤者，圩田也。山凹取水而兴作者，冲田也。更有平坂大坂无水可取亦勉强营田，惟籍天雨适时而冀，幸有秋者，冈田也。……江南之民惟树稻谷，不种杂粮……”，有感于此，陈知县要改变庐人种植习惯，亲自在城边“开高田四十余亩，种植杂粮，躬身教稼，以为乡民仿效。”恐防小民不买他的帐，或是此举师出无名，“伏祈宪台颁示晓谕，并严饬卑职重以责成，庶几仰仗宪威，奉得有据，而民亦踊跃从事矣。”当然，陈知县的努力，收效甚微，庐民还是一如既往地种植水稻。俗话说，水稻水稻，一半水，一半稻，显而易见，种植水稻，最事半功倍的，就是在湖滩上作圩了。难怪乎庐州府的合肥城建了稻香楼，清初大学士李天馥在《稻香楼杂题》中有句：“一声村笛下牛羊，依旧西风送稻香”了。

若是从空中俯瞰，同大圩和石大圩，自西南向东北，嵌合排列呈鱼鳞状，这与古代丈量田亩所绘的鱼鳞图册不谋而合。沧海桑田，“何代何人作此圩，石顽土腻铁难如”。唐宋以前巢湖滩上凿的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圩”，而是面积小、埂头低矮的滩田，滩田演为滩圩，滩圩再成圩口。一般以为，同大镇内的圩田，最早兴筑于曹魏江淮屯田。嘉庆《合肥县志·大事记》中说：“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各聚众数万在江淮间，曹操表沛国刘馥为扬州剌史。时扬州独有九江，馥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怀乾、绪等，皆贡献。相继数年，恩化大行，流民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陂堤，以溉稻田，官民有蓄，乃聚诸生立学校，又高为城垒，积水石以修战守之备”。据光绪《庐江县志·武备卷》中载：“建安十九年（214），曹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宜早除之。孙权乃亲攻皖城。”兵马未至，粮草先行，为了破坏曹操在同大一带屯田，争夺对环巢湖圩田的控制权，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曹操数经三河、同大一带，四越巢湖，南下攻吴，双方经过四十年鏖战，对同大一带的巢湖滩地非常熟悉。东汉末年，群雄蜂起，战乱频仍，曹操在号称晒网滩的巢湖滩上屯田，一是为筹集军粮的“军垦”，以便与孙权在巢湖相持；二是为了安置流民的“民垦”，强盗无种急中生，否则，这些“各聚众数万在江淮间”的起义军，可能就会重新被逼上梁山卷土重来。后来，曹操在北国还写过“冬节食南稻”的诗句。当然，安置农民起义军，在同大镇上圩湖滩上屯田，曹操也是抄袭别人的。东汉末期，党锢之祸愈演愈烈，水旱蝗灾频仍，土地兼并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农民起义蜂起云涌，光和三年（180），庐江人黄穰率众起义，在庐江县留下黄屯、黄山寨、黄演冲等遗迹，起义军坚持数年，虽被镇压下去，但庐江太守陆康，为了安置起义军余部，不得不“给出路”，令他们在巢湖滩上屯垦，解决这些失地农民的生活。中平元年（184）黄巾军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庐江郡安丰县黄巾军戴丰等响应，庐江太守羊续大破黄巾军，为了安置黄巾军投降者，“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同大镇沿湖那些无主滩地，是政府对起义军俘虏发配地的首选。

其实，在此之前，同大镇内的西南境，渔民们就尝试着在那些较早裸露出来的湖滩上垦植小片圩地，以种植稼禾菜蔬。《左传》中记载，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时，三河、二龙街所在的沙荡圩、杨坡圩，叫做“鹊岸”、“鹊渚”、“鹊尾渚”，《尔雅·释水》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那时候的洲渚上，是鸟雀翔集的地方，再经过数百年的河沟冲击泥沙沉淀，这些星罗棋布的小渚，变成了“水中可居者”的“洲”了，巢湖的渔民便陆续来到洲上定居，他们本是从丘陵、山冈上移居而来，自然带来了垦植技术，在洲上过着亦渔亦农的生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们中，肯定试探着在洲上作圩，以防种下去的谷种被洪水吞没。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文翁造田。宋初《太平御览》载：“文翁(前156～前101)者，名党，字仲翁，庐江人。为儿童时乃有神异及长，当初历下歧以作田”。文翁是西汉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小说》载：“汉文翁当起田，斫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正砍所欲，后果为蜀郡守”。译成白话文便是：“汉朝有个叫文翁的人，要开一个水田，就想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个小池。夜晚有一百多头野猪就用鼻子运土往柴草里倒，等天亮池塘建成了。水稻年年丰收。一次他曾经想砍倒一棵大树，想要砍的地方，离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树前，文翁就祈祷说：‘我要能做个二千石谷的官，斧子就应当砍在这个地方。’说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所要砍的地方。他后来果然作了蜀郡守”。史料说，文翁是庐江舒人也。由于区划变动，所谓的庐江舒人也，就是庐江县，文翁家居如今三河交叉之地，当属杭埠、三河、同大交界。那时候的巢湖滩，芳草萋萋，乱花杂树，野兽出没，文翁家穷，只有到巢湖滩上插草为标，开一个水田，种植稻子了。巢湖滩上地肥，焉能不年年丰收？许是在巢湖滩上的筑圩作田的尝试，成就了他后来在蜀地当郡守，整修都江堰的丰功伟绩吧。

唐宋时，尤其是宋代，由于北方女真贵族和党项贵族频频南犯，中原地区颇不安宁，百姓纷纷南迁，在大江两岸定居，使得耕地日显不足，特别是宋室南渡后，偏安江南，贵族、官僚大量抢占土地，使耕地更加紧张，因此宋廷多次诏令有关大臣经理围湖造田，圩田兴建得到大发展，同大镇境内形成了第一波凿圩高潮，那时所凿的圩口，以上圩为主。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合肥“东南滨巢湖，圩田倚以为利”，土地肥沃，水利方便，以致湖滩不断被围垦成农田。《宋史·叶衡传》载：时“合肥濒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耕，岁可得谷数万石”。正是由于围湖造田，在庐州、无为等建大粮仓，屯粮转运，北宋初，运往京师的江淮米达450万石，到北宋中期达700万石，所以时人曾说：“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明清二代，形成了第二波凿圩高潮。元朝末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元王朝摇摇欲坠，朱元璋采纳了大臣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诏令在自己的地盘上广泛垦荒，因朱元璋当年在巢湖训练水师，正是借助水师之力，一举突破天堑长江，对巢湖沿岸的滩地印象深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巢湖湖滩屯田，补充军粮。到了清初，顺治十年，由于明末之乱，庐江县的“无主荒田地一百二十二顷（一顷等于一百亩）二十四亩，拨入兴屯内”；清政府实行劝农政策，号召广开田地，并规定“每岁农忙自四月初一起至七月终止，不理词讼，每岁芒种节后，知县亲往四乡劝农”，故从清初至雍正的不足百年中，同大镇下圩基本复圩或凿成圩口。浏览康熙十二年《巢县志·焦湖图》，该图在西南凹陷处，标明“由此入三河”字样，那凹陷的部分，正是后来被同大圩一些子圩补缺的部分。《巢湖志》载，清代二百多年，沿湖围垦面积达六十二点八万亩。清咸丰以降，杭埠河、三河以下二十多里已淤塞而全被围垦，原三百六十汊，基本成圩。建国后50～70年代，仅同大镇范围内的杭埠河下游的三角洲湖滩，就被围成二千亩圩田。

圩是土地的一种形态，圩口的形成、拥有与历史上实行的国家土地政策息息相关，如曹魏推行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和北魏到唐代中期的计口授田的均田制，对同大镇境内的小圩口的兴建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合肥县志》、《庐江县志》等古志常有“隆庆四年（1570），令民开垦水滩荒地建圩”、“亲勘埂堤，捐廉保险圩，民享其利”、“里人某某等禀奉县批，由业户自筑，嗣是频获有秋，圩田遂成腴产”等记载。从圩的来源来看，分军队开垦的屯圩（田）、政府组织开垦发包给居民耕种的营圩（田）〈一种是政府全资，另一种是政府和个人投资入股〉、老百姓自发开垦的民圩（田）〈一种是个人或联户开垦的私圩，如吴南陔小圩、王善圩、吴长湖小圩；另一种是众姓共同开垦的圩口，如永兴圩、夜圩等〉。屯田和营田都属于国有土地系统，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土地经营制度。同大镇境域的屯田始于汉，延绵于唐宋明清，经营者多为军士。“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如薛家圩等。两宋都在巢湖流域发展屯田，尤其是南宋，巢湖流域既是战争前沿阵地，又是重点屯田区；元代在淮西设屯田打捕总管府，巢湖流域屯田规模前所未有；明代把屯田定为基本国策；清初将屯田视为“养兵裕国之本”，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谕，各省屯田地亩，令各屯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将屯饷改为丁粮，统归州县经收，屯田才完成了它的使命。嘉庆《合肥县志·田赋志》云，至嘉庆七年，合肥县屯户二千九十五户，口九千八百一十，屯田一千九百七十七顷七十一亩。光绪年间，安徽屯田数量仍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以上。也有百姓屯田的现象，“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如沙塘圩、西湾圩等。营田主要存在于唐宋时期，目的是为了安置流民、发展生产、以丰国库。“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明朝穆宗下诏军粮不应从百姓营田中取得，这说明元和年间依然有百姓经营营田的现象。如庙城圩、创兴圩等。由于合肥县是安徽最大的县，人口众多，实力雄厚，对土地扩张兴趣不减，故在同大镇境内的湖滩上垦圩面积、数量较庐江县大且多。从圩的属性来看，分民圩和官圩，除了军队的屯圩和政府的营圩之外，其他所有的圩口，都是民圩。隆庆《巢县志·田赋志》按：“田地旧额，有官田，有民田。盖没入者谓之官田，世业者谓之民田。”明代刘昂在《丈量永议》中说巢湖“河湾港汊，每多平滩，有力之家，兴工筑埂，遂为腴产”。从作圩年代、地势和排涝水系来分，分上圩和下圩，因巢湖湖滩西南高，东北低，如同大圩群众习惯地称杨婆圩、沙塘圩、马河圩、姚家圩、西湾圩、东湾圩、东兴圩等七圩为上七圩，而将东沙、西沙、大沙、小套、盛安、西正、姚湾等圩称作下七圩。从成圩年代来看，分古圩和新圩。从完粮纳税类型来看（清末同大镇属庐江县部分），清同治四年核纳田亩时，将圩田分为“圩田大粮”，项下有现石大圩内的“犁头圩”；“圩田水粮”，项下有石大圩内的柳旺圩、毕家圩（现永和圩内的“柏家套”）、新丰圩、齐头圩、新兴圩、十姓圩、尽头圩（现五连圩内一部分）、永兴圩、大小畚箕栳（现五连圩内部分）、大小万寿圩（即排圩）、南长丰圩、转弯圩、朱陈圩，同大圩内的四林沟、小沙圩、邓家圩、小套圩、沙嘴圩、盛安圩、永安圩、同湖套、鸡心洲、又熟圩、大沙圩、又沙圩；“滩田”，项下有同大圩外的灵台圩；“沟田”，项下有石大圩内的薛家圩。

清嘉庆八年（1803），庐江县志记载，县有圩86口，而在此之前的顺治、康熙、雍正县志均有圩口92口。这说明，其中的一些小圩口，进行了做大做强的联圩。光绪《庐江县志》记载，全县大粮圩田102074亩，水粮圩田75828亩，其中滩田、沟田和废圩计18386亩。到了1985年，全县有圩口192口，圩田面积349847亩。而同大圩、石大圩，就有10万亩，约占三分之一。

民谣有“圩田好做，五月难过”之说，诚如古志所云，圩田“但地势平而水难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没之患。”1931年大水，同大圩及现石大圩中的大部分子圩溃破，1933年，汪培实任庐江县长，成立塘坝委员会，“是年，县征集民工修筑沿河、湖的圩堤，均较1931年最高水位加高一尺左右。”1969年2月初，值农历腊月底，雷电交加，大雪，群言非吉兆，预料当年有灾。7月13日起两日内，特大暴雨，山洪暴发，龙河口水库以2100立方米/秒流量泄洪，同大圩幸存，石大圩于15日溃破。1984年，同大圩四乡发动民工1·5万人挑土36万方，修筑巢湖大堤。

“圩田元是一平湖，凭伏儿郎筑作圩”。圩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建筑物。同大圩民，“风俗淳厚，士勤职业，民力耕桑，崇俭约，重名教，衣冠文物，于斯为盛。”同大圩和石大圩的兴筑，以及组成二大圩众多子圩口，在凿圩或联圩时，一般都立了圩碑，可惜如今多已不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大堤防曾于上东附近发现一块被挪作水跳石的同大圩圩碑，虽字迹模糊，圩令、圩规等字样清晰可辨，洋洋大观，此碑被移存在设于新河街的同大圩堤防，后因撤销堤防，不知所终。兴筑圩口，绝非一蹴而就。新中国成立后，同大圩成立堤防，在继承历史上形成的一整套兴筑、管护圩口的经验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防洪标准，适时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圩令、圩规，如圩埂不允许栽树，挖坑式厕所、湖淀窖子，分期分批将居住在外圩埂头上的居民迁入圩内居民点，圩埂脚下六十米后又扩大到一百米范围为禁止取土区，并要求在此范围内的塘口，一律退塘还基，以便强基固本，仅此一项工程，即废田亩七百余亩。1956年起，在同大圩的东湾圩的上下东全线投工十万人，实行土方超工给资的按亩合理负担政策，远距离埂脚六十米外取土兴堤，一举扭转昔日在埂脚下取土不利于堤身巩固的惜工惜本的旧习惯。1969年大水后，全面以块石护坡，以及采用混凝土护坡，赖以抵御巢湖风浪和山洪冲刷，杭埠河右岸20余华里大部地段亦以块石护岸。上世纪八十年代，原白山区又仿照江堤，组织数万民工，历经数年，挑筑同大圩、石大圩外埂环圩公路（平台），使得二圩防洪标准大大提高，名副其实成了“铜打”、“石垒”。同大圩到建国初年，外圩陡门三十三道，关停并转成二十二道启闭机石闸。

事实上，考察梳理同大圩与石大圩内所有的子圩口成圩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嘉庆《庐江县志》在“凡例”中就说：“水利一门专指湖河塘堰足资灌溉者而言，至圩田既经按亩起科，自应列入田赋，旧志以圩口入水利，非是，兹取以归田赋庶为允当”。好在“旧志”里载有部分子圩确凿成圩时间，而大部分圩，都在此之前建成。至于原合肥县境内的圩口，我们只有根据《合肥县志》、《庐江县志》、《庐江县地名录》和其他零星资料以及口述历史，勾勒出大概成圩年代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星罗棋布的子圩口，由于报税完粮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隐瞒不报，所以，其中的一些圩口，成圩时间大多比志书上记载的要早。如顺治十三年《庐江县志》便云：“嘉靖三十一年大旱，巢湖水涸，居民钱龙等将湖滩种稻有收，呈报知县何汝章踏验，立名新丰、新兴二圩起科，秋粮米九十四石，申报抚核，以为开垦之功，一年后湖水仍旧，滩圩淹没，赔纳粮草，实贻民害”。后来的地方官，片面接受前车之鉴，即使圩成熟了，也不及时申报，故雍正《庐江县志》云：“本朝以来，诸湖之滨陆续升垦，计七百七十九顷有奇，俱在水中，荒多熟少，概不补入”，使得圩口“养在深闺人未识”，这给我们揭开每口子圩形成之初的面纱，设置了障碍。

原同大圩水利技术员七十八岁的夏成锋先生，曾以杭埠河两岸圩名作了一首《十圩诗》，浑然天成，甚是有趣：“昨宵风雨度重阳，秋老林山晚节香。临沼有龙兴胜地，东山无凤至陵岗。石头城上飞霞冷，太平桥边玉露凉。倘教灵台运四合，同大鱼米誉八方。”诗中嵌了“临沼”、“龙兴”、“东山”（肥西）、“凤至”（凤洲）、“陵岗”（肥西）、“石头”、“太平”（肥西）、“灵台”、“四合”（肥西）、“同大”等十口圩的圩名。

同大圩圩碑镶嵌于同大圩圩神庙墙壁上，圩神庙坐落同大圩的子圩东湾圩。东湾圩成圩于明朝洪武年间，当时围湖垦圩，是需要皇上批准的，东湾圩就有一面朝廷准允开湖滩建圩用绸缎下的诏书，这与史书记载不谋而合。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下令大规模地开垦巢湖滩地，“令民开垦水滩荒地建圩”“丈量升科，士民赖之，因圩在西湾之东，又若流水曲线之型，故名东湾，以志思云。”据专家介绍，这三块护堤治水碑，在全国极其罕见。虽字迹模糊，风侵雨蚀，大意仍旧可辨。

前一碑是东湾圩的圩禁碑，后二碑是东湾圩建斗门碑。

为了保圩，东湾圩历史上曾几度立了“立禁碑”，这些碑，就是圩令，“圩令大过军令”，成为抢险、救圩、兴修时人人遵守的法规。从现存的道光年间的《立禁碑》中推测，道光拾捌年（1838年），同大圩尚未联成，东湾圩是一个独立的圩口。碑文大意是，在圩埂上种庄稼、砍草，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在圩埂脚下的塘沟内挖秧泥动摇圩埂基础等行为，一经被地主和佃农巡查到了，必得予以惩罚。同大圩联圩始于清道光年间，是在三十六圩之外加了个“外套”，那外套如今总长已达89.6公里。有一句俗语：“同大圩不走走外套”，可见那护圩的“外套”之长。还有一句俗语，言的是挑圩的艰辛：“同大圩土方担把担”。

后两块建斗门的《立重修碑》，叙述的情况与现状吻合。治水建斗门“敛费派夫”采取的是“一圩一议”、和按田亩分摊的原则：“是以我等集议按田敛费派夫。”

东湾圩的西南吊，即有六月，可耕地二千余亩。圩原来是巢湖湖滩，地势不平，那就得用埂分“吊”，“吊”里面再因地势，分出若干个“月”来治水。不分“吊”分“月”拦截，放任自流，下雨时，水就流向低洼处，使低洼田成为泽国；天旱，高“吊”高“月”无法蓄水，作物只能望梅止渴。从碑记中可以看出，重修斗门，是由于先辈建的斗门，年久失修，“我等从而更新之”。“前辈在北河创建斗门工程浩大”，那绝非仅仅修一道斗门而已，主要原因是与此配套的与斗门相衔的吊内沟渠，“水路由此到南，计长数百丈”。打沟，就得费田。八十多岁的老支书胡益明说，所谓的前辈在北河创建斗门，据老辈人说，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大约六百年前。居民合议建北河斗门，用的条石是从巢湖姥山开凿而来，那石，取自元末俞通海在姥山南麓开掘的船塘，俞氏后人有一支后来就卜居于同大圩。西南吊胡姓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户杂姓，问题是沟渠主要段落必得通过杂姓田地。于是，胡家与孙张等姓协商买地。经过数轮商谈，终于谈妥，并立了协议。孙张二家不识字，胡家玩了个心眼，买通了中人，支付孙张二家一箩（锣）银子，孙张两户喜不自禁。排涝渠道修通，到了支付银两那天，胡姓将一锣银子送给孙张二户，孙张哪里买账，将胡家告到县衙。白纸黑字上写的是一锣银子，这个官司当然孙张败诉。

胡益明读过私塾，他父亲就是管水的小甲，解放前夕，父亲岁数大了，“世袭”当了几年小甲，一直当到一九五五年入社，政府在同大圩设了堤防，水利上的事由社、队管理了，他的小甲职务才自动取消。他说，他管的那月子原来也是有小甲田的，他的祖父当小甲，报酬便是小甲田的种植权，那小甲田是圩埂边缘的“脚底田”，后来，被加固堤埂，挑成了土塘。到胡益明当小甲，“脚底田”没了，报酬是抵作一担田的“工”。小甲的职责是管一个“月”的圩事，包括组织指挥排涝、挑圩、抢险，他们的标志是手提“粉板”。粉板则是派夫筹款的记工簿、分摊表。东湾圩有一句歇后语：“粉板上写字——包写包擦”，小甲依各户田亩多少，用毛笔在粉板上写上姓名、出夫数、圩费数等，完事后，拿抹布一擦，字就擦掉了。

明清时期，东湾圩的居民，实际上亦农亦渔，甚至连做田也要依赖船撑，收割时，全是水铺子，便有一句俚语：“深水田里割稻——找头一刀”。东湾圩有一则熟语更是在同大圩一带叫响：“小张圩婆娘坐在家里拉弹子”。不知此语出处的人，以为是小张圩的婆娘崇尚拉呱。实际情形是：东湾圩内的小张圩是圩口最低洼的“锅底涝”，小张圩好比是东湾圩的行蓄洪区。正常年景，小张圩只能种植一季中稻，收割完庄稼的小张圩，不久便成“洪湖水浪打浪”。男人打鱼捕飞禽，女人边织麻网，边瞅着圩内设置的“迷魂阵”，看有没有成群的野鸭进入迷魂阵内。迷魂阵是用竹竿把两面网挑成蚌壳状，有一根长约数百米的纲线，那纲线俗称“弹子”，野鸭飞进迷魂阵，坐在家里的妇女，眼疾手快，将“弹子”用力一拽，两片网便“纲举目张”地合拢到一起。

圩再坚固，破圩也是常事。同大圩至今流传一个智取赈灾银粮的故事：咸丰年间同大圩溃破，水漫金山，知县在向朝廷具报的要求赈灾的奏折中称：“同大圩，内含三十六圩加一洲……”当时正与太平军争夺天下的咸丰帝，哪里在乎一个圩口溃破，大臣启禀道，陛下，同大圩可是安徽最大圩口，三十六圩破了，自是无足轻重，只不过一洲破了，不可小觑。咸丰帝正欲御笔一批放银粮，另一大臣说，听说世界只有五洲，圩内哪来一洲之说，莫非是地方弄虚作假骗取国库银粮？咸丰帝闻之有理，便点了那位大臣作为钦差，前去同大圩察看。那个叫紫荆洲的“洲”，原来是巢湖滩上一块方圆二十亩，高出周围二米的沙渚，沙渚上杂草丛生紫荆遍地，当地居民正话反说，将其唤作“洲”。朝廷动了真格，地方慌了，要是被钦差大人发现那一洲只是弹丸之地，岂不有欺君之罪？他们千方百计阻止钦差大臣前往同大圩。地方请来一位老秀才，写了一封劝止书，书中说，同大圩本来就是水乡，地里出长虫，草棵里生蚊蝇，当下水深火热，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蚊子，如鱼得水，不但多得一拳能打一个窟窿，而且既肥又大，多大呢？居民有一则顺口溜可作佐证：“紫荆洲紫荆洲，自古多草棵，今年破了圩，变成蚊子窝，蚊子赛公鹅，嘎嘎来叫唤，砍它两扁担，还能飞过河。”钦差养尊处优，哪里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蚊子，只得作罢，赶回京城，谎称实地察看，地方禀报，全是实情。朝廷于是放了很多银粮。

东湾圩在同大圩没有联圩之前，即是庐江粮仓之一。《庐江县志》载：“明正统六年，从大学士杨士奇议，令天下义民出谷上仓，以便凶年赈济。本县开设在城一所，东西南北乡各一所，俱缭以周垣，严以扃钥，守以斗级，督以老人。”其中所述的北乡官仓就建在东湾圩，由此可见，东湾圩所在的庐江北乡临巢湖圩区，作为庐江粮仓由来已久。建官仓的目的在于：“建仓积谷，以备水旱赈贷，并给种子，丰收还官。若遇重灾，则命抚臣或遣廷臣帑通赈之。”这当然是官方的一家之言，与老百姓的感受大相径庭。当时，东湾圩经常溃破，而官仓却盆满钵满，东湾村落弟举人私塾先生胡禾馨暗中指使灾民盗窃“缭以周垣，严以扃钥，守以斗级，督以老人”的粮库，聊补无米之炊。捕快皂役将胡禾馨缉拿归案，大堂中，胡禾馨正言厉色慷慨陈词：“家住胡家湾，大门顶对白石山，书房设在迎水庵，扒粮与我胡禾馨不相干。”官府见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地点，证据不足，只好把他放了。

后来同大圩联成，年年兴修，比较坚固，财主们争相在同大圩买田建仓，最有名的要算李鸿章家族在同大圩建的两座“李府仓房”。李鸿章家族在同大圩买了近三万亩田产，是同大圩最大的业主。李家发达，购置田地，首选同大圩，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李认为同大圩的圩田不仅肥沃且有“相”。清朝在落弟举人中“大挑”，那大挑其实就是“相面”，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将脸型、身材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同”“田”，东湾圩所在的同大圩的田，四拐四方，如“同”似“田”，便于耕作。

立禁碑

历岁勤劳预筑圩堤，坚固备防水患。□□□□①不肖之徒兴锄公埂脚地，剥埂皮草，侵践不堪，亦经雨淋崩塌，故立禁止。毋许兴锄，并公埂外无脚，□□□□，各分顶头私取秧泥，伤损圩堤，况存余□备少，凡有公埂内塘外河花利梳归，小甲②埂应之，均□□□□，业③佃④巡查，概属在禁犯者，轻则受罪，重则协同追究，□□□□，立禁止为碑，晓谕。

本吊圩长：魏方本、洪朝珍、胡东曙、胡业圃、胡泽普、胡德文、胡盈泉、汪支龙

道光拾捌年二月

注释：①：字迹难辨，以□代之。

②：小甲，系过去圩内某份田管水的人，圩内管水是民间机构，与行政上的甲长无关。

③：“业”即“业主”，系田的所有者，后来称地主。

④：“佃”，租种业主田的佃户。

光绪年间重修东湾圩北大陡门碑

立重修碑

东湾圩西南窵①业佃重修北大斗门碑记

西赖埂以御水，犹唇齿之相依也，田借沟以引水，犹咽喉之莫塞也。我东湾圩西南窵六月，计种四百余担，公私埂堤一切沟路照例兴修，前辈在北河②创建斗门工程浩大，立有碑文，水路由此到南，计长数百丈，上半截沟西至方家湾月③直田埂，沟东至张家月直田埂，下半截沟西小甲田④半坌中留大路，路西泥沟一道，以苏家月脚横田埂为界，至于小斗门边沟，路东至左家月沟中，亦留大路，古名黄淋沟埂，路南沟与田齐，路北沟以孙张两月脚横田埂为界，孙月界沟宽阔数丈，中有小甲田一段，所以沟留两面者，以取泥筑埂，苏孙张等月只许取水不得取泥。今因代□，年湮斗门，不无敞漏，我等从而更新之，并昔所遗碑，久经风雨，字迹糊涂，仍述前言，付之手书，以云鉴于不朽之。

西南窵圩长：胡协斋、胡训敖、胡加尼、胡家柱、胡佑迎、胡加珠、胡和江

小甲：胡延盛、汪家书

光绪十七年季秋月上旬立

注释：①：窵，深远之意。

②：即杭埠河。

③：“月”碑为“土”字边加一个“越”字，是圩区人对圩内某一小区水系田畴的俗称，下同。

④：所谓“小甲田”，即圩内公田，供管水的小甲耕种，无粮无租，以为小甲报酬。

民国十四年重修东湾圩南陡门碑

立重修碑

东湾圩西南吊业佃重修南陡门碑记

圩赖埂以迎水，犹唇齿之相依也，田借沟以疏水，犹咽喉之莫塞也。我东湾圩西南吊北月自种四百余担，公私埂堤一切沟路照例兴修，前辈在北河创建斗门，工程浩大，水路由北到南，已立有碑记。南埂向有陡门两道，下一道被宣统三年洪水涨破冲灭，上一道年久失修，敞漏不堪，一遇天雨连绵，圩内水无所出，是以我等集议，按田敛费派夫，从而复修水路，亦由南到北。故我吊内田畴，古例南北陡门使水流灌，人人皆知，今仿遵先人行之，后世不得争论矣，民以重鉴于不朽云。

圩长：胡修奇等

民国十四年五月西南吊圩长业佃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