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又称“票庄”，以汇兑为主要业务，出现于清道光初年。票号为山西人首创，又称“北帮票号”。同治时期(1862～1874年)，浙江、江苏、云南等地商人也相继开设票号，被称为“南帮票号”。同治后期昆明也出现票号，最早的一家是山西“平遥帮”的“百川通”，继有“乾盛亨”、“云丰泰”、“同庆丰”等也在昆设号。宣统时期只剩下4家。云南光复后，宝丰隆停业，兴顺和因亏损过大作破产处理，只有百川通、同庆丰继续营业，但因业务萧条，为时不久百川通撤回山西，同庆丰改营典当。

同庆丰是云南商人创设的票号。它经营灵活，信用好，基本上垄断了公款的存、汇业务。全国闻名。同庆丰原名“天顺祥”，始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在四川重庆建号，创办人是本省弥勒县虹溪镇人王炽，主要伙友有席茂之、孔孝纲等人。继在叙府和昆明设庄。在川、滇之间经营商业。同治七年(1868年)滇省变乱扩大，昆庄被迫结束。后在渝、叙、昭(昭通)之间贸易，发展很快，与川东道官员均有往来，还承包川东盐岸。相继又在北京、上海设立天顺祥分庄，兼营汇兑业务。王炽后邀同乡俞献廷入伙。于同治十一、十二年间(1872～1873年)由俞负责来昆复庄，兼营汇兑业务，取名“同庆丰”。当时江苏协滇饷银每年10万两亦由同庆丰去办理，汇业发展很快，得益也大。继经内部商酌，压缩贸易，按山西票号规例改组天顺祥，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业务，演变成票号。光绪庚辰年(1880年)，王炽决定将昆号改为总号，自任总经理，渝号为分号。

清光绪癸酉(1883年)法军侵犯安南，云南巡抚岑毓英奉命督师救援。同庆丰共垫借饷银60万两，得到清政府和岑毓英的表彰和封典，成为当时云南商界的领袖。同庆丰营业项目，首为汇兑，以各省调剂云南协饷。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为大宗，年在数百万两之巨。其次则经营存、放款，上自督府司道及藩库、盐粮各署、各机关、善堂、书院，下至省会商行铺店私人存取，出入息差在5厘以上。渝号以盐岸为大宗，申、江、汉、粤各有不同。自光绪丁亥至宣统、辛亥(1887～1911年、)25年之间全号鸿利银达389万余两，同庆丰历年收受存款中，清朝官吏及各机关均有巨额存款，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岑五少爷存17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龙元局存76300余两，而藩库、臬台、海关、协饷等存款尤多。

同庆丰除经营票号外，还广置不动产，至清末达500余份，如西院街、民生街几乎全街皆为同庆丰所有。另外，又设有专人经营土产药材、烟土生意。在四牌坊开顺庆当，是全省最大的私营当铺。后在耀龙电灯公司的创建中先出资6万两，并参与筹划，送电前夕又拿出银元6万元，对地方公益、救济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炽、李耀庭先后去世。总号由王炽长子王宏图接掌，渝号由李耀庭之子李湛阳继任。湛阳与宏图渐生裂痕。渝、蓉、汉庄联为一气，假借汇兑套取总号现款；各省分号亦走上分裂道路。光绪戊申(1908年)以后，同庆丰事故迭起，进入衰败时期。1908～1911年结账，遭受很大损失，汉口三怡及怡生隆相继倒号连带损失13万余两，上海义善源倒闭损失47000余两，常州刘庆隆倒号损失51000余两，大发恒倒号损失14000余两，而各省官吏拖欠成为呆账的，如岑毓英欠渝号19600余两，浙抚刘景韩欠18300两，江苏聂促舫中丞欠14500余两，浙抚余晋珊欠5400两，四川盐道黄爱棠欠4700余两。如此重大损失，全号动摇，多数人营私舞弊，不顾大局，王氏决计陆续收庄。云南光复后，同庆丰已失去复兴的条件，改营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