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庭（1836～1912年），名正荣，云南昭通人，晚清年间由滇入渝，经营天瑞祥票号，多谋善贾，成为“西南首富”。重庆商务总会成立，被推为首任总理。1897年，宋育仁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报纸——《渝报》，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清政府腐败。李耀庭曾捐款支持，解决办报经费。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后，他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杨沧白），张培爵、朱之洪等人常有来往，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革命亦多所赞助。李耀庭支持其三子李龢阳（裴知）捐银三万元，以助孙文、陈绍宽“肇和号巡洋舰”起义之资，并雇请一勇士，协助爆破清庭“肇和”军舰。孙中山特亲书“高瞻远瞩”条幅相赠。李耀庭以其重庆商务总会总理的号召力，对“蜀军政府”筹措军政费用，给予积极支持。其子李湛阳、李龢阳在重庆辛亥革命中亦多有贡献。

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震撼全国，影响所至，1856年（咸丰六年），云南爆发了杜文秀起义。回族人民在杜文秀带领下，从蒙化起兵，攻克大理，威震滇境。清政府急调军队和团练入滇镇压。李耀庭率领乡勇，参加迤东一带战斗，他作战勇猛，任过游击、都司、后以战功，获得即补县正台的功禄，改捐郎中，封孝义大夫。其祖、父皆得荫赠。

李耀庭在军中结识了广西桂林人岑毓英。1856年，岑毓英率乡勇入云南迤西作战，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攻破大理，斩杀杜文秀。明 ？年，历时十七八载的一场回民起义全被剿平。岑毓英由此发迹，官至云贵总督。李耀庭尝与换贴为金兰弟兄，成为通家之好。

当战事移至迤西，迤东平静之后，李耀庭即弃军从商，以有限钱财，做起马帮生意，把云南的茶叶、烟土运去叙府，把四川的食盐、杂货运回云南。稍后，李耀庭与人合伙，在叙府开设“荣茂公商号”，大约经营了10多年，终以时局不清、业务不景气、亏累不堪。在1880年（清光绪六年），收去生意来到重庆，进入了“天顺祥票号”。

天顺祥是云南巨商王兴斋创办的。王兴斋名炽，字昌国，云南广西州十八寨人，与李耀庭同庚。弟兄四人，父及三兄均早故，家计窘迫，母纺织以维生。兴斋弃学作贾，小本经营，家境稍可过。杜文秀起义，波及十八寨，王兴斋乃招集乡勇，击退围攻十八寨的义兵，解作州城危急，奏保武职，委办广西四属安抚事宜，辞不受。

1865年（同治四年），迤东稍清，适值川乱，王兴斋有志远方，率子弟赴川投效，抵叙府，蜀事已平，决心在川贸易。到了重庆，见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商业繁盛，条件优越，宜于设庄。遂择所带之人老成谙练者随同作贸，余则资遣反滇。

其初不过有资数百金，难敷周转。适值滇省富户逃难来渝的不少，素仰兴斋之名，或借助资金、或托寄银两回家，筹款获千金，正式设立起“天顺祥商号”，并于叙府设立分庄，在昆明以天顺祥招牌附设于公盛行内。自此，王兴斋往来川滇之间，由滇运鸦片入川，由川办广布、湖布、川杂等回滇，络绎不绝。1868年（同治七年），云南省城为杜文秀义军所围，王兴斋收歇滇庄，货物运昭通、叙府估卖。时与荣茂公交往，因识李耀庭。

李耀庭老成练达，王兴斋一见，大为器重，彼时即有心约其进号。李耀庭时为荣茂公伙友，不便脱身。到1880年（光绪六年），荣茂公收庄，李耀庭乃要求入天顺祥。王兴斋得其叙府分庄函报：“荣茂公已收庄，耀庭托人推荐入号，但荣茂公生意有亏折，欠本记（指天顺祥）银2500金，欠外款5000余金，必须筹还欠款后才能脱身。”

王兴斋当即复信说：“欠本记之款不必追讨，言明由伊缓后归还。至欠外之款由本记负责代认，不出五年还清。如债主允许，嘱耀庭速来渝面商。”

李耀庭看到此信十分感动，对叙府分庄负责人说：“我与兴斋不过一面之交，承如此器重，如此慷慨好义，此情此义，未知何日能报也。”一月后，李耀庭将荣茂公事务结束清楚，欠天顺祥2570两，以后归还；欠外款5000余两，由天顺祥出字据，负责代还。

李耀庭来到重庆，王兴斋同他作数日交谈，十分投契，意其精明练达，实在天顺祥老伙友孔孝纲、席茂之之上。因此，王对他说：“在前席茂之、孔孝纲、俞献建等无银入伙，余每人分与人力鸿利10股。今兄进号，亦无银入伙，仍照分兄人力鸿利10股。余占10股，另2股为公股，共合52股。将前账截至已卯年（1879年）止。兄自庚辰年（1880年）进号，股份自庚辰年起算。每三年算大账一次，长则照分，亏折则照抬。挨三年算账后，所分鸿利，除支用外，余存若干，即转作银本。如存银1000两，下账加分银本鸿利1股；存银1万两，加分银本鸿利10股。1万之外，纵存有三五万，均不能作银本分鸿，只能照算息银，不能与余之银本比例。惟所存鸿利，不得随便动用，使数账后，每人之根底亦厚，号内之资本亦固。如存银用亏，下账即无银本分鸿。”

李耀庭听到，感佩无已，即照此入伙共事。后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两次结账，李耀庭即以所分鸿利还清了天顺祥为荣茂公偿债的垫款。

李耀庭入天顺祥时，天顺祥已经营了大约15年，具有相当的规模。当年王兴斋初到重庆，迎面见大鱼陈列市场案桌上，喜为吉庆有余之兆，发祥或即在此地，因取号名为“天顺祥”，重庆、叙府、昆明皆设庄。

某次，唐鄂生中丞，名炯，督办川省外务，急需银10万两，商之重庆各票号，俱感数大难筹，尤恐难得归垫，无敢应者。王兴斋闻讯，请时在重庆任盐务委员的同乡张海槎面告唐炯，愿为筹款。唐闻之大骇，说：“各西帮票号均不敢承认，伊乃一生意字号，曷敢任之。尔去领他来，吾见一面，方能决定。”

翌日，王兴斋随张见唐，唐优礼相待，再三询以有无把握？王兴斋毅然表示：“如蒙不弃，不出10天，即将银10万两如数兑交。”

唐甚喜，每100两给汇费3两。王兴斋回去，绝不张扬，本号不足之数，托词办货需款，密向西帮票号、商帮和同乡富有者商借。王兴斋平素信用昭著，有求必应，八天内即凑齐10万银两，请张海槎回报，当晚8时送到。王兴斋精心设计，做好纸灯笼100个，每个写上天顺祥字号。雇挑夫100名，每人挑银1000两，挂灯笼一个，浩浩荡荡100挑，由王兴斋率领解交。所过之处，观者如堵，一时轰动山城，天顺祥声誉益隆。

那时，天顺祥发展了三方面业务：一是汇兑。起初，王兴斋应川东道库急需，为解款3万金，川东道姚某大奇之，即劝其开设汇号。浙江帮票号乾盛亨的重庆管事孟某，亦力主其添设汇号。代唐炯垫款10万两后，王兴斋即派管事席茂之带领司事二人持唐领款文凭赴京领兑，并在北京、上海设庄贸易，兼办汇兑。二是做盐岸。为唐垫款后，唐常向王兴斋询问盐务商情，王总以苏民困为善政陈言，得唐首肯。遂分得几处盐岸经营，日以发达。三是解协饷款。滇省绿营官兵俸饷，有闰之年，需银70万两有奇，无闰之年需银64万数千两。杜文秀起义，仓卒有事，筹饷维艰，每月所短，应由外省协拨。

约在1877年（光绪三年），岑毓英疏奏：“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由此，所有成都协饷、泸州协饷、江苏协饷，由京发滇协饷，概由天顺祥领汇。

从此，天顺祥已由字号发展成为票号。不但在重庆、叙府、上海、北京有庄，汉口、江西也已设庄。昆明当年设庄，曾受捐输逼迫和西帮的打击，王兴斋发誓天顺祥永不在滇设庄。这时，乃另起同庆丰牌名，设于昆明，与天顺祥虽异其名而实为一家。

李耀庭进了天顺祥，即被派往汉口、上海，了解风土人情，调查生意情形。不久，王兴斋丁母忧，回滇奔丧；滇号管事旋又病故，王遂坐镇在滇，以滇号为总号，渝号为分号，委李耀庭任渝号管事，坐镇重庆，分理下属各埠事务。凡外埠之管事、司事，总号派出后，均须先到重庆与李耀庭相晤，再分派某埠，外埠司事帮期届满，滇号无人可派，即由渝号派往接事。滇号与各埠汇兑，无论收交，均报渝号过账。外埠各号与滇号收交，亦分别报渝号过账。一般汇兑，买卖业务以号信通报，抽调接济等秘事以密信商约，紧急要事专快信报闻。凡此诸事均由李耀庭负责。总号虽设昆明，渝号实为天顺祥的业务中心，李耀庭成了天顺祥的实际经营者。

李耀庭主持天顺祥渝号，添办滇边各盐岸，接洽官商各界，重庆的号局日威，李耀庭的名誉日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岑春煊调四川总督，岑春煊及岑毓英之子，与李耀庭次子李湛阳有金兰之交。岑春煊到重庆，径去天顺祥拜会李耀庭，称以世伯。李耀庭身价益重，人称为在野“相爷”。李耀庭善于择人，经其延揽入号的多达百余人，与王兴斋在昆延揽的相捋。后在重庆商界名闻一时的杨廷五等，即出于天顺祥之门。天顺祥营业蒸蒸日上，存放汇兑相当发达，藩库、盐粮分署、书院等等的公款，商行店铺的营运资金，都存入天顺祥。凡协饷、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上京赶考、进京公干的盘费，都由天顺祥汇去。富家捐官，如汪云松捐吉林五常知府，魏羽丞捐巴东县正堂，捐银都由天顺祥承兑。卸任官吏解银回家，吞没其无人收领的款项，亦所常有。特别在中法谅山之役，筹垫饷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收存出逃王公存款，贱买出逃者的财物，均获厚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天顺祥赠银以助，更得清庭欢心，增加了政治资本。

在同光之间，天顺祥威极一时。当时全国共有18省，它已分布于15省。总号在昆明，指导业务的中心在重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九江、西安、济南、叙府、成都、开封、长沙、南宁、贵阳、泸州、福州、太原等地均有分号。还在香港有号，海防有代理处。业务机构几遍全国，延至海外。在重庆还设有乾元钱号，办理银子的进出；开办利生金厂，改铸各色银锭，划一成色。天顺祥成为了南帮票号的佼佼者，堪与三晋票帮相匹敌。到光绪末叶，随着欧风东渐，经济形势急剧变化，钱庄、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相继出现，票号式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王兴斋逝世，其子继之，力不能逮。王、李二家渐生裂痕，天顺祥格局大变，业务大衰，各处多有亏空，广州分庄亏折数百万，尤伤元气。1911年（宣统三年），王李二家派人到各分号结账，结一处收一处，煊赫一世的天顺祥基本结束。

李耀庭经营天顺祥的时候，近代工业已开始发展，洋务派由“求强”，发展为“求富”，从兴办军事工业发展到兴办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也开始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甲午战争（1894年）前，全国已创办了约100多个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缫丝、纺织、轧花、面粉、火柴、造纸、造船等近代工厂相继出现。李耀庭经营天顺祥，积聚了大量财富；他自己经营的祥发公盐号，也积攒了不少资金。面对新的形势，他便由商到工，发展实业，卷入新的浪潮。

1899、1900年间（光绪二十五、六年），李耀庭在蓬溪设立顺昌公司，试开石油，开挖油井，经营几年，颇有成效，还派人去日本考察学习采油技术。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李耀庭投资，由其次子李湛阳出面，与他人合股在重庆创办烛川电灯公司，以“抵制洋油，开通风气”。他家还投资自来水公司，发展公用事业。

1909年（宣统元年），他以三子李龢阳出面，认股银2万两，赵资生认股1万两，加上申借官帑1万，顶下重庆商人王静海开设的永清祥丝厂，改名为潼川锦和丝厂，设总号于重庆，由李龢阳经理。

随后，李湛阳与周善培等奏准开办川江轮船公司，以维护川江航权，重庆绅商筹资，李家共投资3万两。1913年（民国2年）李湛阳被选为总理。

在这个时期，李耀庭还开设了信记钱庄，发展新式金融事业。李耀庭来重庆，在30年间，已成为屈指可数的百万富商。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倡组云贵公所，与早已成立的八省公所并列，出任会首，以联络团结云贵同乡及其在渝商人，维护其业务经营和正当权益。1904年（光绪三十年），按照清政府《商会简明章程》的规定，重庆与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广州、厦门同称重要商埠，设立商务总会，李耀庭被公推为首届总理，于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多所尽力。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赈灾、救荒、修桥、兴学等等，都捐以巨款，为人所称道。云南总督林绍牟为之奏请旌扬，礼部准予建坊立祠，在原籍昭通修建了李氏宗祠，在重庆的别墅“礼园”中立有“孝义台”。

晚清末年，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活动于海内外，声势浩大。革命风气影响到李耀庭。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宋育仁到重庆创办《渝报》，鼓吹新思想，李耀庭捐款支持。重庆商务总会成立，李耀庭主持会务办起《重庆商会公报》，鼓吹发展实业，抵制洋货，倾向改良主义。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重庆商会贴出楹联：“古人忠愤，异代略同，借热情规划商情，要与前人分一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望大家保全时局，莫教美利让诸邦。”表达了商界的态度。

李耀庭两个儿子参与辛亥革命，都得到了他的支持。李耀庭所出，长者为女，次子李湛阳，号觐枫。李耀庭为他捐了侯补道，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手下任三品衔劝业道，被派往日本学警政，回国后任广东巡警道道台（全省警察与司法的最高首脑）。四川保路风潮发生，端方率鄂军入川，适李湛阳回家省亲，端方畀以新巡防军统领，由他扩募新兵，同盟会革命党人杨沧白等多与李湛阳熟稔，常向他讲述革命形势，趁其招募新兵，介绍一批青年同盟会员渗入巡防军，充任中下级军官，控制了这支队伍，不鸣一枪一弹，重庆即得到反正。人们推李湛阳为都督，他坚辞不受。及至夏之时部入城，革命党集会于朝天观，与会者二三千人。重庆知府钮传善不至，钮同李湛阳是儿女亲家，革命党人向楚、朱之洪偕同李湛阳前去督饬钮传善到场，连同巴县知县，尽都跪地剪辫投降。蜀军政府成立，李湛阳被任为财政部长。

三子李龢阳，号裴知，留学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支持重庆反正。1915年（民国四年），孙中山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上海发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需筹集经费。陈其美商诸杨沧白，杨沧白去向李龢阳借款，李龢阳慷慨捐助3万银元。孙中山得知，手书横幅“高瞻远瞩”相勉励。在反袁斗争中、李龢阳在上海，还掩护了梁启超，特为租一所房屋借他隐藏，并出资找英国巡捕房派两名巡捕站岗保护；上海北洋军要押“蜀通”、“蜀亨”两轮去运兵，主持川江轮船公司的李龢阳得到杨沧白告知后，不顾经济损失，立即到船厂叫工人连夜秘密卸下船舵，报称船舵已坏，不为袁世凯运兵去四川打护国军。

李耀庭晚年将经济事务交由三子李龢阳管理，自己退居二线，在城西鹅项颈修建别墅，建成以苏式园林为主的庭院。初以藏有康熙的《宜春贴》命名“宜园”，后以李耀庭素常标榜“生而好礼”定名为“礼园”。地势绝佳，俯瞰两江，风景优美，园林之胜，甲于重庆。李耀庭息影园林，以娱暮年。

清末民初，云贵总督林绍牟、四川护院王人文、四川盐茶道赵藩、四川议长蒲伯英和赵熙、向楚、宋育仁、王闿运、郑孝胥、蔡锷等军政大员，文人学士，都是园中的座上客。民国年间，熊克武驻重庆，伫足于此。抗日战争中，园为蒋介石所占用。今则改造成为鹅岭公园，成了山城人民的文化活动园地。

先前，李耀庭在云贵公所举办70寿宴，已是喧动山城。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全城“丐头”都送寿礼。最负盛名的是燕喜园包办寿筵，餐具均在景德镇定制，每桌三个穿特制服装的招待，每晚川戏、汉戏、名角会演。足足闹腾了一个月，豪奢糜费，一时无两。

1912年（民国元年），李耀庭以76高寿病逝于太平门李楼，入葬礼园鹅公包上，其葬仪更胜于70寿仪。送葬行列从太平门出发，前头已抵达鹅顶，后面还有很多要未起步。自太平门至鹅岭不下一二十里送葬行列之长，人数多之，仪仗之盛，可以想见。棺材用64抬，沿途香案路祭，锣鼓喧天，鞭炮不绝。所发孝布专从沙市选来，送葬者坐轿与否一律发轿钱。送到礼园，一律盛筵招待，这样的大出丧，为重庆所罕见。

李耀庭父子与辛亥革命

作者/程仲澄女士（李龢阳先生发妻）

今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我的心情特别快慰，尽管辛亥革命过去整整70年了，但当时许多事情恍如昨日，记忆犹新。辛亥革命为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多少仁人志士群英荟萃，为了中国有个繁荣富强的明天而前仆后继，为国捐躯，今天想起来多么值得后人钦佩。我经历了几个朝代，今年93岁，幸福地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见到祖国蒸蒸日上，又听到祖国的统一有望，这一切都可以告慰于先烈们了。这真是欣逢盛世，晚年得福，我欣然提笔，抒发心怀：辛亥70年，革命创业难，际兹庆祝日，先烈应心安。

提起辛亥革命，我的家庭有四个人和它有关。我的公公李耀庭，他是清末重庆总商会的首任会长。二哥李湛阳，蜀军政府成立以后担任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娘家的亲哥哥程元直，辛亥革命成功后，先后担任过成都和重庆的法院院长。另外，就是我的先夫李龢阳，号裴知，大力支持过孙中山先生以及蜀军政府的成立。

李耀庭生于1836年，原籍是云南省昭通府恩安县人。他的先辈是和彝族杂居的汉族农民。幼时家境很穷，是个读书不多而灵活聪明的劳动汉子。十多岁为生活所迫，离家从军，因作战勇猛，立下战功，曾获“即补县正堂”功禄，封孝义大夫。其后弃军从商，为云南“天顺祥”票号老板所器重，被派往重庆经营“天顺祥”票号业务，生意很为得手，连年均获厚利，分支机构遍及汉口、上海、江西、北京、广州、成都、昆明。李耀庭攒积钱财，除在“天顺祥”有股本外，还给二哥湛阳用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后来，湛阳同两广总督岑春煊结拜“兰交”，加之李耀庭和岑父岑毓英早为世交，因此，更加蜚声商界。在云南和重庆，提起“天顺祥”，和李耀庭的名字就分不开了。李耀庭对辛亥革命是拥护和支持的，曾作过一定的贡献。

李湛阳极受乃父宠爱。他在岑春煊手下任劝业道台，以后又派往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改任两广巡警道台，受委重任。李湛阳奉父耀庭迁居重庆后，常与上层官府来往，迎新送旧于重庆当时东大路的“十里长亭”——遗爱祠。端方率鄂军过重庆，委旧相识李湛阳为巡防军统领，由报扩募新兵，充实队伍。同盟会革命党人杨庶堪和李湛阳很熟，经常向李详细分析清朝地方官吏情况，为了争取和瓦解驻守重庆的武装力量，便电邀他在渝招训新军兼统督署亲兵，趁李湛阳招募新军之机，介绍了一批青年同盟会党人渗入巡防军。当时，巡防军主力驻扎重庆，更有机会控制这支队伍，作为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为推翻清朝统治作好准备。果然，当辛亥革命期间重庆宣布独立时，李湛阳立即暗示新军倒向革命，输诚效命。蜀军政府成立以后，他被推选担任蜀军政府的财政部部长。

先夫李龢阳（即裴知），排行第三。于前清光绪年间和胡寿生一起东渡日本求学，得识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孙中山先生发给裴知党证一件。我还记得那张党证是一张比较厚硬的纸折叠而成，参加者盖有本人指纹，封面写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4句话16个字。封底印的有类似说明的几项条文，其中有“持此证可享本党总章规定的一切权利；持此证到本党各高级机关无须介绍”等等。

我们家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做票号（天顺祥）的，以后由票号而工业，到地方实业。曾先后投资经营过锦和丝厂（辛亥革命后改名锦纶丝厂）、川江轮船公司、自来水公司、烛川电灯公司，以及信记钱庄等企业。裴知竭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干革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他曾一次捐输3万银元支助孙中山先生作“肇和”起义费用，并遍及雇请了一名勇士，协助当时担任革命阵营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爆破清朝的“肇和”军舰。为了此事，孙中山先生当时亲书“高瞻远瞩”四字横幅赠送裴知，以兹奖励。我们全家感到无比光荣，留作家宝传之后世。

蜀军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庆地区的胜利。当时，李耀庭和杨庶堪（杨沧白）、张培爵（张列五）、朱之洪（朱叔凝）、熊克武、但悉辛常有联系来往。1911年11月22日，也就是蜀军政府成立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个个精神焕发，人人眉开眼笑，附近街道人山人海，全城老百姓欢呼“反正了！”“独立了！”“民国万岁！”盛况空前，共庆推翻满清宣布独立的辉煌胜利。当天，杨庶堪、张培爵等通电，宣布重庆独立，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重庆蜀军政府”，宣布废险宣统年号，从此结束了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喜讯传来，正当我生下第一个男孩，全家更是高兴，为祝贺辛亥革命成功，双家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光复”。七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欢乐景象，使我终身难忘。

蜀军政府成立后，大家一致公推杨庶堪先生为重庆蜀军政府都督，他谦辞让贤，不负政府执行名义。后来大家才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付都督。杨庶堪在诗中曾有“余亦从张公，渝州揭汉族。”充分表达他对革命的高尚情操。本来当时大家推选李湛阳和李裴知两兄弟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而裴知坚辞不就。曾建议将财政部副部长一职由大排行第五的一个堂兄李临阳担任。但裴知对杨沧白先生凡为军政费用有所筹借的事，他都积极支持。

李裴知（李龢阳）一生克勤简朴，不愿做官，着重实务，为人民做好事。现在的鹅岭公园是我家公公李耀庭的别墅，原名“礼园”，园内“绳桥”，就是他指导石工所建。裴知喜欢结交社会著名文士，重庆的陶闿士、文伯鲁、赖以庄等和他都很相好。他还自己掏钱，亲自监工、设计，支持陶闿士在米花街（现八一路）修一座院子。文伯鲁在鸡街口（现五四路市中区饮食服务公司对面）修的“寿霜药房”里面的大院，也是李裴知设计、点工，亲自监造，亲自贴钱修的。他还亲自修建人和湾码头，“人和码头”四个字就是我的大儿子李天溟写的。我家共有12个孩子，裴知常教育孩子不坐轿、不骑马，穿草鞋步行，吃粗米淡饭，着粗布衣衫。他把家中所有紫檀木、大理石桌椅送人，而做一些木桌椅。要孩子们学木工、泥石工，学一门手艺，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民国元年，公公李耀庭去世。民国9年，二哥李湛阳去世。李裴知便把“礼园”管理权交给解放前作过两路口“区长”的何佑臣，把“信记钱庄”上海分号，全部托给宜宾人邵季高负责。裴知于民国19年去世。

李裴知的前妻杨氏患肺病死后，我23岁与他结婚。我是成都名门程海门的女儿。祖父程祖润曾著有《妙香轩诗集》。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女子不能外出读书和参加社会活动。尽管我没有进过学堂，我哥哥弟弟在家中教我读书。我的哥哥程元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弟弟程仲瑾，也曾在北京大学读书。还有我的姐姐程伯真，她的思想进步，是秋瑾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平时，我抱着一本《康熙字典》学识字、念书，故能写点旧诗词。以后随先夫裴知去过上海、武汉等地，在上海我曾听过孙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在那个时候，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皇帝，而孙中山先生他们提出了革清朝的命，建立共和国，要平均地权，真是了不起的人啊！平时，我常听到裴知给我讲有关辛亥革命的事情，凡是裴知支持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事，我就积极支持。今天，他们都去世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胜利完成，假若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会同我一样，是十分高兴的。

（选自《李耀庭父子与辛亥革命》，刊登于1981年10月11日《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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