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洪（1871～1951），字叔痴，祖籍安徽省泾县，生于四川省巴县鹿角场（今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1903年，与杨庶堪等发起、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后负责宣传、联络工作。

一八七一年出生在巴县一个小手工业家庭，幼年时期，从师学习程朱理学，与梅际郁、陈崇功、杨庶堪、向楚等同乡结为好友，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讨论国事，逐渐树立起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一八八八年，进川东书院读书，并与名宿杜成章等人发起创办正蒙公整，自编讲义，教授生徒。

一九O三年，在杨庶堪、梅际郁等人的倡导下，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在重庆五福官成立，它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为作用”，大量吸收工商界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朱之洪与其弟朱必谦等人加入了公强会，并积极参予活动。

一九O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人，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于同盟会正式成立前的八月十四日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并代表杨庶堪、朱之洪等人入盟。一九O六年初，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推杨庶堪为首盟，朱之洪主持党务，主管宜传、联络”，并决定先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一九O七年秋，朱之洪与向楚一道，应川南永宁中学堂监督杨庶堪之聘，前往该校任教，他们仍以学校为阵地，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很快便在川南建立起革命基地。

一九O九年至一九一O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革命党人又陆续聚集重庆。当时，全国及四川各地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涨，武装起义连绵不断，重庆的革命党人考虑到重庆的具体情况，决定暂不起义，仍然利用一切关系，控制重庆教育界，继续扩大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机而动。朱之洪出任川东师范学堂学监及重庆教育会会长，大力宣传革命，为重庆起义作准备。

一九一一年五月，腐败的清府在帝国主的指使下，宣布“铁路国有”，并派端方为筑路督办大臣，强行将民办川汉、粤汉两线筑路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恨，六月十七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全川各地纷起响应。二十八日，重庆界召集股东代表大会，成立了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朱 之 洪被 推为会长 。八月五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开特别股东大会，同盟会重庆支部派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的身份前往参加，临行前，朱之洪曾与杨庶堪商讨此行的任务及策 略，杨对朱说:“争路权仅为枝叶，蒲，罗诸人不足以言革命大业，此行宜和成都同志商讨决定发动策划。”朱之洪到成都后，即按照杨庶堪的意见，一方面出席股东大会，公开抗争，一方面又与革命党人龙鸣剑、曹笃、张顾以及凤凰山新军内的同志秘密举行会议，筹商方略。大家一致认为，成都自丁未 (一九O七年) 起 义 失 败 后，革命党人或被捕杀，或逃亡各地，革命力量大为削弱，而清政府的防范又十分严密，要在成都起事，显然难以成功。最后决定先在各州县发动起义以孤立成都，进而夺取成都，并派遣专人到各州县联系策动。

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赵尔丰制造了屠杀请愿群众的“成都血案”，成都处于清政府的残镇中,各地股代被离各地保路同志军纷纷起义，围攻成都。朱之洪纵观当时局势，认为斗争必将因此而扩大，这正是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遂星夜返回重庆，向同盟会重庆支部汇报了成都的情况。

早在九月初四川各地开展抗捐抗税以抵路款的斗争时，清政府便急令端方率领鄂军入川弹压。端方入川途中，朱之洪受重庆保 路 同志 协会之托， 刘祖前往率节会见方，端方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力陈“四川川保路，并非作乱，都是由于赵尔丰一味滥用武力弹压，激怒川人所造成。”同时向端方提出三项要求:一、请伸川人冤抑，二、请罢入川军队，三、请释蒲罗诸人。端方“以川人称乱率兵乃朝廷命令，不能中止”为由拒绝了朱之洪的请求。

为了增强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准备重庆起义，朱之洪趁施纪云(涪陵人，旧与端方识)在总商会召开官商学会议之机力争举办团练“以维持地方序”，施纪云重庆知府传多方阻扰，但在朱之洪、江潘等人的坚持下，遂决定由总商会筹办商团，士绅筹办民团。重庆同盟会支部也就乘机派出大批党人渗入其中，争得团内领导职务，从而控制了这两支武装，为起义创造了条件。

随后，同盟会重庆支部召集附近各地的革命党人在重庆举行秘密扩大会议，公推杨底堪主盟，总理一切事务，朱之负责联络官绅商会，并与客军交涉，其余人员各有分工。朱之洪接受任务后，便积极开展工作。时值夏之时所率龙泉驿起义部队抵达江北黄桶树，渝中官绅对夏军东来深为疑俱，为防止夏军进城“扰乱”民生，重庆总商会决定送夏之时三十万元，并推朱之洪为代表，与夏之时商谈。重庆同盟会则乘机向朱之洪布置,在晤见夏之时时，商讨策划起义事宜。朱之洪在黄桶树面见夏之时，商定了夏军入城日期。返渝途中，朱之洪又说服龙隐镇、浮图关等处的水警及巡防军归顺革命，赞助起义。十一月二十一日，夏军进抵磁器口，杨底堪密约各界代表在总商会开会，计议重庆独立问题。会上，朱之洪报告了与夏军接洽之情形并向大家宣布，夏之时已决定率所部于二十二日全部开进重庆城，以促成重庆独立。这个消息大大鼓舞了重庆革命党人的斗志。次日凌晨，夏军抵达浮图关，知 府钮 传善 怆惶 关 闭九门，宣布重庆戒严，朱之洪不顾生命危险，偕张颐取道通远门迎接夏军。守门士兵拒不开门，朱之洪翻越城墙，到两路口与进城的夏军相遇，告以城中反正消息，欢迎夏军进城安民。与此同时，杨底堪、张培爵等人也在城内积极活动，召集全城官绅商学各界代表数百人在朝天观开会，宣布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十一月二十三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在商讨蜀军政府的人事安排时，有人推朱之洪为都督，朱之洪衣示坚决退让，结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朱之洪为高级顾问兼大汉银行行长。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蜀军总司令林绍泉阴谋发动叛乱，朱之洪积极协助吴玉章进行处理，并受蜀军政府之托，同与林绍泉有勾结，此时已率兵抵达石桥铺的川南都督府参谋余大鸿联系，向余陈述利害，迫使余交出所率武装一营，从而保证了蜀军政府的安全。

一九一一年底，成都同盟会员董修武、杨准等人，首倡成渝合并。杨庶堪、张培爵、朱之洪等人皆表赞同。蜀军政府遂致电大汉四川军政府，决定派高级顾问朱之洪为全权代表进行会商。朱之洪前往荣昌的烧酒坊，与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全权代表张治祥会晤。一九一二年-月二十七日，张治祥、朱之洪在重庆签订了《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十一条，三月十一日，成渝两个军政府正式合并，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宣告四川统一。不久，朱之洪又被推为同盟会烈士纪念会四川支部理事。在任期间，他请求抚恤在辛亥革命中死难的诸先烈家属，并致电稽勋局，要求改各省会馆为忠烈祠，此外，他又筹备中山平民医院，搜集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四川革命党人的事迹，与童宪章等人合编成《蜀中先烈备征录》六卷，为后人研究四川辛亥革命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一九一三年八月，熊克武等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重庆揭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朱之洪出任川东安抚使。不久，“二次革命”失败，朱之洪被迫逃亡日本，首次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一个下雨天，朱之洪 正在住 所补袜子，孙中山突然冒雨来到，朱急忙收拾针线，起身相迎，孙中山见状后，笑着说:“吾辈革命虽苦，但为使后人乐耳!”拿着朱的另一只袜子，取来针线，与朱之洪促膝坐，边补袜子，边谈国事，十分融洽。朱之洪受到孙中山的这种关怀，十分激动，再也舍不得穿这双象征着革命情谊的袜子。孙中 山 还亲自书写了“天下为”、“海阔天空”两幅横额，赠于朱之洪。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当权者多次邀请朱之洪出任川东北道尹，或四川财政厅长等职，但他一概拒绝，仅任顾问和四川省议员，后又担任众议院议员、南北议和代表，川、滇、黔促进会代表等职。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川国民党“总土地省党部”成立，朱之洪曾参予其事。一九二八年，朱之洪与重庆绅商温少鹤、李公度等人发起创办 重庆大 学。一九三三年，主持《巴县志》的修撰工作。一九三八年，被 选 为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一些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居正、等人认为:重庆是邹容的故乡，烈士虽死，其精神长存，他们为纪念烈士，倡议创办邹容中学，并公推朱之洪为筹办邹容中学的董事长，三月之后，邹容中学在重庆市大坪马家堡建成。

全国解放后，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朱之洪，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被邀为重庆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逝世。

朱公逝后，葬于老家巴县鹿角，原址三面倚山，小溪流淌，形如坐椅，遥相远望，似见前贤正襟危坐。陈卓毅老先生不无感叹地说，“三爷”墓以前曾被盗过。后来当地开发，由开发商出资将亡灵请至不远处安息，这便是朱之洪墓，地处茶园立交和加油站之间，被称作“玉马公园”的地方。

朱之洪纪念林由其半身纪念雕像和树林组成，雕像高1米左右，材质为白色大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