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1857—1931年），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大岩凼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

宋育仁早丧父母，随伯父读书广汉，18岁中秀才。光绪二年（1876），由张之洞创建的尊经书院在全省选拔优生，成绩优异的宋育仁成为首批一百多名入选者之一。时任书院山长王闿运主张“通经致用”，宋育仁深受影响,写出《周礼十种》，后成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思想根基，他的才华受到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工部尚书潘祖荫等人的赏识。由于尊经书院以重振蜀学为宗旨，造就了一批“蜀秀”英才，终成蜀中模范书院。其中，富顺宋育仁、绵竹杨锐、井研廖平、名山吴之英同称“尊经四杰”。四杰之中宋育仁、杨锐二人尤为突出，被山长王闿运喻为“宋玉、杨雄”。

光绪十二年（1886），在尊经书院期间中了举人的宋育仁入京会试，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成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三甲第46名进士，因为在朝考中表现出色，被选入翰林院作庶吉士。光绪十三年（1887），三十而立的宋育仁写成领风气之先的《时务论》初稿，阐述变革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引得朝野耳目为之一新，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名家陈帜评价他“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

光绪十五年（1889）春，宋育仁通过了三年一度的庶吉士毕业考试，正式留任翰林院检讨一职。同年，朝廷举行光绪帝亲政、加冠、婚庆三大礼，激发了维新派的政治想象与热情。宋育仁献洋洋二万余言的《三大礼赋》，光绪颇为赏识并命翁同龢引见，一时文名大显。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广西学政，深感革新须重实际，遂撰《时务论外编》，专论外交，又撰《守御论》，提出大治军旅以重边防。

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

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

谋既定之时，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

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膺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们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1896年，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设立商务局，兴办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为四川绅商领袖。

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成功及后来的国是所归，对主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宋育仁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历史演变。血与火，不是他向往的未来。血洒京城的“戊戌六君子”中，四川人杨锐、刘光第是他的同道和好友，后者还是他的富顺同乡。他的悲痛难与人道。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成为成都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

1914年，宋育仁赴京任国史馆纂修并主持馆务；

1917年，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

1920年，任四川国学会会长；

1921年，任四川通志局总纂。

宋育仁晚年隐居成都东郊狮子山“东山草堂”内一心修志著书，不问世事，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

宋育仁逝世于1931年12月5日，葬于“东山草堂”对面竹林之中。此前他自印《借筹记》若干，临终时嘱托将此书赠前来吊唁之人。

1897年，宋育仁创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家爱国杂志《渝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重庆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宋育仁著有《时务论》、《采风记》等著作。其墓在成都市锦江区幸福梅林，有其故居东山草堂。

此事已过去一百多年，关于甲午战争的史书于此事又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差不多已被遗忘。在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年即将到来之际，希望有更多的人知晓其借筹之事，并使其得到告慰。（四川理工学院历史系 教师 刘菊素、黄宗凯）

2006年，三圣乡政府在今“幸福梅林”一带择地重修“东山草堂”，并立宋育仁石刻像，为这个著名休闲之处增添了历史文化氛围。

2008年9月，“东山草堂”毁于雷击引起的大火，所幸宋育仁墓亭无恙。

2018年，由自贡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电影《赤血伦敦1894》正式拍摄。这部影片讲述了“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