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墨二家学术渊源深厚，其名辩学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由于现代符号学兴起并大规模引入中国学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所以此前对名墨思想的探索集中在哲学逻辑学领域，此后学界才开始用符号学思想方法解析名墨学术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名墨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发轫期，九十年代为兴盛期。在老一辈学者的推动下，名墨符号学研究得到了拓展。新世纪的十年则为名墨符号学研究的深化期。
所谓名家，据伍非百先生言，即是专门研究与“名”有关学术的问题，如名法、名理、名辩等，其中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学者主研“正名”、“析辞”、“立说”、“名辩”等学问，被司马谈、班固命为名家，“‘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二百年，蔚然成为大观，在先秦诸子学术中放一异彩，与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立为三。”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的另一学术流派，其学说保存在《墨子》一书之中，今存《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系后期墨家学派的学术观点，晋朝鲁胜曾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抽出来命名为《墨经》或《墨辩》，并在《墨辩注叙》中云：“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 认为名家公孙龙皆祖述墨家之学，而名家学说幸乃《墨辩》传存下来。近人胡适虽不承认名家，但是将惠施、公孙龙等视为墨家别派。名、墨二派皆关心名实之学，如《经下》第六十八条谓：“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不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也。”这一条基本上是针对公孙龙“彼彼止于彼”而发的，是对公孙龙学说的补充发挥。
名、墨二家的名辩之学汉代后湮没不彰，至晚清诸子之学研究复兴，名、墨诸家之学才得以重新为学界所重视，但是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辑佚、考证、训诂诸方面，如陈澧的《公孙龙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等。这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扎实可靠的资料，功莫大焉。清末民初，西方逻辑学东渐，为国内学界研究名墨之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因子。逻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以“名学”、“辩学”的名称翻译进来的，如严复1905年翻译英国逻辑学家弥尔（J.S.Mill）的《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时用的中文名字即是《穆勒名学》，1980年翻译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W.S.Jevons）的《逻辑入门》时用的汉译名称为《名学浅说》；王国维1908年翻译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用的汉译名字即是《辩学》，名学、辩学即是逻辑学的汉语意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术去印证西方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丰富的逻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辩者虽也有以‘正名’议论政治、讲习道德的风气，但是他们的重点还是放在纯逻辑的探究上。” 名辩之学亦成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代称。中国亦展开了以古代名辩之学为主的逻辑学研究，如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墨子之论理学》，开启了近代名辩逻辑研究之先河；1917年胡适用英文写成了《先秦名学史》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逻辑史专著；1919年章太炎写出了《原名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逻辑史专论。此后名辩逻辑研究逐渐风行起来，陈显文于1925年出版了《名学通论》；郭湛波1932年出版了《先秦辩学史》，为集中研究先秦逻辑史的专著；虞愚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名学》；伍非百也于1949年完成出版了他的《
中国古名家言》，用逻辑学来疏解古代名学，对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的研究有较大的开拓。特别有意思的是伍非百在阐释公孙龙子的《指物论》的时候，也用到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本篇意指谓天下之所谓物者，其本体不可径而知也。可得而知者，皆“指”而已。故曰“物莫非指”。然指非物也。指为“能指”，物为“所指”。所指虽藉能指而显，然能指究竟不是所指。故曰“而指非指”。上指字，谓能指，下指字，谓所指也。
据李先焜先生估测，伍非百生前不大可能读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但是其创造性的“能指”、“所指”却与索绪尔的signifiant与sigifie的中译相同，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两者的意义终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伍非百的解释对当代学者的启示却是巨大的 。
此外在当时出版的一些命名为“哲学史”的学术著作中对名辩逻辑也有一定的发掘。建国后名辩学说研究继续发展，如周云之的《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校诠、今译、剖析、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名辩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林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此期出版的诸多命名为“逻辑史”的著作对名辩逻辑也多有论述，如周文英的《
中国逻辑思想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周云之、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皆用了较大篇幅探析名辩逻辑问题。
名辩之学与逻辑学关系密切，而逻辑学与符号学也是紧密相连，如符号学家皮尔斯就认为“逻辑学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号学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 符号学家吉罗亦云：“逻辑学的目的在于确定可以在实体之间或在各体之间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并保证这些关系的真实。它表明在这些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编码。” 中国学者李先焜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先后撰文《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符号学与逻辑学》（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8期），剖析逻辑学、符号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逻辑学本身研究的对象就是一种符号。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在认为：“今天我们应该走出误区，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采用现代符号学理论，重新探讨和评价名辩学。20世纪新兴起的现代符号学理论比传统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更具概括性、更接近思维活动的自然。借助于符号学，我们可以对名辩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以期寻找出名辩学的学科体系及发展规律。……名学从其整体上说，主要是关于词项符号的理论；辩学史研究辩论学的学问。名辩学的许多问题，必须用符号学分析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