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所著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主要围绕希腊一个神秘邪教组织专门追踪并杀害姓名首字母与发生谋杀地点名字的首字母相同的人的主线展开。《名字》小说，在体现邪教、恐怖、语言崇拜等现象的同时，还表明了名与实的不符，身份与工作性质的不符，这实质是美国权力机构的操纵，是美国统治阶级通过知识权力与话语权在希腊的操纵企图实施专制，攫取自身利益，达到政治霸权、经济扩张、文化殖民的目的。美国的罪恶行为激起当地人的愤怒与反抗，最终导致流血事件发生。

《名字》由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四个部分组成，情节沿着邪教、情感与政治三条线索展开，开启了一段追踪、探访、辩决与救赎的旅程。故事主要线索，邪教组织通过姓名和地名的首字母的巧合，来决定谋杀目标。故事的另外一条线索，詹姆斯·埃克斯顿为了与分居的妻子凯瑟琳和好如初，移居希腊。故事的第三条线索，美国企图操纵希腊达到政治霸权、经济扩张、文化殖民。

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布雷德马斯在希腊库罗斯岛听闻，一个没有名字的邪教组织以特殊的方式在杀人。被害者往往是年老体弱的流浪汉，而且他们姓名的首字母正好与被害地点的地名相符。如第一个被害者的姓名为米开利·卡利亚姆比索斯，其被害地点名为米克罗·卡米尼。二者的名字均以字母M和K打头。被害人名字的首字母为什么必须和地名首字母相一致呢？好奇心驱使欧文对邪教组织展开追踪调查，不久詹姆斯与独立电影制片人弗兰克·沃德拉也加入了欧文的行列。最终，欧文在印度某地找到了名字杀人邪教的一个分支，与该分支头目进行了长谈，最后还亲眼目睹了邪教的杀人过程。

时代背景

工业化文明带来了种种危机，而对这种“文明”进行反思是美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在德里罗的笔下，人走向被异化的道路，人性被践踏，生存环境渐渐脱离自然，在有序的社会表象下掩盖着混乱的本质，人类为创造文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仍然动荡不安，阴谋、暴力、恐怖主义等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定生存。德里罗暗示着美国是所有阴谋的温床，这些阴谋是由每一个人都参与，是每个人共同承担的罪恶。随着技术、影像的迅速发展，传媒的全球化、市场化倾向加剧的同时，暴力行为也渐渐成为一种表演性的文化产业，实施者通过极端的方式来向观看者传达自身的诉求。

当代社会，电视屏幕上常放映出各种灾难镜头，这些灾难镜头并没有起到提醒人们各自命运的感染作用，而是被媒体用来引人关注、娱乐大众。随着灾难画面的不断复制，人们的感官在一次次的重复刺激后渐渐麻木，甚至是以娱乐、放松的角度来欣赏他人的灾难，从中得到乐趣。当死亡，成为了单纯为视觉刺激而存在的影像、电视剧以及电影中频繁出现的灾难镜头时，娱乐中的人，便失去了怜悯之心。 这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中一部分人，心灵被异化，他们作为“影像的消费者”，把“死亡”转化成了娱乐消费品。

个人背景

唐·德里罗出身地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就是一个聚集了大量意大利、非洲、拉丁美洲裔居民的贫民区，这里以高失业率与高犯罪率闻名美国。

在布朗克斯区的最北部亚瑟大道，那里聚集了大量意大利移民以及各种意大利风味餐馆，有着浓郁的意大利风情。尽管德里罗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德里罗有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尽管没有篮球、足球等运动器材，但他将报纸卷起来当足球踢，并且自己制定游戏规则，这给德里罗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想象空间。在《名字》作品中，有关于足球运动的描写以及关于秩序的排列组合，其写作灵感来源于少年时的游戏。德里罗在少年时代，接触了贫民区街道上被抛弃的流浪少年、犯罪少年等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的群体，这也是他作品中问题少年的模型来源。德里罗笔下的问题少年们由于缺乏家庭的温暖和社会的关注，他们叛逆、放纵，对无聊的生活感到厌倦无比。德里罗认为青少年日益突出的心理问题已成为社会发展危机之一。

德里罗凭借自身的努力，考入福特汉姆大学接受教育，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媒体人。作为弱势民族群体其中的杰出一员，德里罗的成长伴随着民族身份被歧视的困境之中，这使他对危机有一种敏锐的观察，且异于常人的忧患意识，在《名字》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拯救弱势民族、反对不公正待遇强烈的使命感。

1979年，作者移居希腊，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名字》。

詹姆斯·埃克斯顿

主人公詹姆斯·埃克斯顿是自由撰稿人和美国东北集团驻希腊公司的风险分析员。詹姆斯之所以同意到希腊工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能常常看到凯瑟琳和儿子。一次詹姆斯去小岛看望妻子时，听说一个没有名字的邪教组织将一位老人活活棒杀。

凯瑟琳

詹姆斯的妻子凯瑟琳在和丈夫分居后便带着九岁的儿子泰普从加拿大来到希腊库罗斯岛，在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布雷德马斯领导下进行考古发掘。

知识权力是另一种霸权形式

1、美国的政治霸权

美国以“政策更新”和“技术支持”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企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弱势国家来达到政治霸权目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发生政治危机，必然有美国人的出现，一次聊天，美国银行家大卫·凯勒对詹姆斯说“‘我’喜爱财政亏损的国家，对意大利没兴趣，伊朗和希腊就不同了，崩溃的生意，换句话说是个黑洞。”这段话表明了美国人对像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强势国家不感兴趣，因为无利可图。美国感兴趣的，是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弱势并有热点的国家，这就揭露了美国以各种冠名堂皇的“名字”掩盖其卑鄙而罪恶的勾当。

小说《名字》表明名与实的不符，身份与工作性质的不符，实质是美国权力机构的操纵。数字天才罗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成员之一，以商业身份为掩护游走世界各地搜集秘密情报，中情局便以此策划颠覆活动来统治弱国最终实现政治霸权，充分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相互蕴含。

在《岛屿》一章中，罗沙旅行时使用的是化名。他共有三种身份和相应的证件，在华盛顿外面的办公室装有邮件炸弹的设备与语言倒频器，总之有一套精密的防侵入设备。他是个生意人，主题是金钱、政治、武力。

德里罗的描述提醒读者，美国政府通过金钱、政治与武力三者建构组成权力运行方式来攫取全球利益，实施独裁垄断，最终达到政治霸权的目的。

2、美国的经济扩张

在《名字》小说中，表明了美国打着“经济援助”的口号在后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扩张与商业渗透，企图把后殖民地国家变为自己的经济附属国。

美国所谓的“经济援助”就是对希腊的经济剥削，“援助”二字仅是冠名堂皇的语言，美国的东北集团及雇员詹姆斯以损害希腊利益来为美国经济扩张作出了重大“贡献”，无疑表明了知识与权力是共生体。美国东北集团公司是美国政府经济扩张的核心力量，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就“繁荣”发展并与世界列强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其主要业务是兜售政治风险保险，与美国中情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詹姆斯是东北集团驻希腊公司的“风险分析员”，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和编撰机密调查报告，向美国海外公司出售政治风险。美国公司根据这些情报作出决定与策略，掌控希腊经济命脉，从而攫取丰厚利益。

就某种程度而言，东北集团成了美国政府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该小说第一章，有一段詹姆斯和妻子凯瑟琳的对话“投资里面有些秘密与犯罪的因素。这么想是否愚蠢？这是滥用未来。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用小字号开列股票价格的原因。”

使用小号字能掩饰股票真实价格并从中攫取利益，所以詹姆斯用犯罪一词形容自己的工作内容。

话语权对希腊的操控：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把话语定义为权力，在他看来，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同时也是手段，直接表征权力。在《名字》小说中，希腊人民的话语权掌控在美国人手里，为了本国眼前的利益，保持沉默和服从是唯一的选择。

话语权本身具有信息传播的潜在影响力，像美国这样的强势国家具有操纵舆论权力的能力。美国统治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传播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介来影响希腊人民，让其追随美国主流文化潮流，受其渲染，当地人忽略了本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1、美国的文化殖民

美国打着“交流”和“慈善”的幌子，向全世界宣传和销售其文化产品。美国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渐渐渗透后殖民地国家，在强势文化的渲染下，希腊的传统文化渐渐地被消失。如此一来，美国的优势文化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采取侵略弱势文化的手段来实施文化殖民，导致希腊的本土文化流失，话语权受控。

语言在信息媒介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书本、电视、杂志、电影等等都需要语言符号来表达，语言成为一种媒介，能保持权力等级结构，同时也能够建构真理、秩序和现实。

《名字》是一本关于语言的小说，更是一本关于语言掩饰了权力的书。

2、大众媒介的传播

在信息时代，话语权力滥用和操纵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话语权力操控不但损害某国利益而且威胁着社会稳定。大众媒介是美国文化殖民的有利工具，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媒介渠道的大肆渲染，美国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地输送给希腊人民，其主权文化受到削弱。

德里罗认为，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原有的真实的东西丧失，高新科技使新闻、图片比以往传播更快，覆盖率更广泛，媒体的快速发展不但对全球政治、希腊政府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岛屿》一章中，有一段描述了凯瑟琳父亲的经历：多数时间他的愤怒来自电视，这么多的暴力、犯罪、政府的欺诈，六点钟，十点钟的新闻，他坐在那里收集新闻，电视机是一台制造愤怒的机器，使他变成一种巨大的炎症与溃疡。

不言而喻，政府的欺诈及一台制造愤怒的机器，这表明了美国的高端技术，一大众传媒为愚弄手段，将把本国的国民变成患者，同时用舆论辐射伤害希腊人民。美国的现代媒介，在某种程度让自己国民及希腊人民极度沉迷，甚至陷入精神分裂，忘去了真实的东西，扭曲了美国的自我文化价值。

权力抵制：

在《名字》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希腊民主主义者埃里亚兹和他的同胞，采取反抗行动导致枪杀事件发生。希腊人民的自尊一旦严重受到伤害，压迫程度达到极限，他们就会策划如暗杀、绑架等一系列恐怖活动。这种恐怖活动与其说是针对某个个人，不如说是针对美国权力机构。

《名字》小说，描述了几件反抗美国霸权的暴力事件，如美国大使馆受到冲击，美国技术人员遭遇谋杀，驻希腊的美国人内心深处担惊受怕，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罪恶性质，说不定哪天死亡就降临到自己头上，希腊民主分子必定不断策划反抗谋杀事件。

詹姆斯的朋友查理·麦特兰说“这就像是神圣的帝国。‘我们’在融资建些东西，石油，伙计，大油田。机遇，冒险，落日，灰头土脸地死掉。”

帝国就是指美国，他们涉及中东石油和大油田暗喻美国人随时会遇到像机遇、冒险、落日、灰头土脸地死掉的悲惨景象。希腊民主组织策划的枪杀事件，不是瞄准某个个体而是美国政府，美国统治阶级无视希腊人民的存在最终必将遭受反抗和报应。《名字》小说，是一本探讨了知识权力与话语权力如何操纵希腊政府与给希腊人民带来伤害以及最终激起反抗的小说，名与实的不符，身份与工作性质的不符象征着美国的霸权主义。

任何强国打着“维护安全”、“经济援助”和“政策更新”的口号去实施政治霸权、经济扩张与文化殖民，无视弱国人民的存在与自尊都会遭遇反抗并导致流血恐怖事件发生。这种利用知识权力体系来进行欺诈、操控和剥夺的运行机制讽喻了美国的后现代权力关系。事实上，美国的“9·11事件”就是美国权力走向死亡的象征。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显著标志之一常常与戏仿、解构、怀疑主义等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表达一种后现代文学所特有的消极颓废的意义。然而德里罗在小说《名字》中则是怀着一种崇敬之情对语言的联结模式和抽象结构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解剖。因为作者在小说中指出“语言是最深刻的存在”，所以这样的存在值得人们对它进行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德里罗在小说《名字》中制造了各种文字游戏。作者的意图仅仅是为了让读者参与一种文字的游戏中，让读者感受一种纯语言的抽象的结构与模式而已。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词语如模式、形式及结构可以理解为纯粹的语言层面的术语，而与表面的情节、人物及主题并无关联。《名字》小说，可以看作是作者在语言的结构体系内进行的实验性的探索。

《名字》文本中，有很多文字的巧合、重叠和联结。例如，在詹姆斯去雅典卫城的旅行中，他提到“一位妇女停下来系凉鞋。”他可能指身边的一个穿凉鞋的游客，也或许说的是雅典卫城博物馆里那座胜利女神雕像也穿着凉鞋。而这又让读者联想，那个在该小说临近结尾处刺杀银行家大卫·凯勒的刺客也穿着凉鞋。刺客、游客和胜利女神——这些词语毫无逻辑关联，是语言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作者都用“穿着凉鞋”来描述他们。

这就不难理解，詹姆斯为什么会把“塑料凉鞋”和“公开斩首”这样的事物并置，因为该小说中描述的很多的事物仅仅是语言形式上有关联的，而并非存在逻辑因果关系。

作者给《名字》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时也使用了文字游戏。如黛尔的名字英语为Del，这与作者德里罗的名字DeLillo的前三个字母相同。詹姆斯的朋友阿南德·代斯被分配到一个叫做代斯岛的地方去工作，查理·麦特兰工作的银行名也叫麦特兰。詹姆斯的妻子凯瑟琳发明了一种她称之为“奥波”——OB语的秘密语言，而凯瑟琳的上司欧文·布拉德马斯姓名的首字母也是OB。这些名字上的巧合和重叠，在读者读完全书之后，不容易发现这些命名的重叠所构成意义上的关联性。黛尔并没有成为德里罗的代言人；代斯岛仅仅是代斯工作的地点而已；麦特兰银行的拥有者并不是查理·麦特兰；“奥波”语与欧文姓名的首字母的巧合并没有改变凯瑟琳对欧文的看法。

显然，读者很难用逻辑或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些名字的巧合和重叠，也无法猜透作者这样命名的真正意图。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物及事物不过是作者所虚构和杜撰出来的，不过是作者设计的另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语言游戏毕竟不同于普通的受传统规则支配的游戏，其区别就在于语言游戏有时是产生意义的。在《文字》小说中，作者使用的“双关语”的妙处，有时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例如，欧文在谈到美国大规模杀人的杀手时说他们“从阁楼的屋子——attic room里面，朝外射击”。从表面上看，欧文是在极力把美国式杀人与邪教杀人区分开来，以撇清他自己作为美国人与邪教毫无关系的局外人的身份。但阁楼attic一词却耐人寻味，因为Attic，还有“雅典的意思（与希腊自然地联想在一起了）。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从阁楼的屋子里射击的美国杀手，就与希腊的邪教杀手等同起来，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泯灭人性的杀戮行为。或许欧文这样的措辞，也表明他下意识地承认了，他狂热地追踪邪教组织并亲历了谋杀过程，而欧文自己未加阻止的做法，已使他自己成为了邪教杀人的帮凶。

《名字》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在表现邪教、谋杀、政治等外在现象的同时，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了人类语言的规定性，语言与秩序的关系以及作为抽象结构的语言对人性的影响和现实的建构等问题。德里罗在《文字》小说中表达出的对语言的认识和语言哲学中“语言，是具有行为能力的”及“读者在语言中用语词玩游戏”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字》是一部关于语言的书，一部语篇意义上的实验之作，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叙事话语

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他擅长运用后现代的叙述手法来构建文本，叙事话语充满了各种感官功能的词汇，同时又利用电影脚本的写法，使得小说充满跳跃感，对于死亡叙事的构建非常有利。

在《名字》小说中，风险分析员詹姆斯被派往希腊工作，但是实际身份是间谍的詹姆斯发现一宗奇怪的谋杀案。被杀的人的名字的首字母和谋杀案发生地城市的首字母一样，而且同为美国人。于是詹姆斯陷入焦虑当中。在该小说中，德里罗运用语义场来构建文本，主要是“同化”和“感觉”两个方面。《名字》小说中谋杀者只知道是一个叫做“名字”的狂热宗教教派，但具体是谁无人知晓。人物形象不确定，叙述的模糊和间断为小说抹上神秘的侦探小说一般的色彩。另外，该小说对于“感觉”的叙述另辟蹊径，在詹姆斯得知谋杀案的接连发生之后，陷入恐惧和忧虑，但是小说中并未直接描述其面对死亡时的内心活动，而是通过他的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想法，以及横插入文本的文字碎片来让读者自己拼凑詹姆斯的感受。只字不提对于死亡的恐惧，但是死亡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名字》对美国现实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全球叙事背景。

——石康（中国作家）

《名字》文本，运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探讨了语言的深刻哲理，以及语言掩盖下的暴力倾向。

——李公昭（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年出生于纽约市意大利移民聚集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之后，他到福特汉姆大学学习文学、哲学、神学和历史学，为写作积 累了广博的知识，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开阔的视野。1958年，唐·德里罗开始文学写作。

代表作品有：《名字》（1982）、《白噪音》（1985）、《天秤星座》（1988）、《地下世界》（1997）、《大都会》（2003）、《欧米伽点》（2010）、《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