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效应（The after effects），就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在顾及一般产业发展的同时，针对自身特点，紧跟产业发展的最新方向，努力做到在创新科技的某几个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逐步产业化、市场化，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由人为推动发展向自发的、主动的、敏锐的内在推动发展形态转变。

世界工业化过程有先后顺序。英国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随后步入工业化轨道的国家成为追赶者；从经济发展速度分析，追赶者往往超过早期工业化国家。德国追赶英国、工业化速度超过英国。美国追赶英、德，工业化速度超过英、德。日本是晚近的追赶者，速度又超过美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后发效应的又一实例。

后发效应主要由下列三个方面促成：

第一，引进知识、技术、人才和资金后起工业化国家可以从早期工业化国家引进积累的“知识宝库”，最新的技术、最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节省摸索时间。

第二，劳动力和资源的相对优势晚起步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较低，资源没有充分开发。

第三，百业俱兴，轻装前进晚起步国家样样工业都在蓬勃发展，而且没有陈旧设备的负担。

中部崛起需要放大“后发效应”

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激情推进中，能否重视前几个区域战略进程中的反思，放大“后发效应”，是中部能否崛起的关键，也是全国上下对这一“轮”发展战略的期许。

中央研究促进中部崛起的会议，再次引爆中部六省的激情。这几天，人们听到中部地方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了。”

确实，从沿海地区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至去年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27年间，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局部重点走向全局，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周边地带走向腹心，从沿海走向内地，完成了一个轮回。

“轮到”，既反映了中部地区渴望获得重大机遇的急迫之情，同时，也道出难度。不仅在于中部可能无法享受具有特殊性、引爆性的政策，而且，还得面临更大难题：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最主要的特征，是与全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即“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最强的一致性，最为典型和集中了“三农”问题，这就意味着，中部的崛起可能很难找到“抓手”和“牛鼻子”，它一开始就必须着眼于解决综合性、系统性的问题。

不过，后发也有后发的效应。前几个区域发展战略中，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各方对区域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特别是对于那些弯路与反思，完全可以令中部地区“踩着梯子上楼”。

今天的中部崛起情形与20年前的沿海地区很有些相似：面临着大开发、大开放的机遇。那时“惟我独放”的沿海开放地区，曾有过招商引资上急躁的“捡到篮里都是菜”，给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埋下伏笔，那么，现在“塌陷”的中部心情会不会更急躁？会不会在更加激烈的项目、资金争夺战中出现某些“失守”？而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拱起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否能给中部一个启发：中部在打造省域经济增长极的同时，可否通过市场的力量，加快区域产业分工与市场、资源要素的一体化，顺应城市群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各界也曾寄望，西部地区必定迎来投资高潮。几年过去，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但”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不仅未实现，反有扩大之势。有调查数据表明：在1998年至2002年4年间，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均有下降。

这无疑也是一个提示：我们是不是高估了廉价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源禀赋在吸引资金与项目上的作用？对产业转移带来的实际效果太过乐观？产业低度化是中部发展滞后于东部的主要原因，产业转移本身也势不可违，但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能不能“反梯度”一下，以培育壮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

业为突破口，实现跨越式发展呢？

中部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打上较深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传统产业强大。很多人反思认为，东北地区的权力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间不匹配，造成现在当地热衷“项目挂帅”。“抓项目”与过去的“跑项目”本质上一脉相承，更严重的是，由于市场失灵，项目更多是依靠官员抓而不是企业做主，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从而产生了腐败这一“新东北现象”。现在，中部要求比照东北政策的呼声很高，那么，中部地区在崛起的过程中，怎样去规避“新东北现象”呢？

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激情推进中，能否重视前几个区域战略进程中的反思，放大“后发效应”，是中部能否崛起的关键，也是全国上下对这一“轮”发展战略的期许。

浙江“后发效应”显现

“北接上海，东引台资”

近年来，浙江因地制宜的“北接上海，东引台资”的沿海战略，使宁波迅速成为长三角地区台商投资的另一重点地区。再加上最近几年的产业和海运地位猛涨，对已经或即将到宁波落脚的台湾产业界来说，这是进入大陆市场的另一个可以积极培养的口岸。

据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盛九元介绍，目前除制造业外，台商已开始进入宁波第三产业。仅2004年上半年，宁波市就新批台资房地产、高星级酒店项目7项，总投资1．06亿美元，合同台资5558万美元，当年6-9月，又有36家台商落户宁波，总投资近4亿美元。至2004年6月，宁波市的台资项目数、总投资额已经分别占浙江省的33．4%和48．8%。

同时，台商对浙江的投资还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并逐步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类项目已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浙江省的台商投资大多以食品饮料、塑胶制品、纺织成衣等劳力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目前，浙江的台商投资产业层次比粤、苏、沪地区依然偏低，但伴随着长三角台商投资布局的发展变化，电子信息产业和精密机械正成为浙江省台商投资的新领域。”盛九元介绍，仅宁波市2004年上半年台商投资的电子信息项目就达30个，合同台资2．7亿美元。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项目、总投资、合同台资分别占到该市台资总数的37%、34%和46%。

除了宁波之外，杭州、绍兴、嘉兴、湖州等市也都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区域。目前，上述五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数和合同利用台资额分别占全省的76.3%和86.4%。

中国信用卡市场须发挥后发效应

首张中外合作信用卡终于诞生，国内信用卡市场由睡眠状态走向活跃。随着国内人均收入的增势，经济发展及增长渐由内需带动，及居民外出旅游的增加，对信用卡的需求已明显增加，可见信用卡市场潜力巨大、前景乐观。根据国际经验，国外信用卡市场都经过萌芽、成长、成熟几个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战主要在成熟期展开。虽然国内信用卡市场刚刚萌芽，但为抢占加入WTO以来信用卡市场发展的制高点，创造竞争优势，全面的信用卡市场大战已经开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引进花旗银行的管理和技术的首张中外合作双币种信用卡快将发行。截至2003年3月，已发信用卡的银行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银行、招商银行及中信实业银行。

据Visa国际组织公布的2003年第三季度业务统计结果显示，Visa国际卡在国内的发行量达到108万张，比2002年9月底增长了1倍多。其中，双币种信用卡发展迅速，总数已达50多万张，比2002年同期增长8倍。第三季的总交易金额更高达3.81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1.44倍。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国内10大城市已有7个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人口超过5000万人。其中，上海、苏州及广州、深圳更分别高达4000-5000美元以上。根据各城市的发展趋势，2003年人均GDP达3000美元的城市将增至9个，人口将增至7000万人。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达3000美元即处于世界中等收入水准时，居民消费质量将相对较高，对信用卡需求日趋强烈的客户规模已经形成。在同业加大信用卡品牌的经营力度、外资银行又兵临城下的市场格局下，如果不发挥后发优势尽快发卡，不仅现有成熟的客户将大量申办它行卡，甚至连现有的客户也将大量流失成为他行客户。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及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推动下，北京及上海都分别出台了支持银行卡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此举将更迅速推动该市及周边城市的信用卡市场发展。故，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已摩拳擦掌争相逐鹿竞争剧烈的信用卡市场。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6月，全国100个城市的联网ATM取款机有5.3万台，联网POS机有30万台，方便了持卡人的异地、跨行取款和消费。银联正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等地推动ATM跨行转账、网际网络跨行转账业务，将方便持卡人通过它行帐户转账偿还欠款。

中国消费信贷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商业银行率先在部分大中城市开办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准、市场体制以及消费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消费信贷发展缓慢，到1997年底，全国消费信贷规模才只有172亿元人民币。1998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信贷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不仅总量迅速上升，品种也日益增多。截至2002年末，消费信贷余额为10684亿元人民币，比1997年末增加了10512亿元人民币，增长了62倍；消费信贷占各项贷款的比例由不足0.23%上升到8%。

据Visa国际组织公布的2003年第三季度业务统计结果显示，Visa国际组织委托第三方调研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城市对信用卡及其它金融产品的拥有和使用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双币种循环信用卡市场蕴含着巨大商机和潜力，信用卡的用途主要是被用于餐饮和娱乐消费，以及在大型商场和超市购物。信用卡持卡人主要是中青年的职业人士，他们的个人和家庭收入都高于平均水准。调研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国内消费者已经开始接受信用卡消费概念，并且对拥有信用卡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在现代生活中持有信用卡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妨碍国内信用卡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有：

一、 手续费过高，商店为了少交税费，要求客户尽可能支付现金，这样他们既可以不开单又省了向银行支付手续费。虽然人民银行对手续费有了规定，按行业别分为销售额的1%-4%不等，这不但没有像国外的统一标准、费率还比国外高很多。而且各城市的银行卡协会都以此规定为参照按本地的情况制订收费标准，有时还比规定要高，造成商店不愿收、客户不愿用。

二、大多数商家都不愿花钱安装信用卡系统，并向银行支付费用，银行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说服商家接受信用卡系统。

三、 南方地区的信用卡在北方还不能畅通无阻，中小城市的信用卡接受程度并不高。

四、 国内许多银行都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贷款负担，如果再碰上信用卡债务拖欠，将叫苦不迭。据人民银行的有关人士透露，虽然目前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因恶意透支而给银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亿人民币以上。

五、银行等发卡机构在审核申请、发卡过程中常常存在着松散态度及不恰当行为。在信用卡大战中、在市场推广的压力下，银行也放松了发卡审查制度，发卡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漏洞。加上国内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这种发卡程序将带来巨大的风险，如韩国LG信用卡公司爆发信用卡危机就是最好的引证。

六、目前国内的信用卡系统网络公司只有银联一家，在寡头垄断下市场不但缺乏应有的竞争环境，对刚起步的中国信用卡市场亦绝非好事。

关注上海房价的“后发效应”

“越不起眼的地方潜力越大”

在上海，判断一个地段的房价增长潜力有一个很简便的标准，那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潜力越大”，而且每次都有明显的征兆。

世界经济学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名词是“后发效应”，指的是落后国由于比先进国更容易直接应用最先进的技术，而不为陈旧技术所羁绊，以致反而能取得某一领域的优势，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会逐步演化为经济优势和综合国力，最后整体超越先进国。如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半导体，90年代芬兰的通信业等。

在上海房地产业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区域楼市已几度体现“后发效应”。细细算来，在90年代初期刚开始有房地产的时候，开发重点集中在黄浦和静安这些最成熟的地区。接下来是古北和虹桥路一带，古北新区第一批的钻石公寓等几幢多层，在1993年时每套不过二十多万，而两年之内迅速翻番，估计这是上海有史以来上涨最快的纪录。到1995、1996年时，最兴旺的莫过于打浦桥和徐家汇地区，还有地铁沿线的闵行楼盘。到1998年的时候，楼市惨淡，但是浦东陆家嘴地区逆势而行，已筑起五千以上的高位。而2000年开始，一直被视为“下只角”的上海的北区开始启动，闸北和杨浦五角场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了楼市亮点；与此同时，浦东“遥远”的金桥和世纪公园地区的房价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保持上涨的势头。

“各区辈有新盘出，各领风骚一两年”

上海的房价在各区之间呈现一种交替上升的态势。领先者完全有可能被后来者超越。究其原因，这与区级政府在基础建设投资中占主导地位有莫大关系。目前，区级政府主导了对土地的投资，各个区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一种竞争状态。各区又深知投资→回收→再投资这种良性循环的好处。这样往往会先找了一个容易突破的地区，加大土地投资，吸引开发商，做热楼市。相对来说，开发越晚的区，越差的区，房价越低，动迁等基建成本也低，就越容易改造，这相当于落后国家易应用最新技术。同样，市中心或已涨过一轮的地区由于改造成本太大，也就以有作为。这就是上海楼市的“后发效应”。

上升幅度最大区域满足三个条件

根据“后发效应”的观点，上海在今后上升空间最大的区域需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动迁成本低；二是有重大的市政题材；三是要有足够量的房产开发空间。如此一来，土地出让金和房产营业税才足以兑现政府对土地的投资，这种区域往往集中在大片农田、荒地，或是成片危棚简屋，或有大量工厂的地带。这样一来，上海接下来升幅最大的地区在哪里就显而易见了。

在3年内：目前房价较低的浦东上南凌兆地区，由于世博会、卢浦大桥等利好，正处于相对于浦东其他区域的上升阶段。卢湾太平桥以东和以南地区，新天地和人工湖会使这里成为上海顶级住宅区。有后劲的还有虹口区的四川北路、多伦路一线。

3-5年内：虹口、杨浦的沿江地带。在整个黄浦江沿岸开发中，这个沿江地带与其他地区比较而言，无论从开发成本，发展空间还是景观上都有胜算。

5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辐射交通网初成规模，近郊的一城九镇将成为上海人置业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