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文化是发源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的一种中国传统祭祀文化，2006年成功申报山西省级文化遗产，现存后土祠的扫地坛是这一文化历史遗迹的珍贵证物。

作为一种传统民俗，后土祭祀活动历史悠久，内涵厚重。据《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载：“轩辕氏祀地祗扫地为坛于脽上”，后土明代碑记载： “轩辕扫地之处”；都充分说明万荣县汾阴脽上的“扫地坛”在历史上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祭祀场地，中华民族的祭祀活动就从这儿开始。

“扫地坛”位于山西省万荣县汾河交汇处的汾阴脽上，由于黄河泛滥，原址已被淹没。现存后土祠的扫地坛，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移建之物，设在秋风楼下。坛高3.65米，长16.35米，宽17.35米。坛门正面的上方，锈有“扫地坛”砖雕匾额一块，成为这一重要之文化历史遗迹的珍贵证物，身旁的明代碑记：“轩辕扫地之处”更加说明了“扫地坛”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祭祀后土活动的重要意义。

祭祀活动源于先民氏族和部落崇拜，对于后土的祭祀，从黄帝将汾阴确定为祭祀后土的场所后，尧舜之际，就有八大官员专管在扫地坛祭祀后土。夏商周帝王每年到扫地坛举行一次祭祀后土的仪式，从汉武帝刘彻文鼎四年巡幸汾阴，亲祭后土，直到明成祖棣永乐十九年在北京建“社稷坛”取代汾阴后土祠和“扫地坛”期间，共有历朝皇帝二十四次亲登扫地坛祭祀后土。在改革开放侯的二00三年，全球华人汇聚万荣后土祠，登上扫地坛，公祭后土圣母，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华人代表怀着寻根祭祖的心情，与国家、省、市县有关领导及数万名群众参加了隆重的祭祀活动。后土祠的祭祀活动的规模、档次、祭品、祭礼从古到今都是具有最高档次的。这种古老的祭祀文化是我们优秀文化的核心，是应该进行发掘、抢救、保护和开发的。

后土祠是中华名族最早的发祥地，开发和保护后土祠扫地坛上的祭祀活动，可以大大增加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对于祖国的统一和台湾回归，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现台湾地区共有后土母庙300多家）通过祭祀活动，我们要团结全世界华人和炎黄子孙来弘扬中华民族的根族文化和土地文化，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使我国永远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请各级领导审查研究，批准后土文化（祭祀活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加以抢救和开发。后土文化既是最古老的文化，又是最新生的文化，它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熠然莅世，所带给我们和我们这个民族与这个时代的，必然是一种荣耀和福祉。我们一定要满怀热情与责任地对之加以发掘、建构、升华和弘扬，使其丰富的历史潜质闪射出耀眼的时代光彩。

后土文化在其最初的形成过程中就极具震撼人心的物质性质和经济行为，从改造和重塑大自然的惊人之举中，强烈地显示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驭制作用与创造功能。《淮南子·览冥训》有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这段话虽然不无神话色彩，但我们仍可以将其看成是对真实状况的夸张描写。女娲者，后土也。她刚一莅世，就以炼五彩石补苍天的壮举而深为世人所崇拜和景仰。在女娲的身上，寄托了人们征服自然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民以食为天”，是一个至为朴素的真理，“土能生万物”，又是一个至为朴素的真理。“土”与“食”便由此而形成了因果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黄帝祀后土到历代帝王祀后土，再到百姓万民祀后土这种文化演进，并不仅仅是一种为满足精神和心理冀求的圣举，而更重要和更实际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对土地的崇拜和期待，对丰收的企盼与渴望。显然，这种对后土的祭祀与对神祇的奉祀是大不相同的，主要的不同之点就在于赋予了这种祭祀以鲜明的经济含义和物质要求。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就深刻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充分肯定了土地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物质生产率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构建中，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他特别引证了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说，这是一语中的，道破了后土祭祀和后土文化的本意与核心。从女娲补天到娘娘送子，其实质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证明着和强化着“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一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后土文化不仅底蕴极其深厚，而且潜质十分丰富；不仅闪耀精神光彩，而且涵负经济效能；不仅首开根祖之源，而且展布未来之景；不仅擎立华夏之脊，而且铸寓民族之魂，并必须因此而永葆生机勃勃的活力，永盈瑞气盎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