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后者(即后现代道德)进行研究的话，应该把目标定在对生活于后现代的人们所面对和努力去解决的道德问题进行一下可能的、全面的盘点。这些问题不但包括过去已经完全疗治好而现在又以新形式出现的旧问题，也包括过去时代的人们不知道或没有引起注意的新问题。两种类型的问题都不少。我们时代的“道德议程”充满了过去时代的伦理学家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的题目，因为它们没有被清楚地表达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只提及一下在夫妻关系、性别和家庭交往的现代困境中出现的多元的道德观就足够了，这些观念因为它们习惯上的弱决定性、灵活性、易变性和软弱性而臭名昭著。在多种多样的传统中，一些消失了，另外一些得到复兴和重新发现后，为忠诚性和指导个人行动的权威性而相互竞争着。尽管建立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价值和观念的等级制度是没有希望的，但这种竞争将使人们从必须作出选择的令人烦恼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在另一方面，即在
全球化语境的当代生活中，有的学者可能论及闻所未闻的、确确实实的灾难性的危险，这些危险来源于部分和局部目标的相互交叉，它们不能被事先预测，即使行为以其被组织好的方式被安排时，这些危险也进入不了我们的视界。
在我的研究中，这样的问题确实一次又一次地呈现，但是它们仅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和后现代的伦理思想继续发展着。这些问题被视为明确的后现代道德观形成的经验背景?从这种后现代伦理观的角度进行思考时，这些问题呈现的形式及其被赋予的重要性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旨是后现代视角本身：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当现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毁誉、自我拆除的阶段时(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性”就意味着掌握和转移)，很多以前的伦理学理论(但不是现代的道德关怀)所遵循的路径，开始看上去像一条盲目的小径，同时，对道德现象进行激进、新颖理解的可能性之门被开启了。
对后现代作品和当前关于现代性的作品熟悉的任何读者都会注意到，关于伦理学上后现代“革命”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决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现在的一些
学者经常把对“伦理学之死”、伦理学的美学替代物和伦理学的最终解放等的颂扬与道德的后现代途径联系起来。伦理学本身被诽谤或嘲弄为一种典型的、现在已被打碎的、注定要成为历史垃圾的现代束缚，这种束缚曾经被认为是必需的，而现在被明确地认为是多余的，也可以表达为另外_二个错误的观念，即：后现代的人们没有它也能生活得很好。如果有人需要一个对“后现代伦理革命”进行如此解释的例子，他可以在吉里斯·里坡维特斯基最近出版的专著《责任的黄昏》(伽里玛出版社，1992)中找到。作为一名卓越的“后现代解放”的吟游诗人，《空虚时代》和《短命帝国》的作者，里坡导言现代和后现代透视下的道德维特斯基认为，我们已经最终进入了后义务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行为已经从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中解脱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自我牺牲的观念已经非法化了；没有人被激励或者愿意使自己达到道德的最高目标，并去守护这种道德价值观；政治家为乌托邦付出了代价，原来的理想主义者变得务实了。我们最普遍的口号就是：“不可越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仅仅被对宽容的需求所限制(当宽容与自我赞扬的和毫不犹豫的个人主义相结合时，可能仅仅表现为冷漠)。“后义务”的时代仅仅承认一种发育最不完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根据里坡维特斯基的观点，这是一种全新的情形，他劝告我们应去欢迎它的到来，并且对随之而来的自由应感到欣喜。
里坡维特斯基犯了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相似的错误，即把研究的主题表述为研究的方法；把应当被解释的东西用来解释其他东西。描述普遍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要作出道德上的陈述：这两个程序在后现代正如它们在后现代以前一贯有差异的那样是不同的。如果里坡维特斯基的描述是正确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从道德困扰中解脱出来的社会生活，抽象的“是”不再为“应该”所引导，社会交往已经从义务和责任中脱离出来，那么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道德规则如何从作为放置于社会自我复制的奋斗的武器库中退役的。如果社会学家恰好属于社会思想中的批判潮流，他们的任务也．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他们将拒绝接受“存在即合理”的观念，也不会认为人类所做的仅仅是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或者是他们叙述自己所做过的。